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曰：《旧唐史》书武后传位于中宗，盖史官讳其事也。然《桓彦范传》书「武三思以武后为彦范等所废，常深愤怨」，又于《武后实录》书「彦范请太后复辟，卧不语」事，是废之为实。今迹其实事，书「柬之、彦范等遂废武后」，所以明大法也。唐之天下，高祖、太宗之天下也。高宗传受于祖宗，及其崩也，以子托后，后擅威权，乃逼夺其位，僭窃天号，恣行凶虐，毒流内外，踰二十年。不道至此，若终身无祸，何以作戒于后？况实废之，安可讳也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，彦范等奉子而废母，于事不顺，是不达其理。《春秋》庄公元年三月，「夫人逊于齐」，此庄公之母也，以悖乱之事去其氏贬之，则《春秋》之法可见矣。武氏夺嗣君之位，变唐国号，凶威虐法，为害岁久，安得无所贬也？况书废武氏者，废其僭窃之号，彊大之权，复后之位尔。复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统，岂不顺乎？故用《春秋》之法，为唐贬绝罪人，且作戒于后也。

论曰：中宗真天下下愚之人，不可移之性也。前代人君如太甲者，中人之性尔，始以失道为大臣所废，遂能深思前过，自新厥德，暨复正位，享国永年。中宗即位之初，过宠后父，因大臣切谏，有不道之言，为母所废，流离艰苦，凡十五年。赖祖宗功德入人至深，天下之心系于后嗣，故忠义之臣出死力以救，始得复归京师，反正位，昏庸之态又甚于前。崇宠韦氏，使预国政，纵其奸恶，一不为意，忠臣谏而不纳，凶人进而得计，贤者罹罪，邪者受宠，纪纲法度，纷然无一条理。是中宗历忧患二十年，未尝省过也，未尝修己也，人情邪正都不晓也，世事美恶都不辨也，昏昏然平等人尔。故复位数年，孱惑如故，岂非下愚之人，不可移之性欤？卒至凶妇逆女结邪谋而不得正其终，由以至愚，自贻其祸也。

论曰：古之人君即位，必踰年而改元者，先君之年不可不终也，继大位不可无始也，一年不可二君也。先君之年不终，则后嗣急于为君，而忘孝心矣；继大位无始，则布政立事，无以正本矣；一年二君，则国统不一，而民听惑矣。典法如是之重，人君敢不谨其事欤？睿宗于中宗虽兄弟之序，然继其位则同于先君，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？盖大臣昧于经义而然也。今书景云年者，不可分中宗所终之一年为二，又不可记睿宗之始年谓之二年，故变其例，所以戒无礼而正不典也。

论曰：睿宗以次子平王贤而有功，取内外属望之意，从长子辞让之诚，立为太子。又以时多难，上象示变，知行事不当天意，遂传位于子，实大公之心，安宗社之计也。奈何为一妹所惑，虽传位而不授以政，使太子称帝而主细务，自称太上皇而断大事，此体岂正乎？故养成一妹之恶，致奸人党附，从而逆谋。赖太子英果，先事诛之，不然，内难可测乎？盖睿宗虽有大公之心，而明断不至也，惜哉！

论曰：天子任辅臣，非知其忠，推诚待之，何以责成功？辅臣荷天子之知，非素蕴策画，通达时务，尽节行之，何以称大用？明皇之用相，姚元崇之事君，得其道矣。初，明皇以崇可相，将召之，张说辈谗言交结，一不能动，遂以大柄付之。崇荷其信任之意，力救时弊，行之不疑，数十年纷乱之政，旬日而变，纪纲法令，卓然振起。非君臣相得之诚至深至悉，何以及此？然为姚崇则易，为明皇则难。自中宗复位，承武后暴政之馀，且为韦庶人所制，用奸贪，去忠良，官职无叙，纪纲大乱。重以太平暴横，不改其恶，中外人心，思治甚切。崇有才智，固能观时事之弊，知变之之术，一日当国政，顺人心，行之不难耳。明皇居藩邸，已愤时弊之甚，即位之始，锐意求治，任崇固宜。但张说有辅翊旧勋，素亲倚任，方居左右，与崇不协。崇虽才过于说，适在疏远，不任说而任崇，此所以为难也。呜呼！人主知疏远之臣可用，付以大柄，推诚待之，使尽其心，以成开元治平之业。后之人主，宜以此为用贤之法也。

