昔者，齐伐鲁，孔子忧之，谓门弟子曰：「鲁，父母之国也。今危如此，二三子何为莫出」？于是子贡往见田常而说之曰：「臣闻忧在内者攻彊，忧在外者攻弱，今君忧在内，而鲁弱不可攻也，则不如攻吴」。于是子贡南说吴使伐齐，东说越使伐吴，北说晋使承吴之敝。故子贡一出，号为安鲁、乱齐、破吴、强晋而霸越。呜呼，不亦甚哉！此亦周末战争贪利之人耳，而谓子贡为之乎？且夫却齐以存鲁，于鲁则幸矣，于彼四国则败矣。不惟如是，又使其身蒙恶于田常，如与之篡焉。不惟如是，又使圣人被不知人之讥，如与之谋焉。虽然，齐伐鲁之事不能无也，子贡说田常不能无也。虽然，子贡之言则谓何哉？子贡必将谓田常曰：「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，大臣害君也。今君上不见信于君，下又见壅于大臣。外为高、鲍将兵伐鲁，君伐而胜，则高、鲍之谋也，伐而不胜，则高、鲍将正君之罪。上者不见信于君，下又壅于大臣，外与诸侯与国为仇，君之位若朝露，可翘足而亡矣。夫鲁，千乘之国也，未可量也。君不如按兵勿伐，以销高、鲍之谋。外自树党，下以妪拊百姓，使不践战死之患，全而归之。夫百姓全而归，戴君如父母。鲁喜于不伐，亲君如师友。销高、鲍之谋，则未有以间君也。君乃释此三利，而必践万危之涂，开大臣之意，身与之为市，不亦惑乎」？如此，庶乎子贡之意矣，犹恐非也。今乃饰纵横之诈，挟反覆之辩，亲指之圣贤之间，学者信而不论，论者昏而不谕，毋乃已谬哉！虽然，是传闻者也，疑似者也。古之为书，之二者多有之。其始也出乎信，而今也成乎伪。吾请言之。传曰：「彭祖最寿，八百馀岁」。敢问彭祖非人也耶？则岂独八百岁而已哉？是人也，何以独得乎此？固难通也。虽然，为有是端，仲尼曰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」。吾以此推之，所谓老彭者，古述作士也。上采五帝，下及五伯，上下八百岁之间，譬若《春秋》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，太史公述历黄帝以来三千馀岁也，非仲尼与鲁隐并生，太史与黄帝俱壮，其书则然也。此传闻不考实者也。舍彭祖无传闻者乎？曰有。传曰：「徐偃王有筋而无骨」。夫徐偃王，徐国之君也。主祭祀，奉朝聘，交邻国，接百官，古者人君无所不亲，则偃王何以能自力哉？古者有天疾者不入宗庙，有人疾者不入宗庙，则偃王何以能入即位哉？语曰：「偃王好为仁义而不修武备以亡其国」。吾以此推之，文德柔，柔者筋象也，武备刚，刚者骨象也。故贵文而废武，亦不可以存国，犹有筋而无骨，而不可以为人也。此出于议论比兴者也，而不审则疑矣。舍徐偃王无疑者乎？曰有。传曰：「鲁阳公与韩战，怒而挥戈，日退三舍」。夫天至高也，日至远也，鲁阳以七尺之躯，丈二之戈，气不足以盈谷，力不足以破山，愤而指麾，日为之却，则岂独日哉，盖天亦随之。此不可以诳婴儿终日，又况天下乎？古者，兵法三十里一舍，吾以此推之，鲁阳者，战而败绩，一日之中而北三舍尔。世人不知，则以谓日退三舍矣。此传闻而讹者也。舍鲁阳无疑者乎？曰有。传曰：「黄帝与蚩尤战于版泉之野，帅熊、罴、狼、豹、貔、虎为前驱，雕、鹖、鹰、鹯为旗帜」。夫黄帝之人民，犹今之人民，黄帝之郡国，犹今之郡国。黄帝何以能独任异类与之成功哉？言黄帝之士卒如熊虎，言黄帝之旗帜载鹰隼，则可已。岂独黄帝有是哉，《书》曰：「如虎如貔」。《诗》曰：「织文鸟章」。此亦闻而不察者也。舍黄帝无闻而不察者乎？曰有。传曰：「文王四乳」。所谓文王者，其仁义忠信，圣人之姿尔，恶得形状之异乎？必形状异然后为圣人，则孟子又乌得云「尧舜与人同」乎？《语》曰：「周有八士：迫达、迫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騧」。此八人者，同母而四乳。吾以此推之，所谓四乳者，亦犹是四乳之谓也。此固美之过实之言也。舍文王无过实者乎？曰有。传曰：「伊尹生于空桑」。夫人之不生于木，犹木之不生于人也。伊尹独为绝类离伦，无所受其气，若蜉蝣醯鸡之出于物也？《礼》曰：「空桑之琴瑟」。斲琴瑟，莫宜于空桑之木。地名。吾以此推之，伊尹之生于空桑，犹文王之生于西戎也，何怪之有哉？此固好奇而不经者也。故曰言远而伪，道散而惑。三皇之事，万不存一；五帝之事，千不存一；王伯之事，百不存一。非笃学而心知其道者，岂足胜论哉？昔者宰我问于孔子曰：「黄帝三百年，信乎」？孔子曰：「黄帝在位百年，崩而民哀之百年，用其教又百年，此其所以三百年也」。楚子问于观射父曰：「《书》曰：『乃命重黎，绝地天通』。使无重黎，民其登天矣」。观射父曰：「不然。昔者高辛使南正重司天，北正黎司地，天地之道序，而人神不相杂，乃所谓绝也。民不能登天也」。呜呼，吾安得夫孔子、观射父而听之哉？

