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曰：观太宗罪万纪言利，真得天子之体。天子为天下所尊，非止威势之重，由仁德之高也。仁德之本，莫大乎爱民；爱民之要，莫先乎节用。用之有节，天下贡赋之入，岁有馀矣，何至殚山泽之利，以困人力乎？然自三代之衰，秦汉而下，人君好利者，多由所为侈大而用无节也。天下贡赋之人，不足以充其费，奸人得以言利矣。人君顾所用不足，必说其言而从之。好利日甚，人力必穷；人力穷，则危乱自至。纵未至危乱，天子言为令，动为法，以好利闻于天下，岂其体哉！太宗斥言利之臣无他，能自节用，外谨制度，绝权倖，无过费耳。贞观一朝，其事可见。初，出宫人三千，天下固已颂其仁爱。及宫中欲脩一殿，则想秦始皇之过，不起其役。体不耐热，公卿请营二阁以避繁暑，亦念汉文罢露台之意，不从其请。将幸东都，敕预脩乾阳殿，给事中张元素极言隋室修乾阳劳民之事，嘉其言，立止。出降长乐公主，敕有司资送倍于长公主，魏郑公引故事，言长公主尊于公主，岂得以亲爱，厚资过于长公主？上纳其言，遂不越礼。其设官之制，命宰相定其员位，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员，多得才能，而无冗食。其养兵之法，畿内及诸路府兵止六十万，惟元从禁军三万，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给外，皆散之农亩而养焉。其行赏之事，功者厚，贤者礼，内无嬖人私其恩，外无倖臣窃其泽。天下岁入之物，有馀用矣，故薄赋敛，厚风俗，其道德与前代圣主并，所为得天子之体矣。呜呼！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；可至是而不至者，由所为侈大，制度不立，权倖不抑所致耳。所为侈大，物力固难以给；若制度不立，则庶事无节而冗费益甚；权倖不抑，则奸人竞附而私恩益广。天子虽独尚俭德，亦何能省用？太宗自节其用，复能谨制度、绝权倖，所以不取山泽之利，不困生民之力，而财自丰，为天子而得其体，著仁德于无穷也。

论曰：魏公以忠直称，历数百年而乃愈高。李翱论修史之法，则曰：「假如传魏徵，但记其谏诤之词，足以见正直」。是魏公得谏诤之道，其言足以传信于后也。贞观十年，魏公三上疏，乃谏诤之著者，然不过谏侈逸，明任人，平刑赏，辨忠邪，及引前代治乱为说，未尝深言君过，亦不及安危大计。详味其意，尤见当时高致。夫不深言君过，君无大过也；不及安危大计，君能自主威福，了天下大事也。君无大过，能了大事，真英主也。但政有小失则谏之，引前代治乱为戒，使不至于甚，此所以为忠也。魏公事英主，力赞治道，已成太平之治，见其小失尚孜孜谏诤，以防其甚；如事中常之主，天下未治，其君或有大过，魏公之谏必危切，至安危大计必忘身以争也。盖辅相之道不至此，不足以为忠。魏公之心，后之为相者宜详之。

论曰：中夏之于四夷，天分内外之地也，故嗜好不同，服用不类，礼义不能化，人情不可通，地形险固，自限其所。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，常使不为中夏患，则上策也。安可恃盛大之势，因夷狄拒命而伐之，遂强有其地？一强有其地，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劳，又使诸戎谓中夏利其土壤，各怀恐惧，俟时乘隙，合从为患矣。以太宗威势，州县高昌之地，虽保无他，魏公尚以为不可；则帝王威势之不逮太宗者，慎无贪戎土以起大患也。

论曰：王者立太子，以嫡、以年、以德，固有常礼。若嫡与年者或昏庸，或过恶，固不可不择于诸子也。择之之法，取众望，决己意，则天下归心矣。太宗，英主也，断大事未尝有疑。晚年牵爱，不能定一子。泰长而有过，立晋王无疑，何至投床自苦，取决于无忌之言？太子，君之副，社稷之本，岂使一臣主之，仍命拜谢？赖太子良善，人情可属，无忌终不擅其恩；不如是，必起乱阶矣。