论曰：古天子之称，曰皇曰帝、王，盖称其德也。秦不顾德之所称，但自务尊极，故称皇帝，然亦未有尊号也。至汉哀帝始有「圣刘太平」之号，此岂可为法乎？高祖、太宗各有功德，俱无尊号。高宗徇武后之意，始称「天皇」；中宗从韦庶人之欲，乃号「应天」。二宗并为妇人所制，纲纪号令，不由于己，其行事纷乱，果合天理乎？而称曰「天皇」，号曰「应天」，是妄自尊大，但取千万世骂与笑耳。明皇以贤继位，祖宗善恶之事，闻见固熟，何故忘高祖、太宗之实德，袭高宗、中宗之虚名？盖臣下谄谀，不守经义，逢君之过而然也。故所上表明言「何必稽古」，此人臣不忠之言耳。人君行事，不可泥古之迹，又不可不稽古之道。泥古迹则失于通变之机，不稽古道无以成大中之法。况明皇英伟之主，志气雄俊，臣下当以古道讽之，尚虑越逸，何得更言「何必稽古」以导其侈心乎？

论曰：开元二年，明皇方勤政治，用才杰，百度具举，内外无事，实有承平之风，听政之暇，颇事娱乐。以人之常情观之，天子当承平之时，稍自娱乐，未为大过，然深计远虑之士已忧之矣。盖人情大抵好逸惮劳，志气稍充，目前无患，鲜有不骄惰者。骄惰不已，忧患遂至，此事势之常也。况万乘之贵，为天下所奉，又当内外无事，恃此自乐，骄怠之志，必从而生。奸人窥其情，益求美物、作奇伎以奉之，心说意快，以宠其人。一宠之，则奸人之徒争奋其计矣。奸人得计，时政必坏，日复一日，乱亡自至，此人君好逸乐之常势也。故楚客一窥明皇娱乐之意，以太康失道，不听五弟所述禽荒色荒、甘酒嗜音、峻宇雕墙之戒，遂至失国；秦穆公崇饰宫室，由余讥其劳民，能改其过，乃兴霸业之事，上疏言之，以止骄逸之渐。明皇虽容其言，而娱乐不改，其意自以大功即位，方任贤才，致天下无事，我娱乐何害哉，所以忽其言不听。盖明皇才俊，性英豪，向在藩邸，历知民间事，观韦庶人之党势危社稷，遂起兵讨之，能成大功，兹乃感愤而为也。及即位，励精政事，委信贤佐，命尽除前日之弊。然英豪之性，不能纯入于道，见时无事，乃以娱乐为意，殊不知娱乐浸久，志意渐昏，奸邪乘閒以进，自致危乱也。但明皇雄才大略，虽务娱乐，犹倚任正人，以了国事，德泽之广，入人甚深，故久而后致天宝之乱。若中材之主，不及明皇才略，复不能任贤致天下无事如开元时，稍纵娱乐，不待久而乱矣。或曰：「人主当天下无事时，不可自乐乎」？曰：天下之大，政务之广，尧舜至治之世，尚曰「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」，戒慎若此。后世之治，望尧舜远矣，一时无事，得不慎其微乎？然人主听断之暇，宴乐以节，游幸以时，岂不乐乎？况天下奉之，意无不满，何必从禽兽、广声色，使奸人得以窥其欲耶？后世必法尧舜，常保俭德，恐有不能，但或嗜好于物，不可使有形，或倦怠于事，不可使有迹。外或有恩倖之臣，权不可假；内或有嬖宠之人，言不可惑。嗜好一形，则小人极新美之事，曲奉其欲，而有所希矣；倦怠一露，则邪臣陈安逸之趣，迎导其意，而有所要矣。假恩泽之权，则党附必众，而擅恩威矣；惑嬖宠之言，则私谒盛行，而政令挠矣。明皇在位既久，四事皆不能慎，故起天宝之乱。然则天宝之乱，原于楚客上疏之年矣。