本部昨承指挥，令诸州军以远近每月每季随官资四选各具阙状一本申部，其诸属官未有取索阙。乞令逐路依绍兴二年已得指挥施行。

莆之耆旧，彬彬可录，至是凋残，为可吊也已。春正月，巴陵郡守方公卒。公讳扩，字端立，于莆为望姓。长官有子六人，公为适出，工部直下孙也。曾祖讳谨微，赠吏部侍郎；祖讳革，终然晦处；父讳希叔，累赠右朝散大夫；母宜人黄氏。大夫公通三经字说，为时辈所敬，从之游多显者。有二子，长曰柔立，负隽才。公早岁以父兄为师友，不去户庭，而所学有根株。绍兴二年擢进士第，授南雄州保昌县慰。南雄于汀、赣为接连，人多梗悍，一岁不熟，即去而为盗。公尝一至贼壕，遇莫夜不即入，有来觇者，公方熟寐，迟明乃发栅，是不过一二言而决耳。左司谏韩公璜、尚书郎林公说持节南海，屹然不可犯，独于公交口荐之。循从政郎，差建宁府建安县丞。用荐者改宣教郎，知福州闽县；转奉议郎，知温州平阳县；转承议郎，赐五品服。公之为邑如治家舍，竟日坐庭中，听民讼如对家人可不之辞，故昏田节目，随意可见，鞭杖无所用。时州郡苛急，夏税输一绢率至万钱。公以为赋调倍蓰也，宁忤上官，此必不可。及侍郎张公九成、尚书王公大宝相继来永嘉，而公之说为胜。时有健讼者辞连州县，部使者来覆验，反以平阳、丽水有善状，同白之朝，有旨增秩。满后且优擢之，特授朝奉郎，通判临安军府事，累迁朝奉大夫。都辇治中往往多为丞郎，公唯求外补，遂得知岳州。前时兵兴，学馆多阙，士子至流寓他州，荐送旧籍，从而减削，公为之增复其数。沿江表里，巴陵为重地，公尝条利害凡十三事，以内治为急，而后攻守之技可以次第施行之。转朝散大夫。天子受内禅，覃恩转朝请大夫。乾道元年，主管台州崇道观。明年，公裁六十，以疾甚，顷刻即死，尚捉笔为丹丘别乘欧阳君作挽柩歌辞。公平生无杂想，积官至二千石，奉养如布衣时。每得一食，视之为有馀，必于亲戚故人分剖而食之。死之日，有道其事，乃至出涕者。故人来调赀费窘束，贷之钱三十万。一日闻其死，以书来唁我云：「此季艾之友也。所恨与之交甚浅，可以此钱赙其丧」。吾尝以是事寘之心骨，公如先我而死，当为公书之。昨者秩满，囊中无留钱。一夕，敦匠取布帛，为绞紟且不足。公娶通判广州蔡君元璋之女，赠宜人。男四人，伯达，前赣州信丰县主簿；仲忽，前抚州司户参军；季随，以遗泽当补官；季騧及二女并幼。孙男三人，孙女一人。以三年冬十一月壬申葬公于八濑之西原。诸孤哭而请铭。我于公定交三十年，则斯铭也不得为徒尔。噫吁涕下而铭之。其辞曰：

维是恬风，一何翩翩。尺寸即上，有所不然。公为静者，所观在是。有此一编，何如阿畤。君山之颠，白波摇摇。我作斯铭，如彼大招。

吏部奏钞，迪功郎方季随用前任广州番禺县尉日获贼赏改承务郎。照得本人任县尉日曾权广州新会县事，半年之间，囚禁决挞百姓过当，因而致毙者十有五人，数内官十一名，三日内两次科断，其馀或因绷吊，或因拷讯，并皆责出身死。又有孕妇阿黄，因追其夫不出，一并决大小杖四十，缘此堕胎。并纵容亲知交通关节，营私牟利，科罚民户钱物，私置文历，差防县禁军干当私事，不公不法甚多，具载本路提刑詹仪之按章及勘官林士美奏案之中。虽经赦宥，朝廷以其情理重，于淳熙六年八月初五日奉圣旨特勒停，仍展三期叙。才及一月，偶值明堂赦恩便得叙复，今又用本任贼赏改令入官，不惟大段侥倖，兼自来官员因公事决挞人解后致死，或刑责稍过，往往坐以用刑惨酷，永不注授亲民。据方季随惨酷如此，考功格法，终身不合升改，为系酬赏，有司一切不问。今若放令改官，便当正注知县，驯至守倅，其为民害何可胜计？缘本人系已引见改官之人，未敢退钞下部。

吾邑之士萧君季随弓冶祖考，襟带诗礼，耕猎陶楮，士之良也。少之时，徒手持一泓暨一中书君步入吾州万鹄袍之场，其声籍甚也。已而曰是不足为，归而遁其光，遣其子异负笈远从侍郎章公学焉。其文日进，士友推服。岁在戊午，其子肄业斋房之前池中生莲，一茎二葩，章公闻之曰：「耿耿祉哉！为之兆矣」。是秋有司荐异诣太常，又上异之子应雷可博士弟子员。章公喜曰：「吾言其有合哉」！则大书「瑞莲斋」三字，以遗季随，季随乃遣异来谒予记之。予曰：章公之所记瑞，其止于一莲而已乎，将不止于一莲而已也？予闻萧氏之先，其种德百年，至季随遂有闻焉，不曰瑞乎？至异又有闻焉，不曰瑞乎？至应雷又有闻焉，不曰瑞乎？抑予犹有以楙焉者。而家在唐，自瑀至遇持国秉者八叶，兹又瑞之大者。予欲而家之子若孙袭八而九，可无楙乎？抑予犹有以择焉者。瑀之忠，复之直，瑞也。嵩之贵，俛之达，亦瑞也。后之瑞，瑞于而家者也；前之瑞，不惟瑞于而家者也。予欲而家之子若孙袭八而九，可无择乎？嘉泰甲子灯夕后二日，具位杨万里记。

一别二十馀年，不复闻动静。但中间得季随所寄疑义，独贤者之言偶合鄙意，而厄于众口，不能自伸，初不知其为谁何。既而乃知改名曲折，甚慰别后之思也。兹辱惠书，益以为喜。比日春和，远惟德履殊胜。熹忧患衰朽，中间几有浮湘之便，竟以病懒迂疏，不复敢出。今又纷纷，度其势终亦难动。每念吾敬夫逝去之后，不知后来诸贤所讲复如何。比得季随书，又无复十年前意象矣。岁月易失，岐路易差。无由相聚，痛相切磨，千里相望，徒有慨叹耳。示谕读《易》之说甚善。向见敬夫及吕伯恭皆令学者专读《程传》，往往皆无所得。盖《程传》但观其理而不考卦画经文，则其意味无穷，各有用处，诚为切于日用功夫。但以卦画经文考之，则不免有可疑者。熹盖尝以康节之言求之，而得其画卦之次第，方知圣人只是见得阴阳自然生生之象，而摹写之初，未尝有意安排也。至于经文，亦但虚心读之，间略晓其一二。至有不可晓处，则便放下，不敢穿凿以求必通。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，亦尝粗笔其说而未成也。至于画卦揲蓍之法，则又尝有一书模印以传，名曰《启蒙》，不知贤者曾见之否？今以奉寄，试详考之，复以见喻，幸也。来喻所谓隐者，岂非麻衣之流乎？此乃伪书，向来敬夫虽不以其说为然，然亦误以为真希夷之师说也。其言专说卦画，大概似是，而其所以为说者则皆琐碎支离、附会穿凿，更无是处。如别纸所示数说，恐亦未免此病也。《大学章句》一本并往，其间虽无玄妙奇特之说，然皆是直说圣门著实用功处，亦幸细观。如有所疑，并以见告，不敢不尽所怀也。彼中朋友今有几人？其趣向成就果能不失前人衣钵之传否？向来犹时有往来商订之益，得以知其疏密。近年遂有不涉思虑言语之意，虚无象罔，不可捕诘，皆非平日所闻于吾亡友者。不知何故变得如此？甚可叹也。因便寓此，未能尽所欲言。正远，千万以时自爱。

示喻为学之意，甚善。读书固不可废，然亦须以主敬立志为先，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寻义理，见诸行事。若平居泛然，略无存养之功，又无实践之志，而但欲晓解文义，说得分明，则虽尽通诸经，不错一字，亦何所益？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误乎。近觉朋友读书讲论多不得力，其病皆出于此，不可不深戒也。季随、季忱为学如何？近来有何讲论？因书幸致此意。

