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等看详：《大宗伯》之职曰：「以肆献祼享先王，以馈食享先王，以祠春享先王，以钥夏享先王，以尝秋享先王，以烝冬享先王」。则六享并行，而天子禘祫与诸侯异，未尝废一时祭。故《毛诗传》曰：「诸侯夏禘则不礿，秋祫则不尝，惟天子兼之」。孔颖达《正义》以为「天子夏为大祭之禘，不废时祭之礿；秋为大祭之祫，不废时祭之尝」。则王礼三年一祫与其禘享，更为时祭，所以别于诸侯，所谓「其治辨者其礼具」也。国朝沿袭故常，禘祫之月不行时享，久未釐正，非古之制。伏请每遇禘祫之月虽已大祭，仍行时享，以严天子备礼，所以丕崇祖宗之义。其禘祫虽与时享先后，经无明说。以臣等考之，《司尊彝》曰：「凡四时之间祀、追享、朝享，祼用虎彝、蜼彝」。先郑云：「追享、朝享谓禘祫也，在四时之间，故曰间祀」。明禘在礿祭，祫在烝祭之间，不在其后也。故后郑谓：「天子先祫而后时祭」。其郊礼、亲祠准此。如允臣等所议，乞赐指挥施行。

孔颖达尝撰《周易正义》，又与马嘉运、赵乾协、苏德详等参详，以行于世。观其发明三圣之旨，通贯万化之蕴，其亦深于《易》乎。然于下《系》云：「案诸儒象卦制器，皆取卦之爻、象之体。今韩康伯之意，直取卦名，因以制器。案上《系》云『制器者尚其象』，则取象不取名也。韩氏乃取名不取象，于义未善。今既遵韩氏之学，且依此释之」。甚哉颖达之失！圣人之道至深远，而学者不悟，故洪生硕儒为注疏，以启导后进，而使得其馀。今韩氏既失于取象之义，己为《正义》，当为刊正指归，以为后人之师法；奈何既知其失，不为剖析是非，又从而蹈其失哉！夫「斲木为耜，揉木为耒」，盖取诸《益》。《益》者，《震》下《巽》上。《震》阳，木动也；《巽》阴，木可揉也。而揉以为耒耜之象，其动在下，耕田之象也。而韩谓「制器致丰，以益万物」。又「刳木为舟，剡木为楫」之象，而韩谓「乘理以散通也」。「断木为杵，掘地为臼」，盖取《小过》。《小过》者，《艮》下而《震》上。《艮》，山也；《震》，木也。山止于下，木动于上，杵、臼之象，而韩谓「以小物济用」。诸如此类，失者甚众，不可备举。韩氏妄肆臆说，颖达又不发明其得失，诚可惜也。类而推之，则圣人之旨皆可见矣，学者宜自求之（《历代名贤确论》卷七一。又见《宋代蜀文辑存》卷一二。）。