论曰：贞观中，天下治平，四夷宾服，天子威德甚盛。太宗练兵师，尚功名，其志甚锐。以此不衰怠之意临天下，可预防患难，永保太平之业也。但因一远夷之臣杀主害民，复侵陵邻国，诏罢兵不听。然彼有罪，岂预中国之事？命一二将帅出师境上，示征讨救援之势，使畏威怀德，足为天子能事，何至决亲征之计乎？忠贤交谏，莫非苦言；李绩一议，坚不可动。遂使中国数万之众，驱之异域，轻其性命，已似忍心。况以万乘之尊，与远夷争胜，又自轻之甚，虽平辽东数城，破延寿大军，何足益其威德？若延寿纳对卢之计，危可测乎？此盖太宗英雄自恃，忽于深虑；李绩顺意生事，遂成误计。且初议伐辽，褚遂良谏正其事，太宗然之。绩至追述延陀犯边，圣策本欲追击，由魏徵苦谏，致失事机，以此激之，遂定亲征之议。及败延寿之众，太宗下马谢天，则危心可知矣。诏从行军人战死者加勋级，榜殡地，则中国士众，殒命于远夷可知矣。天子荷宗庙社稷之重，为天下生灵之主，一旦不因中国之事，履危难，轻人命，威德无乃损乎？且李绩追咎魏徵谏击延陀事，谓之失策，如延陀犯边，太宗命将禦之，大破其众，足示中国之威，不追击之，亦未为失。高丽本不敢犯边，何至亲征乎？绩顺意生事，无以逃其罪矣。房乔忍死上表，垦谏伐辽，贤哉！

论曰：刘洎之死，据旧史所书，由褚遂良之谮也。然伐辽之行，太宗谕洎辅翼太子之意，洎有诛大臣之对，时已责其疏健。太宗至自辽东，不豫，洎谒见而深忧之，或言诛大臣事，亦与前疏健之语何异，傥为遂良所奏，太宗叠前怒杀之，迹其事状，近于是矣。若洎止忧圣体，绝无他语，又引马周自明，周对与洎不异，太宗何至偏信遂良，遽诛大臣乎？况洎有罪而周隐之，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责周也？盖遂良后谏废立皇后事，以忠直被谴，奸人从而谮构之，惟恐其无罪。故刘洎之子诉冤，李义府助之，赖乐彦玮力辩其事，遂良谮洎之言，当出于此矣。又《贞观实录》本敬播所修，号为详正，后许敬宗专修史之任，颇以爱憎改易旧文。则遂良谮洎之事，安可信乎？

论曰：帝王于后宫恩宠过厚，非贤德者鲜不干预时事，著名于外。盖宠过厚则言易入，言易入则事可动。后宫至可动帝王以事，则奸邪附之，著名于外，又况亲族窃恩，竞为气势。内宠至此，小则破家之祸，大则为国之患，必然之势也。太宗在位岁久，后宫不无宠嬖，但外不闻何人耳。惟徐充容以恩顾称，绝不干预外事，复能谏争君失，则贞观宫阃之政可知矣。后代不能遵守，神龙中上官昭容等招权于外，广植奸党；天宝中杨贵妃专势于时，务强亲属。国事既乱，数妇人及其家皆不免诛戮。噫！上世淳风既往，人主之尊，为天下所奉，制度必如古简朴，或不能，则宫室服用既过于古矣。虽英明之君，为外物所诱，必有侈乐之意。意有侈乐，于后宫岂无所嬖宠？在人情未为大过也。既嬖之，居处服玩，充其欲足矣；何至容其私谒以干国事，使戚属倚之以作势，奸人附之以窃权？气燄既成，必生祸患而后已。则人君于后宫或有嬖宠，能以贞观为法，不惟不使乱政，亦所以安全之也。