沙县寄到新刻《责沈文》，字画精神，非桂本之比。此书流传，足使世之聋盲者有所警觉，稍知触净，非小补也。但恐木本或不耐久耳。琼学记文鄙拙，不足有所发明。亦缘韩兄将满，方遣人来，恐其代去，匆匆草成，不能满意耳。垂喻旧书云云，深愧率尔。当时之言，盖亦有为而发。以今观之，学者但当深穷圣经，使其反之于心而安，考之于经而合，验之于外而可行，即彼之妄言一览便破矣。若未到此，遽欲穷之，恐如河南夫子所谓未必能穷而已化为释氏矣。愚见如此，不审尊意以为如何？胡季随近到此数日，明敏有志，甚可喜也。

向来虽幸一见，然忽忽于今，已二十馀年矣。时于朋友间得窥佳句，足以见所存之一二。顾未得会面为歉耳。今承惠问，荷意良勤。区区每患世衰道微，士不知学，其溺于卑陋者固无足言，其有志于高远者又或骛于虚名而不求古人为己之实，是以所求于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轻。每念圣人乐取诸人以为善之意，意其必有非苟然者，恨不得与贤者共详之也。季随明敏，朋友中少见其比。自恨衰堕，岂足以副其远来之意？然亦不敢虚也。归日当相与讲之，有所未安，却望见告，得以反复为幸。昆仲家学门庭非他人比，而区区所望又特在于其实而不在于名，愿有以深察此意也。

所示诸说，似于《中庸》本文不曾虚心反覆详玩，章句之所绝、文义之所指尚多未了，而便欲任意立说，展转相高，故其说支蔓缠绕，了无归宿。莫若且就本文细看，觉得章断句绝，文理分明，即圣人指意所在与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纷拿辨说而思已过半矣。恭叔所论，似是见得熹旧说而有此疑。疑得大概有理，但曲折处有未尽耳。当时旧说诚为有病，后来多已改定矣。大抵其言「道不可离，可离非道，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」，乃是彻头彻尾，无时无处不下工夫，欲其无须臾而离乎道也（不睹不闻与「独」字不同，乃是言其戒惧之至，无适不然。虽是此等耳目不及无要紧处，亦加照管。如云听于无声，视于无形，非谓所有闻见处却可阔略，而特然于此加功也。）。又言「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谨其独」，乃是上文全体工夫之中，见得此处是一念起处，万事根原，又更紧切，故当于此加意省察，欲其自隐而见，自微而显，皆无人欲之私也（观两「莫」字，即见此处是念虑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几，最是紧切，尤不可不下工处。故于全体工夫之中，就此更加省察。然亦非必待其思虑已萌而后别以一心察之，盖全体工夫既无间断，即就此处略加提撕，便自无透漏也。）。此是两节，文义不同，详略亦异。前段中间著「是故」字，后段中间又著「故」字，各接上文以起下意。前段即卒章所谓「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」，后段即卒章所谓「内省不疚，无恶于志」，文义条理大小甚明。从来说者多是不察，将此两段只作一段相缠绕说了，便以戒慎恐惧、不睹不闻为谨独，所以杂乱重复，更说不行。前后只是粗瞒过了，子细理会，便分疏不下也。又季随云：「纯熟未易言也」，此语恐有病。盖季随意间常说工夫极至之地穷高极远，决然是不可到。如中间熹说读书须是精熟，季随便云须如文定之于《春秋》方是精熟，今岂易及？亦是此意。夫谓功夫极至之地如此之高，如此之妙，则是矜己之独能知此而以它人为不知也。以为人不可到，则是己亦甘自处于不能也。如此则凡讲论皆是且做好话说过，其与自谓「吾身不能居仁由义」者虽若有间，然其实亦无以大相远矣。不除此病，窃恐百事放倒，都不到头，非是小失，幸深省而痛矫之也。又云：「方其未至纯熟，天理何尝不可见乎」？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斗高、随语生说之过。夫《中庸》本意欲人戒谨恐惧，以存天理之实而已，非是教人揣摩想象，以求见此理之影也。伯寿下一「见」字，已是有病；季随又更节上生枝，更不复以纯熟自期，只要就此未纯熟处便见天理，不知见得要作何用？为说至此，去本日远。以言乎经，则非圣贤之本意；以言乎学，则无可用之实功。如此讲论，恐徒纷扰，无所补于闻道入德之效也。其他小节，各具于所示本条之下，幸更与诸君详评之也。

戒惧者，所以涵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（当此之时，寂然不动，只下得涵养功夫。涵养者，所以存天理也。）；慎独者，所以省察于喜怒哀乐已发之后（当此之时，一毫放过，则流于欲矣。判别义利，全在此时。省察者，所以遏人欲也。已发之后，盖指已发之时，对未发而言，故云已发之后。）。不知经意与日用之工是如此否（友恭字恭叔）？

此说甚善。

惟能加涵养之功，则自然有省察之实（周椿伯寿）。

此说好，然说未透。

戒惧乃所以慎独也。涵养、省察之际，皆所当然。未发之前，不容著力，只当下涵养工夫，来教得之。省察于已发之时，此句之病恭叔已言之矣。正所以存天理、遏人欲也，恐不可分（一之）。

作两事说则不害于相通，作一事说则重复矣。不可分中却要见得不可不分处，若是全不可分，《中庸》何故重复说作两节？

「已发之后」，立语自觉未稳。今欲改作「欲发之时」。然欲发即不属静，不属动，又欲改作「已发之初（友恭）」。

作「欲发」是，但亦不是欲发时节别换一心来省察他，只是此个全体戒惧底略更开眼耳。

戒谨、恐惧、慎独统而言之，虽只是道，都是涵养工夫。分而言之，则各有所指。「独」云者，它人不知，己所独知之时，正友恭所谓已发之初者。不睹不闻，即是未发之前。未发之前，无一毫私意之杂。此处无走作，只是存天理而已，未说到遏人欲处。已发之初，天理人欲由是而分。此处不放过，即是遏人欲，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。如此分说自见端的。

此说分得好，然又须见不可分处。如兵家攻守相似，各是一事而实相为用也。

涵养工夫实贯初终，而未发之前只须涵养，才发处便须用省察工夫。至于涵养愈熟，则省察愈精矣。

此数句是。

「致中和，天地位，万物育」，若就圣人言之，圣人能致中和，则天高地下，万物莫不得其所。如风雨不时，山夷谷埋，皆天地不位；萌者折，胎者阏，皆万物不育。就吾身言之，若能于「致」字用工，则俯仰无愧，一身之间，自然和畅矣。