论曰：太宗尝赐魏徵手诏，言晋何曾不忠之罪，盖谓曾窥见武帝奢逸之心，不能切谏，但退有后言也。观怀慎与宋璟等所言，颇似何曾之意，然怀慎与曾言同而意则异矣。曾自以奢纵，为时所讥，见主之过，默而不言，此正保位尔；其与子孙窃言，又欲取名于后世也。怀慎清俭有节，性复公正，非怀禄固宠之人也。其主方勤政治，未有深过，但以高识见其萌芽，不闻切谏，此亦可责；能与璟等深言，且力荐之，是使谏正于后。以此论之，怀慎与曾言同而意异也。夫大臣德望有素，无保位怀禄之迹，若观主微过而不言，又能荐贤者谏正于后，尚可掩过；如德望未著，见主过而不言，又不能力荐贤者使之谏正，此怀禄固位之人，虽窃一时富贵，千载万世，识者视之，当为罪人矣。

论曰：帝王之命辅相，或自知其人，或大臣所荐，必名德有素，才能已试者，始可协天下之望。林甫先图郎官，源乾曜薄其才行，不许。郎官不可为，则其人不贤，众所知矣。及宇文融引之为党，历中丞、侍郎，无一善绩可称。虽为韩休所荐，休之言亦未必能信于主，但武妃、力士内为之助，遂至大用尔。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韩休所荐，休有一时之名，其言虽可信，岂不思武妃、力士，己之嬖宠者也？林甫为近臣，能使嬖宠者为之言，其人奸佞可知矣。假如惑嬖宠之言，不辩其佞，既相之后，能议何事？况不知学术，有何所长任之也？是林甫凡百奏请，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宠耳。况人臣奏请之事，若有合于主意，当考其经世济民，理道明白，始可无疑；若事事合于主意，是明有所希而然也。况本因嬖宠而用，又奏请之事皆合己意，帝王稍明理道者，岂不复虑哉？况明皇天资不为不明，一日昏惑，都无念虑，遂使奸臣擅权，终乱天下，则嬖宠之为患也如此。夫帝王荷宗社之重，主生灵之命，不得贤辅，何以兴起治道？求贤辅无他术，必取名德有素，才能累试者可矣。若名德未著，才能未彰，但取嬖宠之言而命之，以迎意希旨而任之，是上忘宗社之重，下轻生灵之命，欲天下不乱，不可得也。林甫任用浸久，内则起大狱，引杨国忠，使倚贵妃势以害忠良，致其权力；外则保任藩将，使专节制，利其夷狄贱类，无入相之路，养成禄山凶威。则天宝之乱，林甫致之也。噫！天子一听嬖宠之言，任奸人相国，以其迎意希旨而宠之，遂起大乱，己罹播迁之祸，民陷死亡之难。后世人主，得不戒之哉！

论曰：人君有忌心，则贤者不能立事。军国之务至众，一人之智固不能了，必藉贤者谋议也。贤者谋议，多出众人之见，非英睿求治之君，往往不谅其心，或以忤意厌之，或以立异恶之。奸邪希旨之臣，摭疑似之事，从而谗毁，则人君忌之矣。既忌之，不惟谋议难合，且欲斗一时怒气，多方沮之，虽理道明白，亦不从也。贤者为人君所忌如此，欲立事得乎？九龄以高才直道，居辅相之位，值明皇倦于政治，厌闻谠言，方且倚任李林甫。奸臣谋议，固无所合，及奏禄山逆状，此先觉独断之论，非常人可明。其以将校败衄，请行军法，此有何难明之理？况禄山素无贤名，又无大功，本以勇锐可用；今战而败衄，则勇锐亦不过人，不知以何功德可赎罪也？是明皇特以九龄议论坚正，多所违忤，又听奸言谗閒，久有忌心，因不从其言而沮之也。噫！贤者忠于国而君忌之，谋议之事虽理道明白，不从其言，在贤者无负于国矣。但人主内倚奸言，外养大恶，迁播之辱，归咎何人哉？

论曰：或问：「开元二十五年，明皇用奸人，逐贤相，戮直臣，杀三子，此国事大失，人道几丧也，有何德化，尚致天下讼狱希少」？曰：国政善恶，皆有后效。明皇即位之初，励精政事，得姚崇、宋璟、张九龄之徒，继为辅相，尽心赞助，故德化被于人閒。风俗既厚，狱讼几息。及在位渐久，怠于政治，虽奸邪乘閒而进，尚有忠贤任事，未至大害于政。及罢免贤相，专任奸人，直臣言事遂遭杀戮，三子无辜俱以谗死，其他流贬者不可胜道，此固君之大过。但恶在于内而未及于民，前日为善之效，流风未改，故狱讼尚希也。林甫自以专任，经岁奸迹渐露，取天下一善事掠之为功，将以掩罪。徐峤辈小人得希其意，妄托微物，用为灵异，上以固主心，下以愚民听。明皇惑其事，从而赏之，自此擅威权，起大狱，奸恶日甚，无所不为。天宝之乱，乃为恶之效也。为君为相者，勿以目前善迹，便为己功，当顾己之行事如何耳。善恶之事，未有不效者也。