之：原脱，据十三经注疏本《周易·系辞下》补。

议曰：礼院新定《皇族五服图》，其失有五：不重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之服，其失一也；不分润王之族，其失二也；不载兄弟之殇，其失三也；不著袒免之亲，其失四也；不明正统、旁亲之制，其失五也。何谓不重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之服？按《周礼》司服职云：「为天王斩衰」。《礼记》云：「天子修男教，父道也。为天王服斩衰，服父之义也」。又云：「丧有四制，变而从宜，取之四时也」。有恩有礼有节有权，取之人情也。恩者，仁也；理者，义也；节者，礼也；权者，智也。仁义礼智，人道具矣。故为父斩衰三年，以恩制者也；为君亦斩衰三年，以义制者也。新图以皇帝于仁宗固当服斩衰也，于真宗则齐衰不杖期也，于太宗则齐衰五月也，于太祖则缌麻三月也。若仁宗之服诚合礼制矣，若真宗、太宗之齐衰，太祖之缌麻，是以亲服而言，而不以天王之服言也。夫太祖、太宗、真宗，君天下，传万世，在皇帝为之服斩衰，此所谓以义制者也。亲亲尊尊，无重于是矣。新图以齐衰、缌麻为服，是岂达《礼》经之意哉！故曰不重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之服，其失一也。何谓不分润王之族？按《五服敕》云：「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齐衰不杖期，为其兄弟大功九月」。然则皇帝为濮王之服，异于为润王诸子之服矣；为濮王诸子之服，异于润王诸孙之服矣。新图以润王子孙合而为一，无以别其等降。故曰不分润王之族，其失二也。何谓不载兄弟之殇？《五服敕》云：「为人后者，为其兄弟之长殇小功五月，为其兄弟之中殇、下殇缌麻三月」。《开宝通礼》丧葬令文皆同。其说盖出之于《仪礼》矣，而新图略之。故曰不载兄弟之殇，其失三也。何谓不著袒免之亲？按《礼记》大传曰：「名者，人治之大者也。可无慎乎？四世而缌麻，服之穷也；五世袒免，杀同姓也；六世亲族竭矣」。郑康成云：「四世共高祖，五世高祖兄弟，六世以外亲尽，无属名也」。又按律有八议，一曰议亲，释谓皇帝袒免以上亲。《刑统》云：「皇帝袒免，据礼有高祖兄弟，曾祖从父兄弟，祖再从兄弟，父三从兄弟，身四从兄弟是也」。且五世之亲，旁通而有十一，《刑统》止著其五识者，犹曰「未达」，况又全而阙之哉！故曰不著袒免之亲，其失四也。何谓不明正统、旁亲之制？夫正统之服，天下之通服也。旁亲之服，大夫则异于士庶矣，天子、诸侯则又异于大夫矣。按《礼记》云：「期之丧达乎大夫，三年之丧达乎天子，父母之丧，无贵贱一也」。郑康成云：「期之丧达乎大夫者，谓旁亲所降在大功者。其正统之期，天子、诸侯犹不降也。大夫所降，天子、诸侯绝之，不为服也」。孔颖达曰：「大夫之尊，犹有期丧，谓旁亲所降在大功者，得为期丧，还著大功之服。若天子、诸侯，旁亲之丧，则不为服也」。又《仪礼·丧服》，郑康成注云：「君、大夫以尊降」。贾公彦云：「君、大夫以尊降者，天子、诸侯为正统之亲，后夫人与长子、长子之妻等不降，馀亲则绝。天子、诸侯绝者，大夫降一等」。又汉《白虎通德论》：「天子绝期者何？示同丧于百姓，明不独亲其亲也」。又魏田琼云：「天子不降其祖父母、曾祖父母，后、太子嫡妇，其姑姊妹嫁于二王后者，皆如都人」。此所谓正统、旁亲之制也。古者分亲，所以尊正统也；尊正统，所以重宗庙社稷之事也。虽圣人亲亲之心笃于九族，而旁正之异不可不明也。而新图略之，故曰不明正统、旁亲之制，其失五也。今别为图，分以世次，上下旁行而观之，亲疏轻重之制，其亦庶乎明矣。

孔颖达曰：「重卦之人，凡有四说：王辅嗣以为伏牺，郑康成之徒以为神农，孙盛以为夏禹，史迁等以为文王。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，按《系辞》，神农之时，已有『盖取诸《益》与《噬嗑》』，以此论之，不攻自破。其言神农重卦，亦未为得。今以诸文验之，案《说卦》云：『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』。凡言作者，创造之谓；神农已后，便是述修，不可谓之作也。则幽赞用蓍，谓伏牺矣」。又引《下系》云：「『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盖取诸《益』》。即象《夬》卦而造书契，伏牺有书契，则有《夬》矣。故今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，即自重为六十四，为得其实」。