此说甚实。

极其中，则大经正、大本立而上下位矣。极其和，则事事物物各得其宜而万物育矣（一之）。

此只说得前一截。若圣人不得位，便只得如此。其理亦无亏欠，但事上有不足尔。

如尧、汤，不可谓不能致中和，而亦有水旱之灾（叔恭）。

致中和而天地位、万物育者，常也。尧、汤之事，非常之变也。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间培植推广，以至于裁成辅相，匡直辅翼，无一事之不尽，方是至处。自一事物之得所区处之合宜，以至三光全，寒暑平，山不童，泽不涸，飞潜动植各得其性，方是天地位、万物育之实效。盖「致」者，推致极处之名，须从头到尾看，方见得极处。若不说到天地万物真实效验，便是只说得前一截，却要准折了后一截，元不是实推得到极处也。

省察于欲发之时，平日工夫不至而欲临时下手，不亦晚乎（大时）。

若如此说，则是临时都不照管，不知平日又如何做工夫也？

窃谓操存涵养乃脩身之根本，学者操存涵养，便是未发之前工夫在其中矣。凡省察于已发，正所以求不失其操存涵养者也。学者于是二者不可缺一，然操存涵养乃其本也。诸友互相点检，多得之。然却不曾推出所谓根本，故论未发之前者竟归于茫然无著力处。或欲惟于欲发之初省察，则又似略平日之素。或兼涵养省察言之者，又似鹘突包笼。

此一段差胜，然亦未有的当见处。

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即天命之谓性也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，即率性之谓道也（定）。

详程先生说「率性」文义，恐不如此。

未发之时能体所谓中，已发之后能得所谓和，则发而中节始可言矣。而中和未易识也。

未发之前，才要体所谓中，则已是发矣，此说已差。又发而中节方谓之和，今曰得所谓和然后发而中节，亦似颠倒说了。记得龟山似有此意，恐亦误矣。中和未易识，亦是吓人。此论著实做处，不论难识易识也。

《南轩集》误字已为检勘，今却附还。其间空字向来固已直书，尤延之见之，以为无益而贾怨，不若刊去。今亦不必补，后人读之自当默喻也。但序文后段若欲删去，即不成文字。兼此书误本之传不但书坊而已，黄州印本亦多有旧来文字，不唯无益，而反为累。若不如此说破，将来必起学者之疑。故区区特详言之，其意极为恳到，不知何所恶而欲去之耶？且世之所贵乎南轩之文者，以其发明义理之精，而非以其文词之富也。今乃不问其得失是非而唯务多取，又欲删去序文紧切意思，窃恐未免乎世俗之见，而非南轩所以望乎后学之意。试更思之。若必欲尽收其文，则此序意不相当，自不必用，须别作一序，以破此序之说乃可耳。若改而用之，非惟熹以为不然，南轩有灵，亦必愤叹于泉下也。久不闻讲论之益，深以怀想。前日诸贤相继逝去，后来未有接续。所望于季随，实不胜其勤恳。今观此事，窃疑其用力之不笃也。更愿勉旃，以副所望。千万千万！至扣至扣！

前书诸喻，读之惘然。季随学有家传，又从南轩之久，何故于此等处尚更有疑？向见意思大段宽缓，而读书不务精熟，常疑久远无入头处，必为浮说所动。今乃果然。《艮》、《复》之义正当思惟，方见亲切。别纸诸疑正当解释，方得分明。今乃曰「才涉思惟，便不亲切」，又云「非不能以意解释，但不欲杜撰耳」，不知却要如何下工夫耶？夫子言「学而不思则罔」，《中庸》说博学、审问、谨思、明辨，圣贤遗训明白如此，岂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说耶？来书讥项平父出入师友之间不为不久，而无所得，愚亦恐贤者之不见其睫也。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愿深省察，且将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近思》等书子细玩味，逐句逐字不可放过，久之须见头绪。不可为人所诳，虚度光阴也。荆门《皇极说》曾见之否？试更熟读《洪范》此一条详解，释其文义，看是如此否。君举奏对，上问以读书之法，不知其对云何也？

学者问曰：「《延平先生语录》有曰：『大抵学者多为私欲所分，故用力不精，不见其效。若欲进步，须打断诸路头，静坐默识，使其泥滓渐渐消去』。又云：『静坐时收拾将来，看是如何，便如此就偏处著理会』。又云：『学者未祛处，只求诸心。思索有窒碍处，及于日用动静之间有咈戾处，便于此致思，求其所以然者』。又云：『大凡只于微处充扩之，方见碍者大尔』。又引上蔡语云：『凡事必有根，必须有用处寻讨，要用处将来斩断，便没事。此语可时时经心』。又云：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，不惟于进学有功，兼亦是养心之要』。观此数说，真得圣贤用工紧要处。但其间有一段云：『学者之病，在于未有洒然冰释冻解处。纵有力持守，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，恐不足道也』。窃恐所谓洒然冰释冻解处，必于理皆透彻而所知极其精妙，方能尔也。学者既未能尔，又不可以急迫求之，只得且持守，优柔厌饫，以俟其自得。如能显然免于尤悔，其工力亦可进矣。若直以为不足道，恐太甚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所谓洒然冰释冻解，只是通透洒落之意。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，则读书为学皆通透洒落而道理易进，持守亦有味矣。若但能苟免显然悔尤，则途之人亦能之，诚不足为学者道也。且其能苟免显然悔尤，则胸中之所潜藏隐伏者固不为少，而亦不足以言学矣」。

此一条尝以示诸朋友，有辅汉卿者下语云：「洒然冰解冻释，是功夫到后疑情剥落，知无不至处。知至则意诚而自无私欲之萌，不但无形显之过而已。若只是用意持守，著力遏捺，苟免显然悔尤，则隐微之中，何事不有？然亦岂能持久哉？意懈力弛，则横放四出矣。今曰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，恐非延平先生本意」。此说甚善。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、涵养纯熟之效，须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，不是一旦牵彊著力做得。今湖南学者所云「不可以急迫求之，只得且持守，优柔厌饫，而俟其自得」未为不是，但欠穷理一节工夫耳。答者乃云「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」，却是不原其本而彊欲做此模样。殊不知通透洒落如何令得？才有一毫令之之心，则终身只是作意助长，欺己欺人，永不能到得洒然地位矣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须是大其心使开阔，譬如为九层之台，须大做根脚方得』。恐大其心胸时却无收歛缜密底意思，则如何」？大时答曰：「心目不可不开阔，工夫不可不缜密」。

答语无病，然不知如何地得开阔？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执事须是敬，又不可矜持太过』。窃谓学者之于敬，常惧其放倒。既未能从容到自然处，恐宁过于矜持，亦不妨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顷年刘仲本亦曾举此条以为问，盖尝答之曰：『敬是治病之大药，矜持是病之旁證。药力既到，病势既退，则旁證亦除矣』」。

「敬是病之药，矜持是病之旁證」，此两句文意龃龉，不相照应。若以敬喻药，则矜持乃是服药过剂，反生他病之證。原其所因，盖为将此敬字别作一物，而又以一心守之，故有此病。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，当体便是，则自无此病矣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有诸中必形诸外。惟恐不直内，直内则外必方』。至论释氏之学，则谓『于敬以直内则有之，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』。又似以敬义内外为两事矣。窃谓释氏之学亦未有能敬以直内，若有此，则吾儒之所谓『必有事焉』者自不容去之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『有诸中必形诸外』上，后一段其意之所重在『义以方外』上。且谓其『敬以直内，上则有之』，味『有之』二字，则非遽许之，以为与吾儒之学所谓敬者便可同日而语矣」。

