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之史，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是也，二经体不同而意同。《尚书》记治世之事，作教之书也。故百篇皆由圣人立，不以恶事名，虽桀纣之恶，亦用汤武之事而见，不特书也。但圣贤顺时通变，言与事各有所宜，为史者从而记之。有经圣人所定典谟、训诰、誓命之文，体虽不一，皆足以作教于世也。《春秋》记乱世之事，立法之书也。圣人出于季世，睹时之乱，居下而不能治，故主大中之法，裁判天下善恶，而明之以王制。是圣人于衰乱之时，起至治之法，非谨其文，则不能正时事而垂大典矣。此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体所以不同也。然《尚书》记治世之事，使圣贤之所为，传之不朽，为君者、为臣者见为善之效，安得不说而行之？此劝之之道也。其閒因见恶事致败乱之端，此又所以为戒也。《春秋》记乱世之事，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，时之为恶者众，率辩其心迹而贬之，使恶名不朽，为君者、为臣者见为恶之效，安得不惧而防之？此戒之之道也。其閒有善事者，明其心迹而褒之，使光辉于世，此又所以为劝也。是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记治乱虽异，其于劝戒，则大意同也。后之为史者，欲明治乱之本，谨戒劝之道，不师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意，何以为法？至司马迁脩《史记》，破编年体，创为纪传，盖务便于记事也。记事便则所取博，故奇异细碎之事皆载焉。虽贯穿群书，才力雄俊，于治乱之本、劝戒之道，则乱杂而不明矣。然有识者短之，谓纪传所记一事分为数处，前后屡出，比于编年则文繁。此类固所失不细，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。夫史之纪事，莫大乎治乱。君令于上，臣行于下；臣谋于前，君纳于后。事臧则成，否则败，成则治之本，败则乱之由。此当谨记之。某年君臣有谋议，将相有功勋，纪多不书，必俟其臣殁而备载于传，是人臣得专有其谋议功勋也。《尚书》虽不谨编年之法，君臣之事，年代有序。羲和之业，固载于《尧典》；稷、契、皋、夔之功，固载于《舜典》。三代君臣之事，亦犹是焉。迁以人臣谋议功勋，与其家行细事杂载于传中，其体便乎？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，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，岂非失之大者？或曰：「《春秋》虽编年，经目其事，传载本末。迁立纪传，亦约是体。故刘餗《史例》曰：『传所以释纪，犹《春秋》之传焉』。此可见迁书之不失也」。答曰：《春秋》，圣人立法之书也，立法故目其事而断之，明治乱之本。所目之事，或一句，或数句，国之典制罔不明，人之善恶罔不辨。左氏，史官也，见圣人之经所目之事，遂从而传之，虽不能深释圣人之法，记事次序，一用编年之体，非外《春秋》经目独为记也。迁之为纪也，周而上多载经典之事，固无所发明。至秦、汉纪，并直书其事，何尝有法？纪无法，传何释焉？此乃餗附迁而为之辞也。或曰：「史之体必尚编年，纪传不可为乎」？答曰：为史者习尚纪传久矣，历代以为大典，必论之以复古则泥矣。有能编列君臣之事，善恶得实，不尚僻怪，不务繁碎，明治乱之本，谨劝戒之道，虽为纪传亦可矣。必论其至，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。甫尝有志于史，窃慕古史体法，欲为之。因读唐之诸书，见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圣王并，后帝英明不逮，又或不能守其法，仍有荒纵狠忌庸懦之君，故治少而乱多。然有天下三百年，由贞观功德之远也。《唐书》繁冗遗略，多失体法，诸事或大而不具，或小而悉记，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。怪异猥俗，无所不有。治乱之迹，散于纪传中，杂而不显。此固不足以彰明贞观功德法制之本、一代兴衰之由也。观高祖至文宗《实录》，叙事详备，差胜于他书，其閒文理明白者尤胜焉。至治乱之本亦未之明，记事务广也，劝戒之道亦未之著，褒贬不精也。为史之体亦未之具，不为编年之体，君臣之事，多离而书之也。又要切之事或有遗略，君臣善恶之细、四方事务之繁，或备书之。此于为史之道，亦甚失矣。遂据《实录》与书，兼采诸家著录，参验不差、足以传信者，修为《唐史记》。旧史之文繁者删之，失去就者改之，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补之，事之不要者去之，要而遗者增之，是非不明者正之。用编年之体，所以次序君臣之事。所书之法，虽宗二经文意，其体略与《实录》相类者，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乱，不可全法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体，又不敢僭作经之名也。或曰：「子之修是书，不尚纪传之体可矣，不为书、志，则郊庙、礼乐、律历、灾祥之事，官职、刑法、食货、州郡之制，得无遗乎」？答曰：郊庙而下，固国之巨典急务，但记其大要，以明法度政教之体。其备仪细文，则有司之事，各有书存，为史者难乎具载也。自康定元年脩是书，至皇祐四年草具，遂作序述其意，更俟删润其文。后以官守少暇，未能备具。逮嘉祐元年，成七十五卷。是年冬卧病久，虑神思日耗，不克成就，且就其编帙，粗成一家言，才力不盛，叙事不无疏略，然于劝戒之义谨之矣。劝戒之切而意远者，著论以明焉，欲人君览之，人臣观之，备知致治之因，召乱之自，邪正之效，焕然若绘画于目前。善者从之，不善者戒之，治道可以常兴，而乱本可以预弭也。论九十二首，观者无忽，不止唐之安危，常为世鉴矣。