论曰：国之废立太子，可容易哉！其立之也非嫡不可，非长不可，非贤不可。开元初，明皇立瑛为太子，非嫡也，非长也，但以母善歌舞，宠之，遂立其子，立之固容易耳。然立之二十馀年，名分久定，虽不闻大善，亦不闻有大过，可容易废之乎？不惟废之，复杀之矣。此虽武妃妖惑、林甫贼计所致，迹其本末，亦由张说之过也。明皇诸子皆非中宫所生，则慎择贤者立之可矣，何必即位之初，急立太子？盖方宠瑛母，用说其意耳。立之岁久，中外不闻其过，人心有奉矣。开元十七年，忠王领河北元帅，与百官相见，张说退而言曰：「尝观太宗写真图，忠王奇表，实类圣祖，社稷之福也」。太子在上，而说称忠王奇表，比之圣祖，事果便乎？盖昭成方娠，说侍读东宫，知其异事，谓王当天命，故因事言之，使众知耳，亦或有结王之意。说事明皇不惟东宫之旧，复赞先天监国之事，情义至密，非他相可比，故任用以来，言必从，计必行。观忠王之事，岂无密谋潜议也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，忠王贤足以代之，何不定计退瑛于藩而立忠王，使父子之际无大过，何得密称忠王之善，而无所定计？计虽不定，明皇意已移矣。天子于太子有移意，则嬖宠奸贼之言入之易尔。以此论之，岂非张说之过也？不然，二十五年张九龄以直被黜，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恶直言，林甫方肆凶计，谁复开口敢谋国事？明皇于林甫之言，无不听纳，惟立寿王瑁事不听，而卒立忠王也。然瑛之才远不逮忠王，无以辩之；但以国有太子，而说称忠王之美，又不赞定立子之计，使处置得所，终致明皇杀子之恶，说无所逃其罪矣。

论曰：贞观十年，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奏银坑事，太宗恶其言利，遂斥之，不令立朝。详味当时致治之风，尧舜何以加焉。天子富有天下，惟患德义之不充，不患财用之不足。贞观中，天子勤劳政治，敦尚俭德，非贤者不厚礼，非功臣不宠赐，内无嬖人专其恩，外无奸臣窃其泽，所用固有节，所敛固不厚，但虑人才未尽用，生民未尽苏，意常不足尔。天子务德义如此，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。天宝之初，天子厌倦万机，日恣侈逸，内有嬖人擅其宠，外有奸臣导其欲，恩倖寖广，用度日增。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费，必诛剥生民而后已，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于时也。韦坚以漕运宠，杨慎矜以积财进，至王鉷任用，则剥割极矣。民以戍死边，追理旧课，诏恩给复，而广收脚费，冤痛之声，遍于天下。鉷方以所聚之物，谓之羡馀，纳于内库，以奉天子私费。呜呼！天子之费，岂有私乎？且天子为生民主，民勤劳以奉之，财赋之入，固有常数。入既有常，用得无节乎？故行赏于人，使内外称之，曰宜也；施惠于人，使内外称之，曰宜也。今乃恣奢日广，遍赐嬖宠之家，竞为僭侈，权倖之辈，各极其欲。是明皇用聚敛之臣，割肌肤、槌骨髓，以快奸人女子之心尔。快奸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，欲天下不乱，不可得也。王鉷聚敛极矣，继以杨国忠用事，尤恣无名之取，故明皇私费滋广，而内库盈积，季年之乱，复资盗贼之用。是明皇宠奸巧之臣，穷生民之力，始则奉私欲，终乃为贼资也。世之论治乱者，多谓系之时数。今以太宗、明皇之事验之，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，明皇用聚敛之臣而天下自乱，然则治乱果系于时数乎？后之王者，宜鉴于此。