《遗书》说释氏有直内无方外者，是游定夫所记，恐有差误。《东见录》中别有一段说「既无方外，则其直内者岂有是也」，语意始圆。可细考之，未可如此逞快，率然批判也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释氏只曰止，安知止乎？释氏无实，譬之以管窥天，只务直上去，惟见一偏』。又却有曰：『释氏只到止处，无用处，无礼义』。窃谓既无实，惟见一偏，则其学皆凭虚凿空，无依据矣，安可谓其到止处，而责之以有用有礼义乎」？大时答曰：「『释氏曰止，安知止乎』，此以吾学之所谓止而论之也。『禅学只到止处，无用处，无礼义』，此『止』字就其学之所谓止而论之也」。

答语甚善（论程子说释氏不知止是以吾学所谓止者而言，又云「释氏到止处」是以彼所谓止者而言。）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孟子曰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彼所谓识心见性是已。若存心养性一段事则无矣』。窃谓此一段事释氏固无之，然所谓识心见性，恐亦与孟子尽心知性不同。尽心者，物格知至，积习贯通，尽得此生生无穷之体，故知性之禀于天者盖无不具也。释氏不立文字，一超直入，恐未能尽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释氏云识心见性，与孟子之尽心知性固是不同。彼所谓『识心见性』之云，盖亦就其学而言之尔。若『存心养性一段则无矣』之云，所以甚言吾学与释氏不同也」。

《遗书》所云释氏有尽心知性，无存心养性，亦恐记录者有误。要之释氏只是恍惚之间见得些心性影子，即不曾子细见得真实心性，所以都不见里面许多道理。政使有存养之功，亦只是存养得他所见底影子，固不可谓之无所见，亦不可谓之不能养，但所见所养非心性之真耳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学者所贵闻道，若执经而问，但广闻见而已』。窃谓执经而问虽止于广闻见而已，须精深究此，而后道由是而可得也。不然，恐未免于说空说悟之弊矣」。大时答曰：「所谓『学者所贵闻道，若执经而问，但广闻见而已』，盖为寻行数墨而无所发明者设。而来喻之云谓必须深究乎此然后可以闻道，则亦俱堕于一偏矣」。

执经而问者知为己，则所以闻道者不外乎此。不然，则虽六经皆通，亦但为广闻见而已。问者似有此意，然见得未分明，故说不出。答者之云却似无干涉也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根本须先培壅，然后可立趋向』。窃谓学者必须先审其趋向，而后根本可培壅。不然，恐无入头处」。大时答曰：「必先培其根本，然后审其趋向，犹作室焉，亦必先有基址，然后可定所向也」。

先立根本，后立趋向，即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。又云「收得放心后，然后自能寻向上去」，亦此意也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诚然后能敬，未及诚时须敬，而后能诚』。学者如何便能诚？恐不若专主于敬而后能诚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诚者天之道也，而实然之理亦可以言诚。敬道之成，则圣人矣。而整齐严肃，亦可以言敬。此两事者，皆学者所当用力也」。

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，诚是真实无妄之名，意思不同。诚而后能敬者，意诚而后心正也。敬而后能诚者，意虽未诚，而能常若有畏，则当不敢自欺而进于诚矣。此程子之意也。问者略见此意而不能达之于言，答者却答不著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只外面有些罅隙，便走了』。学者能日用间常切操存，则可渐无此患矣」。大时答曰：「其中充实则其外无罅隙矣」。

「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」，此语分明，不须注解。只要时时将来提撕，便唤得主人公常在常觉也。

学者曰：「《乐记》曰：『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』。五峰有曰：『昧天性，感物而动者，凡愚也』。向来朋友中有疑此说，谓静必有动，然其动未有不感于物。所谓性之欲者，恐指已发而不可无者为言。若以为人欲，则性中无此。五峰乃专以感物而动为言昧天性而归于凡愚，何也」？大时答曰：「按本语云：『知天性，感物而通者，圣人也。察天性，感物而节者，君子也。昧天性，感物而动者，凡愚也』。曰知，曰察，曰昧，其辨了然矣。今既不察乎此，而反其语而言『乃以感物而动为昧天性』者，失其旨矣」。学者又曰：「曰知，曰察，曰昧，其辨固了然。但鄙意犹有未安者，感物而动尔。《乐记》曰止云感物而动，性之欲也，初未尝有圣人、君子、凡愚之分，通与节之说。今五峰乃云『知天性，感物而通者，圣人也。察天性，感物而节者，君子也。昧天性，感物而动者，凡愚也』。是不以感物而动为得也。更望垂诲」。大时答曰：「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物格知至，然后好恶形焉。好恶无节于内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灭矣。夫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于物也。人化于物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观其下文明白如此，则知先贤之言为不可易矣。且味『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』两句，亦有何好，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为之说以主张之乎？程子云『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，天理具备，元无少欠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父子君臣常理不易，何曾动来？因不动，故言寂然不动。感而遂通天下，便感非自外来也』。又曰：『寂然不动，万象森然已具；感而遂通，感则只是自内感，不是外面将一个物来感于此也』。又曰：『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此言人分上事。若论道，则万理皆具，更不说感与未感』。又曰：『盖人万物皆备，遇事时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，才见得这事重，便有这事出。若能物各付物，则便自不出来也』。以此四条之所论者而推之，益知先贤之言不可易，而所谓『感物而动，性之欲』者，不必曲为之说以主张之矣。《湘山诗》云：『圣人感物静，所发无不正。众人感物动，动与物欲竞』。殆亦与先贤之意相为表里云尔」。

此两条问者知其可疑，不易见得如此。但见得未明，不能发之于言耳。答者乃是不得其说而彊言之，故其言粗横而无理。想见于心亦必有自瞒不过处，只得如此撑拄将去也（五峰云「昧天性，感物而动」，故问者云「五峰乃专以感物而动为昧天性」，于五峰本说未见其异。答者乃责以反其语而失其旨。问者又疑《乐记》本文「感物而动」初无圣愚之别，与五峰语意不同，而答者但云观其下文明白如此，则知先贤之言不可易，而不言其所以明白而不可易者为如何。又谓《乐记》两句亦有何好，而不言其所以不好之故。及引程子四条，则又与问者所疑了无干涉，但欲以虚眩恐喝而下之，安得不谓之粗横无理而撑拄彊说乎？今且无论其他，而但以胡氏之书言之，则《春秋传》「获麟」章明有「圣人之心，感物而动」之语，顷时与广仲书常论之矣。不知今当以文定为是乎？五峰为是乎？要之此等处在季随诚有难言者，与其曲为辨说而益显其误，不若付其是非于公论而我无与焉为愈也。）。须知感物而动者，圣愚之所同，但众人昧天性，故其动也流。贤人知天性，故其动也节。圣人尽天性，故其动也无事于节而自无不当耳。文义之失，犹是小病，却是自欺彊说，乃心腹膏肓之疾，他人针药所不能及。须是早自觉悟医治，不可因循掩讳而忌扁鹊之言也。