论曰：义师之起，本救世乱，若威德渐盛，则四夷款附矣。故周武兴师，致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之众，助牧野之战；汉高平定天下，亦有北貊、燕人枭骑之助。今唐师方起，当以德义为胜，何乃听文静一时之谋，遽求助于突厥？斯自小也。财宝金帛，皆民力所致，当举义之始，许之夷狄，可乎？不尽赂之，又自失信。后突厥恃其微功，连岁入寇，盖由兹失策也。

论曰：立太子必嫡长者，使天下之心有系，以止争夺之患也。行之平世，固为常法。若夫大公之世，子不贤，尚求圣人以传大位，况长子不贤，次子圣乎？安得局于常法也！唐有天下，本秦王之谋。秦王功德之大，海内属望，其势可终为人臣乎？建成自举义以来，无一事可称道，但以年长，使居圣子之上，至愚者亦知其不可也。虽秦王以常礼让，胡不虚其位待天命之归？况受禅之初，天下未定，何汲汲于立太子也？善哉，宁王宪让太子之言曰：「时平则先嫡长，世难则归有功」。此万世不易之论也（《唐史论断》卷上。又见《唐宋名贤确论》卷七。）。

之：原无，据函海本增。

论曰：恩与刑，人主之大权也。恩当其功，刑当其罪，则中外劝戒矣。反是道，何以服人心？裴寂、刘文静俱以佐命为大臣，文静才略功名，过寂远甚。高祖任情，亲寂而疏文静，文静失律则除名。及与寂有隙，出怨言，遂听寂谗杀之。寂当将相之任，怯而无谋，屡为贼败。既入朝，不加深罪，幸矣；顾待弥厚，可乎？施恩于寂太优，用刑于文静太暴，二者兼出于私，非圣子功德之大，人心去矣。

论曰：兵之用閒为神妙者，以其术之不可窥也。高祖历战伐多矣，用兵之事，不可谓不晓。刘世让素有忠义之名，既以知边机使备突厥，方制其要害，功效甚明。突厥使人入朝，言世让有异谋。殊不知世让既荷任用，已有功效，何故与突厥通谋？况突厥入寇，本以马邑为便，今得其地守之，是阨其入寇之路也。世让经画如是，戎人反言与己国通谋，其情固易察耳。高祖不察而杀世让，何昏暗之甚也！

论曰：国之用武固常事，不可一日懈也。中夏之广，外夷之众，虽太平之世，黠恶者畏威服德，而不敢动，其心常幸国之有事，起而为患尔，则武备可一日懈乎？况大乱初定，人心未宁，便欲为安逸之态而偃武事，及突厥入寇，乃谋迁都以避，经世之略，何其浅也！赖秦王坚议，不行谬策，令复置十二军，以教诸府之兵。中国之威，自此盛矣。