论曰：人主信任中官，无甚于明皇也。禄山领三道兵权，势力至重，又请蕃将以代旧将，反计可知。杨国忠以贵妃之亲，权公相之位，明皇宠信，言无不从。及奏禄山逆状，流涕言之，是必欲感悟主心也。然明皇竟未之信，潜使璆琳往察其状，是信国忠之意未及于中官也。其意曰：国忠，我之宠丞相也，但禄山有功，不无忌嫉，则其言未必忠于我也。璆琳日在左右，我所亲信，委之以事，必尽忠于我也。以此待璆琳之意，过于国忠。及为璆琳所误，遂成大乱，虽诛之何益？后之人君信待中官者，可不慎哉！

论曰：将帅专阃外之事，不行法，不尚威，固难以立功。然行法尚威，止以制服部下将士，使一听吾令，尽力于事也。若天子遣使于军中，有所违犯，亦自戮之，则置朝廷于何地？况灵武初基，大乱未定，为将帅者固当尽忠义之心，尊奉王室，以起盛大之势，尚虑威灵未张，安得为强横之态，以轻朝廷？即崔众奉诏交兵，骄慢将帅，此固有罪。奈奉朝命，何不论奏其状，乞行国法？于时天子方倚注将帅，无不从之理。天子从之而行法，则将帅尊、朝廷威，二事俱济矣，何至忿其无礼，遽行军法？朝廷方任其人，坚拒王命，至言宣敕则斩中丞，拜宰相则斩宰相，此强横之甚矣。且穰苴之斩监军，以苴起卑下，未为将士信服，故请君之宠臣监军，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，以济国事，非己有所忿也。光弼受将帅之任，功效已著，威名已高，不待戮众而三军信服矣。况众为御史，奉朝命交兵，又非监军之比，以骄慢戮之，是因忿而行法，至有斩宰相之语，岂非强横之态也？将帅之臣遇朝廷微弱，强横自恣，此固跋扈者常事。且光弼忠贤，不当如是，盖暗于大体，忿而不思也。光弼将帅之才，杰出于时，平贼之功高于诸将。晚为谗人所閒，大节微亏，盖不能去强横之态也，惜哉！

论曰：宰相举事，系天下利害，当尽大公之心，尚虑智谋不周，或至败事，况挟不平之意乎？房琯之为相也，与贺兰进明有私怨，进明帅河南，既兼御史大夫，是假风宪之威以重其任。琯又用许叔冀为都将，亦兼大夫，均其官，使不为下，此宰相乘不平之气举事尔。遂使睢阳危迫，而进明不救，忠贤数人为贼所害，军民之众罹其荼毒。或曰：「贺兰进明好进之人，巡、远功名既高，固有嫉之之意，虽无许叔冀争权，未必出兵救援。睢阳陷贼，实进明之罪，不系房琯之过也」。答曰：进明先授摄御史大夫，不满其意，遂极言排琯，交憾愈深，此固好进之人。及帅河南，权任甚重，琯或虑其难制，必用大将以分其权，则当择贤才任之，使共力国事。奈何用叔冀一狡险人为都将，复重其官，与节帅等？是正使各尚气势不相下尔，岂宰相大公之意也？不然，进明虽好进，于巡、远功名不无嫉意，当南霁云求救，忠义愤发，言词哀切，足以感激于人，稍异木石者必动心。进明亦非全然凶狠、不知情义者，安得绝无救意？岂非有恨而然耶？或曰：「韩愈作《张巡传后叙》，止言进明嫉巡、远声威功绩出己之上，不肯出师，不言叔冀事」。答曰：愈叙张巡事，以李翰所作传尚有遗落，据汴、徐閒老人言有所书尔。老人传当时事，又岂能窥进明之情？况愈所书止曰遗事，故不尽其本末。《唐史·高适传》载移书许叔冀，使释憾同援梁、宋，此事尤足證明。则房琯挟怨用人，致睢阳陷没，颇为得实。嗟夫！琯以时名作相，不能立大功，辅大业，已负肃宗倚任之意；又挟怨用人，致败国事，则琯之流落以没，非不幸也。后之为相者戒之。