熹忧患侵凌，来日无几，思与海内知友痛相切磨，以求理义全体之至极，垂之来世，以继圣贤传付之重，而离群索居，无由会合。如季随者，尤所期望，而相去甚远，再见恐不可期。此可为深叹恨也。先训之严，后人自不当置议论于其间。但性之有无善恶，则当舍此而别论之，乃无隐避之嫌而得尽其是非之实耳。善恶二字，便是天理人欲之实体。今谓性非人欲可矣，由是而并谓性非天理，可乎？必曰极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，又曷若直谓之善而可名之为甚易而实是也。比来得书，似觉贤者于此未有实地之可据，日月易得，深可忧惧。幸加精进之力，入细著实子细推研，庶几有以自信，益光前烈。千万至望！

示喻知止之说，足见留意。然所谓止，乃万物各有定理之谓。要在格物穷理，乃可知之。知之不疑，然后此心有定而可以应物，非强遏而力制之也。格物功夫前书已再录去，然亦未尽，旦夕当再写一本去也。前本千万且勿示人，看令有疑处，乃有进处耳。科举事业初无高论，贤者俯就，盖有馀力。既知有命之说，则日用之间内外本末不须作两截看，必先了此，然后及彼也。戴监庙久闻其名，讲学从容，必有至论。季随、允升相聚，各有何说？因来一一录示，庶知彼中进学次第也。

盘谷傅公客于泉州城东之佛寺，间即其寓舍之西偏治一室，达其南北，以为轩窗，极爽垲。左右图史，自六经而下，百家诸子、史氏之记籍与夫骚人墨客之文章，外至浮屠老子之书，荒虚谲诡，诙谐小说，种植方药、卜相博弈之数，皆以列置，无外求者。公于是日俯仰盘礴于其间，翻群书而诵之，蚤夜不厌。人盖莫窥其所用心，而公自以为天下之乐无易此者。故尝取欧阳子之诗以名其室曰「至乐之斋」，而顾谓某曰：「为我记之」。某辞谢不敏，不娴于文字，且不敢为庸人诵说，而况敢为是耶？既公命之不置，某不得终辞，乃承命而退，推公意所以然者而书之曰：人之所以神明其德，应物而不穷者，心而已。古之君子自其始学，则尽力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而内事其心。既久且熟矣，则心平而气和，冲融畅适，与物无际。其观于一世事物之变，盖无往而非吾乐也。而况载籍所传，上超羲农，下至于兹，其间圣贤之行事、问学之源奥，是非得失、理乱存亡废兴之故，包括笼络，靡不毕具。苟涉其辞义而心必契焉，则其可乐而玩也，岂不亦至矣哉！惟世之学者或不足以知此，而劳于记诵佔毕之间以为事，是以语之至者既捍格而不入于心，惟其粗厉而不平者感而入焉，则其间勃然而斗而怒矣，亦何乐之云哉？某惟欧阳子之诗与公之所以取焉者，盖其指略如此，因序次以为公斋记云。绍兴二十六年闰月癸卯，新安朱某记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别集》卷七。又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学行典卷九二。）。