论曰：古之明王，嫔御之数，著于经典者可见也。汉之后宫及千数，贤如魏桓者，不肯出仕矣。盖人君广置嫔御，其损有三：侈费甚也，内宠多也，怨女众也。侈费甚则困民力，内宠多则竞私谒，怨女众则伤和气。人君之德，所损如是，贤者以为难谏正而不愿仕也。况隋炀荒虐，自古无比，强取良家女置后宫者，固无其数。高祖初入关，放离宫之人还亲属，此得美事之一节。及受禅，安然有其后宫，欲不荒恣，得乎？赖圣子承之，立矫其过，计出三千之众，使天下耸动，歌咏唐之盛德也。

论曰：或问：「《春秋》书国君即位，必于元年正月，明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。此书即位踰年，岂《春秋》之法乎」？答曰：《尚书》记天子传位改元之法，舜则曰「月正元日」，禹则曰「正月朔旦」。《春秋》即位改元之法本于此，圣人以舜、禹之法为天下之至正也。然《顾命》、《康王之诰》记成王崩，康王既为天子，乃释冕反丧服，盖以先君不书所终之年，天子之位不可一日而虚，故于柩前即位，明先君传授之意，不及行舜、禹之法也。但踰年称君改元，亦同其道矣。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，则诸侯可知也。《春秋》一国之史，圣人脩之，遂见天下大法，莫若舜、禹至正也。元年初即位，说者引《康诰》之文为定，以谓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，百官以序，国史书「即位」以表之。此虽明不待踰年即位，元年见新君之法，不知圣人因而存舜、禹之道也。况鲁侯即位虽称元年，必书「王正月」者，上以明王道之序，下以见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。若夫脩天子之史，可不知书元年即位之法乎？又后代事艰，天子继统，必待踰年称君，势有不便矣。故当依实书之，虽略变古法。其曰以即位踰年改元，亦所以法《尚书》定位、《春秋》改元见新君之意也。

论曰：帝王兴治之道，在观时而为之。观时在至明，至明在至公，至明则理无不通，至公则事无不正。通于理故能变天下之弊，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。弊变教立，其治不劳而成矣。孔子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」。则圣人之意可见矣。或曰：「孔子言『善人为邦，百年然后胜残去杀』，又言『王者必世而后仁』，何谓也」？答曰：孔子教为邦者久之之辞也。为邦若非圣哲，或行仁政，未能变通时事，功业不速，必中道而止，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。若以圣哲之道则期月可也，但后之为天下者，虽欲兴起治道，多非圣哲之才，不能通究时弊，以道变之，务速其功，以行一时之事，故所为駮杂，莫复前古之治也。观魏公之论，诚得圣人之意，文皇能纳其言，而不惑奸人之论，力变时弊，以行王道。呜呼，明哉！大乱之后，兴立教法，不急其功，致时太平，德流于后。呜呼，公哉！

论曰：太宗之任谏官，真得其道。夫天下之务至广也，军国之机至要也，虽明主听断，贤相谋议，思虑之失，亦不能免。一失则为害不细，必藉忠良之士谏正。夫忠良之士，论治体、补国事，乃其志也，能密有所助，则亦志伸而道行，岂必欲彰君过而取高名哉！当君相议事之际，使谏官预闻，得以关说，或有阙失，从而正之。天下亲睹朝政之得宜，不知谏者之何言，上下诚通，国体岂不美乎？况大臣论事，以谏官规正于人君之前，安有不公之议？兹亦制御大臣，使之无过之术尔。若以谏官小臣，不可预闻国议，必众知阙失，方许谏正，事或已行而不可救，过或已彰而不可言。故刚直之臣，有激讦不顾以争之者，君从之犹掩其过，君或不从，则君之过大，臣之罪愈大矣。太宗任谏官，可谓得其道。

论曰：封伦真奸人，太宗真能照奸人之情者也。大臣之职，荐达人材，固非细事。天下之大，中外之任，可容一日乏才乎？然人之才，有能有不能，器而使之，众职举矣。岂有人主责其举贤，己未尝推荐，但言无奇才异能，上欲欺主之明，下欲蔽天下之善，此真奸人也！盖奸人不乐进贤，其情有三：保位固宠，常惧失之。以贤者既用，必建立功业，掩己之名，见己之过。名灭过露，则位不能保，宠不能固，此不乐进贤之情一也。又奸人立私，必人附己乃引之。贤者怀才安命，进退以道，固不肯趋附奸人。以谓不附己而引之，则不知己之恩；不知己之恩，则不为己之党，此所以不乐进贤之情二也。奸人无至公待人之心，心既不公，知人不明。虽遇贤才，不能深识，虑引而进之，或有大过，为己之累，此不乐进贤之情三也。封伦之情，正在于此。太宗以前代未尝乏人折之，使惭惧无辞，可谓能照奸人之情者也。国有奸如封伦者，世世不无，人主能照其情而责之，则公卿悚动，贤者进矣。