论曰：李光弼谋史思明事，何不度事机，不顾国体之甚？思明为禄山逆党，罪不容诛，但能从耿仁智忠义之言，以范阳一道归于朝廷。虽险诈之心，未可全信，已能斩安庆绪之党，表归顺之节，天子命之节帅，封之王爵，恩宠方厚，未见复叛之迹，何遽遣人图之也？若以叛逆之罪，险诈之情，必不可留，亦须国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，赫然命将诛之，示天下去恶之法。何至方降国命之际，乃遣人为之副介，使潜结部曲图之，此岂国体也？况河北残寇，尚未平定，叛逆之党，方观国之恩信厚薄，为向背之计。思明既以归顺被宠，随而图之，使叛者决其计，此又岂事机也？使思明复叛，大乱两河，毒生民，败王师，凶势之盛，数年始平，由兹失策矣。噫！光弼贤将，谋乃如是之失，后之谋国事者得不深虑之？

论曰：用师不立统帅，固鲜成功，又况内臣监其事也？庆绪反于东都，凶势已去，虽有众数万，尚据相州，人心贼气，不同前日。一子仪、一光弼讨之，沛然有馀力，何必二帅并命？既以二帅俱元勋，难于相统，故不立元帅，虽失用帅之法，别无维制，犹可成功，何至假鱼朝恩观军容、宣慰之名？朝恩内臣，天子所亲信者也。天子亲信之臣而观军容，且复宣慰，是主一时之事也。既主其事，必有预谋画、作恩威、取功名之意。然子仪、光弼以元勋自任，必不曲从也。诸镇之将观其势，肯不附托乎？肯无畏避乎？他将各自为谋，子仪、光弼尽力于事，命令不能制于众矣。措置如是，欲不败，不可得也。故数月閒不能平定残寇，九镇之师卒溃而归，河南之民大罹其毒，由兹措置之失也。

论曰：肃宗逐李岘，不唯为内臣所制，亦昏暗使然也。岘之名德，为时信重，作相未踰月，谋论风采，已能耸动中外。及论毛若虚奸回，致崔伯阳等无罪谴逐，此固易明之事。一县尉捕捉杀马坊卒，非凶暴之甚，安敢行法？李辅国言卒之冤，伯阳等按覆之，具得其状，独若虚附会辅国，不言其冤。肃宗不信伯阳等公正之言，但凭若虚奸奏，岂非为辅国所制？既枉逐正人，宰相辩之，复以为累，且对侍臣言：「岘专权，逐之远郡，独为宽法」。是果不能辩曲直，察枉正，昏暗之甚也。辅国一阉人，以扈从微劳，宠用过分，遂致强横，挠乱国法，公卿百官，承附者众。岘既为相，首论其状，辅国寻让任用，虽出忿意，是亦知惧也。一阉人强横，天子不能制，大臣不敢忤。贤者作相，首挫其锋，若任之岁时，必能制其奸恶，不至于甚。岘方尽心国事，无所畏避，肃宗以为专权而逐之，养成辅国之势，卒至大恶。噫！肃宗中兴之主也，以过宠内臣，遂昏懵至此，惜哉！

论曰：仆固怀恩留贼将之降者分帅河北，以为己援，此固不忠之罪；然观其情，有所惮而为之也。肃宗宠信内臣，为将帅之患。郭子仪讨平大乱，收复二京，元勋厚德，天下瞻望。但不与鱼朝恩相协，为其谗閒，遂罢兵权。李光弼战伐尽力，动有奇功，才谋忠勇，冠于诸将，亦为朝恩所挠，致有败衄。怀恩前从子仪，知其事矣；后事光弼，惮其严而不附，遂与朝恩协议，以败其功，又施其计矣。以李、郭之功，不能固其权任，况他帅乎？又观代宗即位之始，程元振辈用事于内，甚于朝恩。来瑱居将相之任，一不从元振请托，无罪而杀，此怀恩所以不肯尽忠也。若怀恩止虑贼平宠衰，他无所惮，则其父子力战，不踰年平定剧贼，一门之内死王事者四十馀人，此岂欲养贼乎？何以平大盗而存其馀檗？是必有所惮而然尔。人主任将帅，使之尽忠，有常道矣。驾驭之术，赏罚之典，固不可失机会；能不容权倖之人閒其恩，沮其谋，使内有所惮，外无所挠，天下有事即当大任而无他忧，天下无事则荷眷宠而不衰替，则尽忠者众矣。肃、代皆宠内臣过厚，待将相不至，使怀恩猜贰，自为身谋，狡计一生，河北非天子有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