论曰：君待臣以道，臣以道报之，君待臣以利，臣以利报之，此历代君臣之常理也。太宗用李绩，有本有末，其谋谟智力，立功立事，为大臣固宜然也。以其不负李密，尤信其心，使辅太子，正为此节。绩虽高勋重望，位尚书，预中书门下事，宠已至矣；使辅太子，敢不尽力乎？何至无故谴逐，使太子他日授以仆射？且人受恩于父兄，未有不厚其子弟者，况天子以大位授人，又宠信之，岂于太子不尽力耶？然绩忠义之士，但风气英豪，非感激不能尽节，一日无故逐之，使不无怏怏。太子虽授以仆射，绩之机心，岂不晓其利诱乎？至废立皇后之际，不肯尽忠，虽绩无大臣节，亦太宗以利启其心也。

论曰：唐采魏晋而下历代任宰相之制，以仆射、侍中、中书令为正宰相，故仆射二品，侍中、中书令三品。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由李绩自尚书授詹事，詹事卑于尚书，藉其辅翼太子，故授之。同中书门下三品者得预闻国政，此侍中、中书令之任也。今绩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又改授仆射，品已高而曰同三品，故苏冕《会要》駮其事曰：「李绩迁开府仪同三司，又改仆射。开府从一品，仆射从二品，今反同三品者，岂不与立号之意乖乎」？杜佑《通典》曰：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当以阶卑官高，令所给禄秩同品耳」。据此，似非位署。后同三品者，止记初命，卒不以为位号也。

论曰：高宗即位数年，奉先帝成法以临天下，颇得守文之体。一日昏惑自恣，不奉天戒，虽前代荒乱之主，少过之者。天子之贵，嫔御之众，何至私先帝才人，使逞阴谲之计，构陷中宫，为国大丑！且高宗自晋邸升皇储，即位之年，地震于晋，久而不止，是必天意以阴盛为戒也。太宗临终，顾无忌、遂良称「好儿、好妇」，是以国家事付托于大臣也。武氏诡计初行，方议废立，遂良以死争之，是不负先帝付托也。呜呼！先帝付托于临终，天地示戒于连年，大臣力争于所议，稍近中常之主，当知事理甚明，不可不念。况高宗幼为圣父教训，正人辅导，岂全不辨事理乎？但内惑嬖者之计，外纳奸人之言，上不奉天戒，次不遵父命，下不顾忠议，徇一时之欲，以至于此。心知王皇后无辜而悯之，及为嬖者戕贼，亦卒不问，此又孱懦之太甚矣。使文武之臣、蕃夷之长共朝嬖者，此又乱礼之甚，前代未之有也。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权，害宗室、杀大臣，几移宗社，实高宗之过也。然高宗之过虽奸党所赞，亦由李绩微言、于志宁顾望所致尔。李绩荷先帝付托，于志宁任宰弼之重，若稍助遂良及无忌、韩瑗、来济之言，奸党岂能动乎？是极谏高宗之过者，遂良也；成就高宗之过者，李绩、志宁也。故书曰：「右仆射、河南郡公褚遂良谏废立皇后，降潭州都督」。书其官爵，明大臣之任也。谏废立，明废者不当废，立者不当立也。因谏而降，明无罪也。遣绩、志宁立皇后，不书其官，但名之，明绩、志宁无大臣节，贱之也。书「临轩立后」而不曰「帝」，见高宗无人君之体也。

论曰：人君即位之年，谓之元年。元，始也，人君布政自此始，故首月谓之正月，取其正始之义也。厥后以数继之，终于一世，此前古不易之法也。至汉文惑方士之言，改后元年，始变古制。孝武因事别立年名，历代帝王皆遵尚之。唐武德、贞观，虽为年号，亦终其身。高宗不奉祖宗之法，且在位七年矣，而谓之元年，于理安乎？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，不知天下事统于天子乎，太子乎？事不师古，而至于此，由大臣昧于经义也。