小：四库全书本作「之」。

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，秘阁修撰、荆湖北路安抚、广汉张公卒于江陵之府舍。其弟衡州史君杓护其柩以归葬于潭州衡阳县枫林乡龙塘之原，按令式立碑墓道，而以书来谓熹曰：「知吾兄者多矣，然最其深者莫如子，今不可以不铭」。熹尝窃病圣门之学不传，而道术遂为天下裂。士之醇悫者拘于记诵，其敏秀者衒于词章，既皆不足以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，于是言理者归于老佛，而论事者骛于管商，则于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远矣。中间河洛之间，先生君子得其不传之绪而推明之。然今不能百年，而学者又失其指。近岁乃幸得吾友敬夫焉，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该于事，而事之未始不根于理也。然又不得尽其所为而中道以没，不有考焉以垂于世，吾惧后之君子将有憾于吾徒也。熹之愚固不足以及此，然于共学辈流偶独后死，矧定叟之所以见属者又如此，其何以辞？顾以疾病之不间，后五六年乃得考其事而叙之曰：公讳某，字敬夫，故丞相魏国忠献公之嗣子也。生有异质，颖悟夙成，忠献公爱之。自其幼学，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。既长，又命往从南岳胡公仁仲先生问河南程氏学。先生一见，知其大器，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。公退而思，若有得也，以书质焉。而先生报之曰：「圣门有人，吾道幸矣」。公以是益自奋厉，直以古之圣贤自期，作《希颜录》一篇，蚤夜观省，以自警策。所造既深远矣，而犹未敢自以为足，则又取友四方，益务求其学之所未至。盖玩索讲评，践行体验，反覆不置者十有馀年，然后昔之所造深者益深，远者益远，而反以得乎简易平实之地。其于天下之理，盖皆瞭然心目之间，而实有以见其不能已者。是以决之勇，行之力而守之固，其所以笃于君亲、一于道义而没世不忘者，初非有所勉慕而强为也。少以荫补右承务郎，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，除直秘阁。是时天子新即位，慨然以奋伐仇虏、克复神州为己任。忠献公亦起谪籍，受重寄，开府治戎，参佐皆极一时之选。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间，内赞密谋，外参庶务，其所综画，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。间以军事入奏，始得见上，即进言曰：「陛下上念宗社之雠耻，下闵中原之涂炭，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，臣谓此心之发，即天理之所存也。诚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焉，无使其或少息也，则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，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」。上异其言，盖于是始定君臣之契。已而忠献公辞位去，用事者遂罢兵，与虏和。虏乘其隙，反纵兵入淮甸，中外大震。然庙堂犹主和议，至敕诸将毋得以兵向虏。时忠献公已即世，公不胜君亲之念，甫毕藏事，即拜疏言：「吾与虏人乃不共戴天之雠，向来朝廷虽亦尝兴缟素之师，然玉帛之使未尝不行乎其间，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，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乎天人之际。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。今虽重为群邪所误，以蹙国而召寇，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开圣心哉？谓宜深察此理，使吾胸中了然，无纤芥之惑，然后明诏中外，公行赏罚，以快军民之愤，则人心悦，士气充，而虏不难却矣。继今以往，益坚此志，誓不言和，专务自强，虽折不挠，使此心纯一，贯彻上下，则迟以岁月，亦何功之不成哉」！疏入不报。后六年，始以补郡。临遣，得复见上。时宰相虽以恢复之说自任，然所以求者类非其道。且妄意公素论当与己合，数遣人致慇勤。公不答，见上，首言：「先王之治，所以建事立功无不如志，以其胸中之诚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与之无间也。今规画虽劳而事功不立，陛下诚深察之，日用之间，念虑云为之际，亦有私意之发以害吾之诚者乎？有则克而去之，使吾中扃洞然，无所间杂，则见义必精，守义必固，而天人之应将不待求而得矣。夫欲复中原之地，当先有以得其百姓之心。欲得中原之心，当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。而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，岂有它哉，不尽其力，不伤其财而已矣。今日之事，固当以明大义、正人心为本，然其所施有先后，则其缓急不可以不详；所务有名实，则其取舍不可以不审。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」。明年召还，宰相又方谓虏势衰弱可图，建遣泛使往责陵寝之故，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，皆斥去之。于是公见上，上曰：「卿知虏中事乎」？公对曰：「不知也」。上曰：「虏中饥馑连年，盗贼四起」。公又对曰：「虏中之事臣虽不知，然境中之事则知之详矣」！上曰：「何事」？公遂言曰：「臣窃见比年诸道亦多水旱，民贫日甚，而国家兵弱财匮，官吏诞谩，不足倚仗。正使彼实可图，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」。上为默然久之。公因出所奏书读之曰：「臣窃谓陵寝隔绝，诚臣子不忍言之至痛。然今未能奉词以讨之，又不能正名以绝之，乃欲卑词厚礼以求于彼，其于大义已为未尽。而异论者犹以为忧，则其昧陋畏怯又益甚矣。然臣窃揆其心，意其或者亦有以见我未有必胜之形而不能不忧也欤。盖必胜之形当在于蚤正素定之时，而不在两陈决机之日」。上为竦听，改容称善，至于再三。公复读曰：「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，明复雠之义，显绝虏人，不与通使，然后修德立政，用贤养民，选将帅、练甲兵，通内修外攘、进战退守以为一事，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，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。虽有浅陋畏怯之人，亦且奋跃而争先矣」。上为叹息褒谕，以为前未始闻此论也。其后又因赐对，反复前说，上益嘉叹，面谕「当以卿为讲官，冀时得晤语也」。时还朝未期岁，而召对至六七。公感上非常之遇，知无不言。大抵皆修身务学、畏天恤民，抑权倖、屏谗谀之意。至论复雠之义，则反复推明所以为名实之辨者益详。于是宰相益惮公，而近倖尤不悦，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，而公去国矣。盖公自是退居三年，更历两镇，虽不复得闻国论，而蚤夜孜孜，反身修德，爱民计军，以俟国家扶义正名之举，尤极恳至。于是天子益知公可用，尝赐手书褒其忠实，盖将复大用之，而公已病矣。病亟且死，犹手疏劝上以亲君子、远小人，信任防一己之偏，好恶公天下之理，以清四海，克固丕图，若眷眷不能忘者。写毕，缄付府僚，使驿上之，有顷而绝。呜呼！靖康之变，国家之祸乱极矣。小大之臣，奋不顾身以任其责者盖无几人。而其承家之孝，许国之忠，判决之明，计虑之审，又未有如公者。虽降命不长，不克卒就其业，然其志义伟然，死而后已，则质诸鬼神而不可诬也。始，公出幕府，即罹外艰。屏居旧庐，不交人事。会盗起郴、桂间，声摇数路。湖南帅守刘公珙雅善公，时从访问筹策，卒用以破贼。还朝，为上极言公学行志业非常人比，上亦记公议论本末，除知抚州。未上，改严州。到任问民疾苦，首以丁盐钱绢太重为请，得蠲是岁半输。召为尚书吏部员外郎、兼权左右司侍立官。时庙堂方用史正志为发运使，名为均输，而实但尽夺州郡财赋以惑上听，远近骚然，人不自安。贤士大夫争言其不可，而少得其要领者。公亦为上言之，上曰：「正志以为今但取之诸郡，非取之于民也，何伤」？公对曰：「今日州郡财赋大抵劫劫无馀，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阙，则不过巧为名色而取之于民耳」。上闻之矍然，顾谓公曰：「论此事者多矣，未有能及此者。如卿之言，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」。旋阅其实，果如公言，即诏罢之。兼侍讲，除左司员外郎。经筵开，以《诗》入侍，因《葛覃》之篇以进说曰：「治常生于敬畏，乱常起于骄淫。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，而其后妃不忘织纴之事，则心之不存者寡矣。周之先后勤俭如此，而其后世犹有以休蚕织而为厉阶者，兴亡之效，于此见矣」。既又推广其言，上陈祖宗自家刑国之懿，下斥当时兴利扰民之害详焉。上亦叹曰：「此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恤者，所以误国事也」。俄而诏以知閤门事张说签书枢密院事，公夜草手疏，极言其不可，且诣宰相质责之，语甚切。宰相惭愤不堪，而上独不以为忤，亲札疏尾付宰相，使谕指。公复奏曰：「文武之势诚不可以太偏，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，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，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，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」。于是上意感悟，命得中寝。然宰相实阴附说，明年，乃出公知袁州，而申说前命，于是中外欢哗，而说后竟谪死云。淳熙改元，公家居累年矣，上复念公，诏除旧职，知静江府，经略安抚广南西路。广西去朝廷绝远，诸州土旷民贫，常赋入不支出。故往时立法，诸州以漕司钱运盐鬻之，而以其息什四为州用，以是州得粗给而民无加赋。其后或乃夺取其息之半，则州不能尽运，而漕司又以岁额责其虚息，则高价抑卖之弊生而公私两病矣。公始至，未及有为，专务以访求一道之利病为事。既得其所以然者，则为奏，以盐息什三予诸郡。又因兼摄漕台，出其所积缗钱四十万而中分之，一以为诸仓买盐之本，一以为诸州运盐之费。奏请立法，自今漕司复有多取诸州，辄行抑卖，悉以违制议罪。其敢以资燕饮、供馈饷者，仍坐赃论。诏皆从之。所统州二十有五，辽夐荒残，故多盗贼。徼外蛮夷俗尚雠杀，喜侵掠，间亦入塞为暴。而州兵皆脆弱慵惰，又乏粮赐，死亡辄不复补，乡落保伍亦名存而实废。邕管斗入群蛮中，最为重地，而戍兵不能千人，独恃左、右江洞丁十馀万为藩蔽，而部选提举巡检官初不择人。公知其弊，则又为之简阅州兵，汰冗补阙，籍诸州黥卒伉健者以为效用，合亲兵摧锋等军，日习而月按之。悉禁它役，视诸州犹有不足于粮赐若凡戈甲之费者，更斥漕司盐本羡钱以佐之，申严保伍之令而信其赏罚。知流人沙世坚才勇，喻以讨贼自效，所捕斩前后以十百数。又奏乞选辟邕州提举巡检官以抚洞丁，传令溪洞酋豪，喻以弭怨睦邻，爱惜人命，为子孙长久安宁之计，毋得辄相虏掠，雠杀生事。而它所以立恩信、谨关防、示形制者，亦无不备。于是境内正清，方外柔服，幕府无南乡之虑矣。朝廷买马横山，岁久弊积，边氓告病而马不时至，至者多道死。公究其利病，得凡六十馀条。如邕守上边，则濒江有买船之扰；纲马在道，则缘道有执牵之劳。其或道死，则抑卖其肉，重为邻伍之患。是皆无益于马而有害于人，首奏革之。其他如给纳等量支券之奸，以至官校参司名次之弊，皆有以究其根穴而事为之防，由是诸蛮感悦，争以其善马来，岁额率常先期以办，而马无滞留，人知爱惜，遂无复死道路者。上闻公治行，且未尝叙年劳，乃诏特转承事郎、进直宝文阁再任。五年，除秘阁修撰、荆湖北路转运副使，改知江陵府，安抚本路。湖北尤多盗，州县不以为意，更共纵释，以病良民。公入境，首劾大吏之纵贼者罢之，捕奸民之舍贼者斩之，群盗破胆，相率遁去。公又益为条教，喻以利害，俾知革心，开其党与，得相捕告以除罪。其馀禁令方略，大率如广西时。于是一路肃清，善良始有安居之乐。郡去北边不远，虽颇有分屯大军，而主兵官率常与帅守不相中。帅守所将独神劲亲兵及义勇民兵若干人，比年亦废简阅，不足恃。公既以礼遇诸将，得其驩心，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无不至，于是将士感悦，相戒无辄犯公令。每按亲兵，必使与大军杂试，以相激厉。均犒赏，修义勇法，使从县道阶级。喻以农隙阅习武事，以俟不时按验而加赏罚焉。其后团教，则又面加慰谕，勉以忠义而教以敦睦。首领有捕盗者，为奏补官。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奋。会有献言于朝，请尽籍客户为义勇者。公虑惑民听，且致流亡，亟取丁籍阅之，命一户而三丁者乃籍其一以为义勇副军，别置总首，人给一弩，俾家习之。三岁一遣官就按，它悉无有所与。且为奏言所以不可尽取之故，阖境赖焉。辰、沅诸州自政和间夺民田募游惰，号刀弩手，盖欲以控制诸蛮而实不可用。中废复修，议者多不以为便，诏与诸司平处列上。公为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数条，诏皆施行，人亦便之。并淮奸民出塞为盗，法皆处死。异时官吏多蔽匿弗治，至是捕得数人，仍有胡奴在党中。公曰：「朝廷未能正名讨贼，则疆埸之事不宜使数负吾曲」。命斩之，以徇于境，而缚其亡奴归之。北人叹其理直，且曰南朝于是为有人矣。信阳守刘大辩者，婺州人也，怙势希赏，诱致流民而夺见户熟田以与之，一郡汹汹。公为遣吏平章，乃定。及是闻北人逐盗有近淮者，则又虚惊，夜弃城郭，尽室南走数十里，军民复大扰。公方劾奏之，而朝廷用大辩请，以见户荒田授流民。事下本道，施行如章。公复奏曰：「陛下幸哀边民，前诏占田已垦者不复通检，其未垦者二年不垦，乃收为营田，德至渥也。今未及期，而大辩不务奉承宣布，反设诈谖，亏国大信，以济凶虐。且所招流民不满百数，而虚奏且十倍。请并下前奏，论罪如法」。章累上，大辩犹得易它郡以去。盖方是时，上所以知公者愈深，而恶公者忌之亦愈力。公自以不得其职，数求去不得，寻以病请，乃得之。然比诏下，以公为右文殿修撰、提举武夷山冲佑观，则已不及拜矣。卒时年四十有八。柩出江陵，老稚挽车号恸，数十里不绝。讣闻，上亦深为嗟悼。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，而静江之人哭之尤哀。盖公为人坦荡明白，表里洞然，诣理既精，信道又笃，其乐于闻过而勇于徙义，则又奋厉明决，无豪发滞吝意。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绝吟于天理人欲之间，则平日可知也。故其德日新，业日广，而所以见于论说行事之间者，上下信之至于如此。虽小人以其好恶之私，或能壅害于一时，然至于公论之久长，盖亦莫得而掩之也。公之教人，必使之先有以察乎义利之间，而后明理居敬，以造其极。其剖析开明，倾倒切至，必竭两端而后已。所为郡必葺其学，于静江又特盛。暇日召诸生告语不倦，民以事至廷中者，亦必随事教戒，而于孝弟忠信、睦姻任恤之意尤孜孜焉。犹虑其未遍也，则又刻文以开晓之。至于丧葬嫁娶之法，风土习俗之弊，亦列其事以为戒。命闾井各推耆宿，使为乡老，授之夏楚，使以所下条教训厉其子弟，不变，然后言之有司而加法刑焉。在广西，刑狱使者陆济之子弃家为浮屠，闻父死，不奔丧。为移诸路，俾执拘以付其家。官吏有犯名教者，皆斥遣之，甚或奏劾抵罪。尤恶世俗鬼神老佛之说，所至必屏绝之。盖所毁淫祠前后以百数，而独于社稷山川、古先圣贤之奉为兢兢，虽法令所无，亦以义起。其水旱祷祠，无不应也。平生所著书，唯《论语说》最后出，而《洙泗言仁》、《诸葛忠武侯传》为成书。其它如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太极图说》、《经世编年》之属，则犹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。然其提纲挈领，所以开悟后学，使不迷于所乡，其功则已多矣。盖其常言有曰：「学莫先于义利之辨，而义也者，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，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。一有所为而后为之，则皆人欲之私，而非天理之所存矣」。呜呼，至哉言也！其亦可谓扩前圣之所未发，而同于性善养气之功者欤！公之州里世系已见于忠献公之碑，此不著。其配曰宇文氏，朝散大夫师中之女，事舅姑以孝闻，佐君子无违德，封安人，前卒。子焯，承奉郎，亦蚤世。二女，长适五峰先生之子胡大时，次未行而卒。孙某某，尚幼。后数年，胡氏女与某亦皆夭。呜呼！敬夫已矣！吾尚忍铭吾友也哉？铭曰：