论曰：太宗定天下之功，固天授神武英才，不待赞论而赫赫于无穷矣。其朝廷之制又如是，宜乎贞观之治也。夫定官之员不务多，而务择贤，则不贤者安得用矣？大臣议事，使谏官、御史、史官并从而入，或正其失，或纠其非，或书其过，则大臣安敢不正议矣？诸司长官正衙奏事，使众臣共闻之，属官不得奏本司外事，非至公之事，人不敢言，则阴邪之事自绝矣。疏贱之人言事者，令门下司引奏，又置立仗马以备急事，则天下之情无不达矣。内侍皆黄衣，给事宫掖，则奸人无所附，而事权不假于人矣。数者皆朝廷大法，为人君者能遵行之，虽未能及贞观之治，朝廷必尊，而天下可治也。何哉？官少而贤，必择之精也；大臣不敢曲议，必听之明也；诸司官无邪言，必制之公也；言事者无壅而人情尽达，必采之详也；内侍不预事，必制之严也。数者非太宗英睿，不能尽其道，人君资性至此者鲜矣。然设官少而务择贤，使谏官辈预闻大臣之议而救其失，诸司奏事明陈于庭，疏贱者言事无壅，不任内侍以事，必久其制而力行之，虽不逮太宗之英睿，朝廷岂不尊，天下岂不治也？

论曰：人主之任大臣，不可不专，亦不可专。若深知其人可付国事，不专任之何以责成功？盖任专则责重，责重则人必尽其才力也。若知人未至而专任之，苟无成功，则有败事，又或窃擅威福，有难制之患。二者惟在人主审之，不可一失，失则事机难追矣。太宗可谓能审任人之术者也。知房乔、杜如晦之贤而付以国事，房、杜方尽心职事，己著功效，陈师合以平常之见，欲移主意。如晦奏其事，意似不广，然虑小臣閒言渐害于事，公言之尔。太宗不惑师合之言，乔、如晦荷信任如是，敢不尽其才力乎！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。然有太宗之明，房、杜之贤，则可以专任而不容人言。人主知人未至，当审其付任，不可执此以为法。

论曰：人主操天下之势，不可一日失威令。威令一失，则下起慢上之渐，渐若不止，则纲纪弛而权移于下，何以操天下之利势？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。然威令之行，不可过中，过中则暴，暴则人心离矣。太宗之用威令，诚得其术，故内外之臣，闻一令罔不靡然从之。此无他，聪明之性、至公之心、刚严之体御于内外也。卢祖尚丁其时，荷其任，乃委曲思虑，以身为计，遂成骄慢之态，宜乎获罪矣。然杀戮，刑之极，施于骄慢之罪，此似过中。人臣骄慢则杀之，复有罪之极者，何以加刑？若祖尚之罪，逐于遐裔而永弃之，未至失威令也。

论曰：人臣之任国事，莫若知无不为，一存形迹，非公忠之道也。且如有贤才滞于下，或己之亲旧也，或权势之亲戚也，以此避嫌而不举；又如臣下忤犯主怒，枉为人谮，将被刑戮，将行窜逐，其人或己之亲旧也，或权势之亲旧也，以此避党而不辩；又如有奸恶之人，将为国患，其人或己之所不足者，或权势之所不足者，以此避疑而不言。凡此之类，皆存形迹也。人臣存形迹，为身之谋尔，非所以为国计也。夫有贤未用，国之失也；杀逐无辜，君之过也；奸人将起，时之患也。为人臣者，知国之失而不陈，见君之过而不正，观时之患而不救，但曰「我存形迹」，此罪不细，故谓非公忠之道也。温彦博因魏公为人所谮，遂言人臣须存形迹，此不忠之言也。赖魏公自陈，太宗寻悟其事，非君臣相信，几失大公之道。