《乾》《坤》二卦，天地阖辟，阴阳终始于其间，故曰：「《乾》《坤》，其《易》之门也」。阳不得阴之助，不能任以生物；阴不得阳之助，不能任以成物。《乾》《坤》二卦，六阴六阳，天地盈虚消长之道，配于四时十二月，周而复始。若夫《坤》之纯阴用事，十月之卦也。上六阴极而阳复，故《乾》之初九，来居坤之初位，是为《复》䷗，此乾之一阳用事，十一月卦也。以至于《乾》之九二，来居坤之二位，是为《临》䷒，此乾之二阳用事，十二月卦也。又《乾》之九三，来居坤之三位，是为《泰》䷊，此乾之三阳用事，正月卦也。又《乾》之九四，来居坤之四位，是为《大壮》䷡，此乾之四阳用事，二月卦也。又《乾》之九五，来居坤之五位，是为《复》䷪，此乾之五阳用事，三月卦也。及夫《乾》之上九，来居坤之上位，而《夬》之上六，一阴为五阳决去，故六位纯阳复居于《乾》䷀。此乾之纯阳用事，四月卦也。《乾》之上九亢极矣，阳极则阴生，故《坤》之初六，来居乾之初位，是为《姤》䷫，此乾之一阴用事，五月卦也。以至于《坤》之六二，来居乾之二位，是为《复》䷠，此坤之二阴用事，六月卦也。又《坤》之六三来居乾之三位，是为《否》䷋，此坤之下体三阴用事，七月卦也。又《坤》之六四，来居乾之四位，是为《观》䷓，此坤之四阴用事，八月卦也。《坤》之六五，来居乾之五位，是为《剥》䷖，此坤之五阴用事，九月卦也。《坤》之上六，来居剥之上位，是一阳剥落也，故六位纯阴，复居于《坤》䷁，《坤》之上六用事者，十月卦也。阴极则阳来，故复归于《乾》。观《乾》《坤》六爻之动，则十二月阴阳代谢之功毕矣。《复》一阳生，故曰七日来复，天行也，利有攸往，刚长也。《临》二阳生，故曰刚浸而长也。《姤》一阴生，故曰柔遇刚也。一阴之来，小人之道亨，故变《复》而为《姤》。《遁》二阴生，故曰浸而长也。二阴之长，君子之道消，故变《临》而为《姤》。《夬》五阳并进，上一阴将陨，众阳之盛，君子之道亨。以刚夬柔，故变《剥》而云《夬》。夬，决也。刚决柔也，利有攸往，刚长乃终也。《剥》五阴并进，上一阳将落，而众阴之盛，小人之道亨。然柔不能以决刚，而刚自陨，故变《夬》为《剥》。《易》曰：「剥，剥也。柔变刚也，不利有攸往，小人长也」。观夫阴阳相生，刚柔迭用，四时之所变化，万物之所终始，莫不备于斯矣。《复》卦云：「七日来复」。或者谓：「日当为月」。言自五月阳剥而阴长，以至于十一月而一阳生，是七月而来复也明矣。辅嗣但云：「来复者七日」。诸儒妄为异端，引《易》六日七分之说。夫六日七分之说，以谓一日八十分，一卦之内，六爻主六日而足，馀七分耳。即当概举六日而言之，不当云七日也。又况六十四卦，以每卦管六日，即当有三百八十四日。又每卦益之以七分，计有四百四十八分，得五日馀四十八分，总其数，当有三百八十九日，馀四十八分，则当期之数缪矣。说者无所依按，故妄《震》《离》《兑》《坎》为四方之卦，独不系于日。又妄云《震》《离》《兑》《坎》，二至二分用事之日，既云用事之日，岂得不系于日？且《乾》《坤》于八卦为父母，为天地万物之祖，何为亦只主六日七分之数？如是，则一岁四时之中，《乾》《坤》所主者，十二日一十四分尔。《乾》《坤》二卦之用，于天地四时之功，何其小也？孔颖达云：「《剥》卦阳气之尽在于九月之末，十月当乾坤用事。《坤》卦有六七分，《坤》卦之尽，则《复》卦阳来，是从《剥》至阳《复》。隔《坤》之一卦，六日七分，举成数言之，故辅嗣云七日也」。如颖达所论，何不思之甚也！夫自五月《坤》之初六一阴用事，至于十月《坤》之上六纯阴用事，是《坤》之六爻于一岁中主六月矣。设只以十月纯阴用事言之，则一月三十日，又岂可云「七日而复也」？设以六日七分之说为然，既云一卦主六日七分，则十月一月已隔五卦，非只《坤》之一卦明矣。如以日推之，即《乾》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《坤》之策百四十有四，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。则是三百六十日，《乾》《坤》二卦之策已备矣。卦主六日七分者，汉之《易》家皆无此说。惟京生分六十四卦，更直日用事，以候风雨寒温，言灾变之术，固已妄矣，非圣人设卦垂教之本意也。