论曰：人主之惑谗言，由不知其人为蔽耳。高宗于许敬宗，非不知其人也。如敬宗修《太宗实录》移《威凤赋》事，高宗明知不足传信，修史尚高下其手，他事固不可信矣。鞫狱之际，事外言所嫉之人，其大罪岂得信乎？况无忌亲则元舅，位则三公，忠亮之诚，许国甚至，一奸人谮之，不自临问，遂窜遐裔。此非不知敬宗之诬谤，无忌之非辜，正欲快嬖者之意，使元舅以勋德重望冤死遐徼，不惟昏塞之过，实不仁不孝之甚也。

论曰：《易》有「君不密失臣」之戒，《春秋》有「君漏言」之讥，圣人垂法，使人君与臣下谋议不可轻脱漏露，致罹其患，故申于《易》，著于《春秋》，丁宁如是也。况君乘怒自谋，使臣预议，一日推过于臣而杀之，岂人君之道？高宗立武后，过恶甚矣。后延邪人，行厌胜法，废之固宜。方与上官仪定议，后遽自申诉，兹以不密所致。若便行废黜，后亦何所为，反惧后怒，言「仪教我」，此乃妇人童子之态，遂使奸人乘后之意，搆皇太子、大臣杀之，士大夫无事被逐者甚众。后威权日盛，养成篡夺之势，皆由高宗不君也。

论曰：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，其朝廷之事，则贤才在位，法度施设；其生民之乐，则刑罚几措，岁时屡穰；其四夷之服，则大者来臣，小者安帖。前古圣王之治，何以加焉！尚谓封禅，盛德之事，虑己所为，未当天心，终不行其礼。高宗在位十馀年，虽赖先帝遗德，生民安业，四夷不动。奈朝廷之事，奸人乱政，忠贤窜戮，太子废杀，临朝听断，则中宫垂帘，威福不专于己。此大乱已见，有何功德可以告成？盖徇后之欲，举希阔仪物，誇耀天下耳。登封之后，岁饥民困，日食彗见，连年不已。岂非功德之薄，妄告于天，又千乘万骑之行，劳费民力，干动和气所致与？奸人预虑天时不顺，先引汉乾封故事，建为年号。若以岁旱为乾封，则民之饥困，灾变频仍，是果天祐哉？为天下者切戒于此，勿轻议盛德之事。

论曰：谥所以尊名也，古之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善名虽多，惟取一大善为称，不使名浮于实也。历代帝王谥号，或实或虚，不能尽如古制，然必以祔庙之始一二字为定也。唐高祖起义兵，虽出太宗之谋，然亲平大乱，成就王业，谥「武」宜矣。太宗以武功定天下，即位之后行王道，致太平，推诚人心，几致刑措，纲纪号令，治与古同，谥「文」宜矣。今高祖曰「神尧」，不惟越礼，适所以辱之。高祖于尧之道，安可拟议，况称曰「神尧」？人必谓其名不称，既知不称，岂非辱之？太宗加「武」与「圣」，此不谓过，但庙号久定而增其名，又岂礼乎？二后号「神圣」，尤乖其实。《孟子》曰：「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」。岂中宫之位，可当其号？此武后自欲尊大，妄称天后，高宗遂称天皇，因追尊祖宗二后，用掩其迹。呜呼！天子徇后之欲，僭大其称，渎祖宗，乱典礼，此高宗之过也。高宗之过，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经义，逢君之恶所致尔。