论曰：或问：「房、杜之相，谋议施为，不见赫赫之事，而世大贤之，何也」？答曰：宰相之功，何必赫赫，观时事如何耳。房、杜自秦府遇主，讲天下事固详。太宗即位，遂命作相，付任之专，不与他相同，乃得尽心助治，致时太平。以事明之，其功可见。宰相之任，莫先乎正官职，用贤才。若官得其才，宰相总其大要，庶事举而天下治矣。贞观元年，房、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员，官既少则才可择，才可择则官不滥，官不滥则职自举。况公于取士，各尽其才，此房、杜得佐主兴治之要道也。以至台阁规模，典章文物，皆其所定。又防奸邪，抑权倖，各有著法，大概如此，不惟一时之治，固足以垂宪于后也。其他军国机务，虽谋议不著，每筹事太宗从之。以太宗之英睿，专任二相而从其所筹，其贤又可知也。即贞观时事之治，二相之功可见矣。或曰：「贞观四年，天下大治，太宗惟称魏公之力，不及房、杜，何也」？答曰：贞观之初，太宗求治方切，魏公专论王道，封伦横议以沮之。太宗不惑奸言，力行王道，及天下之治也，嘉贤人之论足以明道，故称魏公之力；嫉小人之言，惜不能使之惭悔，故恨封伦之不见，其言自不及房、杜也。然魏公，谏臣也；房、杜，宰相也。魏公论其治体，房、杜助其施为尔。后世贤房、杜而不见其功者，惟详观太宗专任之意、贞观时事之要可也。

论曰：安边之术，其难哉！以太宗之英明，魏公之辩论，岂不能察夷狄之情，定安危之计，何至纳温彦博曲议，处虏内地，仍择酋长，备官京师？虑之不审，乃如是乎！夷狄之态，弱则伏人，强则为患，礼义不能移其性，仁恩不能怀其心，从古而然也。颉利之败，其部落之降者，岂慕德义而来，正为逃死之计耳。置之塞外，分酋长以主之，足示好生之德，何过处置有差也？盖太宗以雄才大略，平突厥，意破亡之馀，不能为患，但以大度畜之，至仁怀之，夸大盛德，以示万世，故忽其事也。不然，彦博之议突厥馀众若遣居河南，绥怀德惠，终无叛逆，此固妄言，岂能惑其聪明哉！及数年有变，始徙降戎塞外，乃悔今日之失也。

论曰：太宗之明，李靖之贤，君臣之心，可无閒矣。况靖深入虏地，方成大功，安得容谗人之言？且谓靖军无纲纪，致以虏中奇货，散于乱兵之手，此不识事体之言也。靖善用兵，法令素整，以少精骑深入虏中，无纲纪安能成功乎？虏中奇货，若果有之，散之兵众，正得其宜。突厥凌中国久矣，一日平之，张天威，雪国耻，安边宁人，非靖尽心，兵众尽力，何以成此功？且宝货散之军众，是上不奉君欲，下足恩众心，故谓正得事宜，但不知宝货之有无尔。太宗为君，何至以奇宝为意，猜疑贤将？尚赖仁明之德，不行重责，靖之忠诚，无所觖望。不然，君臣之閒，两有大过矣。及数月，始悟其事，命靖为相，亦足光其功德。宜罪谗人，以戒于后世可也。

论曰：封禅之文，不著于经典。秦汉诸儒用管仲说，以为帝王盛德之事，无大此礼，故秦皇、汉武行之，仪物侈大，自谓光辉无穷。然封禅之后，灾异数至，天下多事。盖繁费生灵、干动和气所致，则崇尚此礼，恶足以当天意哉！况此礼不著于经典也。司马迁作《封禅书》，引经典之文，但巡守之礼耳。帝王巡守，每至方岳，必燔柴以告至，非谓自陈功于天也。帝王治天下，能以功德济生民，致时太平，则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，郊祀之礼，足伸其报，何待自告其功也！太宗谓事天至诚，扫地足以致敬，何必登山封数尺之土？此实至论。

论曰：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，则大臣不骄，大臣不骄，则中外自肃。太宗以吐谷浑拒命，一日谓侍臣曰：「欲李靖为帅讨之」。靖功名之大，为当世勋臣首，方以老病居家，闻其言，亟见执政请行。太宗使大臣如是，功名不逮于靖，筋力未衰于靖者，敢骄慢乎？人臣不敢骄慢，则各尽才节；人臣各尽才节，天下事不足治矣。天子使人至是者无他，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