斗尹之忠，文子之清。匪欲之徇，而仁弗称。孰的孰张，以诏后学？公乘厥机，如寐斯觉。自时厥后，动罔弗钦。孝承考志，忠格天心。唯孝唯忠，惟一其义。惟命有严，岂曰为利。群邪肆诞，公避而归。两镇馀功，以德为威。帝曰怀哉，汝忠而实。姑讫外庸，来辅来拂。上天甚神，曷监而遗？彼顽弗夭，此哲而萎。往昔茫茫，来今不尽。求仁得仁，公则奚恨？

近季随寄「勿斋」隶字并诸诗来，某报之以题榜既设，所冀顾名思义，惟日孜孜焉而后可，因见时警策之幸也。再玩所为诗，语意固佳，但如「云溃窗涵月，春回木放花」，只说得克后意味，却于「勿」处少用力。观颜子「请问其目」，而孔子所以告之者正是告克己之目。颜子请事乎此，乃万世标准，学者但当深告以「勿」字工夫，工夫到后，自会见得。若遽只说克后意味，又恐使之只贪想象之见，工夫灭裂耳。此亦不敢不告，非惟告人，在我所当谨也。

承谕夸胜之为害，可见省察之功，正当用力自克也。克之之道，要须深思夸胜之意何自而生，于根源上用工销磨，乃善。若只待其发见而后遏止，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，正惟勉之。

季随迩来下工如何？闻时往见晦叔，甚有讲论否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惟人之所不见乎。要须深惟尚絅之义，鞭擗尽觉有味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