论曰：处俊谏高宗不令武后摄政，可谓社稷之臣也。自上官仪被杀，高宗为后所制，夺其威权，内外畏之，无敢忤其意者。高宗虽因目疾，欲令摄政，亦势逼而然。处俊不顾祸患，恳谏其事，至引魏文不许皇后临朝为證，是时处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计，不知有身计也。言既激切，又得义琰为助，虽昏主悍后，义不能违。夫人臣事君，见大过而不敢言，临大节而不敢当者，正欲保位避祸也。处俊当后擅权、上下危逼之际，忠言确论，力救其事，义琰协心助为之言，二公终保大位，不罹其祸。如于志宁辈，预废立皇后之议，顾望不言，乃保位避祸之意也。然终不免谴黜一刺史而殁，但得畏懦不忠之名，为世所罪，又岂能保位避祸乎？然则事君者固不可自计利害也，邪正在于所守，祸福系于所值。所守者节也，不可不固；所值者时也，此不可必；惟能不失忠义大节，则穷通死生，贤矣。

论曰：王者能知人，能驾驭臣下，则不敢欺矣；将相不忌贤，不私怨，则国事济矣。李敬玄不练边事，与刘仁轨立异，此庙堂之上，耻所不能，忌其贤而违其议也。仁轨知李令非将帅才，决请镇守，使之败辱，此恃其功名，欺君以逞私怒也。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统兵，但徇仁轨意遣之，寻致兵师败衄，自损国威，此昧于知人之明，失驭臣之术。一举而君臣之间俱不免过，然仁轨之过大矣。

论曰：裴炎死虽由直谏，迹其本末，自取之也。武后篡夺之势，非一朝一夕为之，方欲因事立威，震慑中外，然后行其所谋。中宗即位之初，过宠后父，炎力争之，因有「让国」之言，盖一时忿激之词也。炎谏于外，武后制于内，一孱主岂能有为？何得因一时忿激之词，便谓不堪辅佐，遽行废立？盖炎自以忤意，预忧祸及，遂附武后为之谋尔。殊不知后既能废帝立少子，天下之权皆出于己，其势至此，事肯已乎？况素有异谋也。炎方区区谏正其过，又请复政少子。盗欲取人奇宝，己预其谋，既使得之，乃以廉耻为责，令归其宝，言得从乎？言既不从，祸可免乎？故曰：炎之死，亦自取之也。夫为人臣者，惟当尽力于事，在择主之正与不正尔。主不正而尽力，鲜有不罹其祸者。盖共事之时，知其计画所长，用心所向；得志之后，必虑复与人谋，则不利于己，故有忌之之意。炎与刘袆之、程务挺辈相继被戮，皆自取之也。

论曰：武后僭窃位号，唐史臣修实录、撰国史者，皆为立纪，系后事于帝王之年，列伪国于有唐之史，名体大乱，史法大失矣。后史臣沈既济奏议曰：「中宗以始年登大位，季年复大业，虽尊名中夺，而天命未改，足以首事，足以表年。昔鲁昭公之出也，《春秋》岁书其居曰『公在乾侯』，君虽失位，不敢废也。今请并《太后纪》合《中宗纪》，每于岁首，必书中宗所居曰『某年春正月，皇帝在房陵，太后行某事，改某制』，则纪称中宗而事述太后，俾名不失正，礼不违常」。此得《春秋》之法，足正唐史之失也，故从其议，书武后事于《中宗纪》中。武后改年，皆是妄作。今起嗣圣，继以景龙，武后所改但存其名，备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焉，所以正帝统而黜僭号也。

论曰：观武后用张柬之，见其任贤之术也。武后临朝，僭窃二十馀年，所用之人奸正相半。盖后俊智之性，有过于人，谓不用奸人无以成己欲，不用贤人无以庇己过，然持大权者多贤才也。如狄仁杰、姚元崇相于内，娄师德、郭元振将于外，天下事何虑乎？故虽凶残不道，不至祸败者以此也。当仁杰、元崇相国，才谋之士不乏于时，尚孜孜访于二相，求大才以备任用。二相力荐柬之，立命作相，其推心不疑如此，则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，岂非得任贤之术也？一妇僭天下大号，恣行凶虐，尚以大权付得其人，久不祸败。为人君者能推诚任贤，天下岂有忧患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