臣谨按，《周礼》称昊天上帝，称上帝、五帝，文各不同。昊天上帝，则一帝而已；五帝则五方之帝，理自明白，不待辨而知。唯上帝之称，世或专以为昊天上帝，或专以为五帝。然以《周礼》考之，肆师之职，「类造上帝，封于大神」。按《周礼》凡称大神，皆谓天也。以上帝为天，则不应复云「封于大神」矣。又典瑞，「四圭有邸，以祀天，旅上帝；两圭有邸，以祀地，旅四望」。先儒以为，四望非地，则上帝非天，断可识矣。而《孝经》亦曰：「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」。正与祀天、旅上帝之文相合。盖郊、明堂异祭，后稷、文王异配，则天与上帝，亦宜有异。以此推之，谓上帝专为昊天上帝者非也。又掌次：「王大旅上帝，则张毡案」；「祀五帝，则张大次小次」。上帝、五帝，所张不同，则谓上帝专为五帝者，亦非也。然则，上帝果何谓与？按《书》称「类于上帝」，孔安国以谓昊天及五帝。孔颖达释之曰：「昊天、五帝，上帝可以兼之」。由是推之，所谓上帝者，盖兼昊天、五帝言之，西汉已有是说矣，故安国用此以解经文。至郑康成始引谶纬之书，傅会以为六天，乃谓昊天上帝为北辰之星，五帝为太微宫中五帝坐星。此则康成解经之罪，非先儒之说本然也。然则不曰昊天、五帝，而曰上帝，何哉？盖言昊天上帝，则不及五帝；言五帝，则昊天不与。举上帝，则昊天、五帝，皆在其中。以昊天及五帝，皆有帝之称故也。按《周礼》：「王祀昊天上帝，则服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」。盖先王尊祀五帝，与昊天同服。冢宰掌祀五帝，与祀大神祇之礼同。则明堂并祀昊天、五帝，不为过也。秦祀白青黄赤，扬雄以为僭祭天之礼。汉武帝祀泰一、五帝于明堂，合高皇祠坐对之。盖天神贵者曰泰一，其佐曰五帝，虽出于方士之言，然所谓泰一，即昊天也。故武帝皆祀于明堂，以高帝配食，则明堂并祀昊天、五帝，于此可见。历代明堂或并祀昊天、五帝，或止祀五帝。其去五帝坐，专祀昊天上帝者，唯晋太始、唐显庆中尔。本朝皇祐中，大享明堂，参用南郊蜡祭之礼。嘉祐七年，礼官始议改正，设昊天上帝位，以真宗配；次设五帝位；次又设五人帝位，以五官从祀。自是遵行，遂为故事。至元丰中，始诏祀英宗于明堂，唯以配上帝，而五帝不与，论者以为未安，诏臣等集议。臣等稽之经典既如彼，迹之故事又如此。伏请自今宗祀神考于明堂，以配昊天上帝，并祀五方帝、五人帝、五官神，以称严父之孝，以成大享之义。

《周易》卦爻一，《彖》二，《象》三，《文言》四，《系辞》五，《说卦》六，《序卦》七，《杂卦》八，缮写谨第如上。按晋太康初，发汲县旧冢，得古简编蝌蚪文字，散乱不可训知，独《周易》最为明了，上下篇与今正同。有阴阳说而无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，杜预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，尚未播之远国，而《汉艺文志》《易经》十二篇，施、孟、梁丘三家，颜师古曰：「上下经及十翼，故十二篇」。是则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始附卦爻而传于汉欤。先儒谓费直专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参解《易》爻，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杂入卦中者，自费氏始。其初费氏不列学官，唯行民间，至汉末陈元方、郑康成之徒皆学费氏，古十二篇之《易》遂亡。孔颖达又谓辅嗣之意，《象》本释经，宜相附近，分爻之《象》辞各附当爻，则费氏初变乱古制时，犹若今《乾卦》，《彖》、《象》系卦之末欤！古经始变于费氏，而卒大乱于王弼，惜哉！奈何后之儒生尤而效之，杜预分《左氏传》于经，宋衷、范望辈散《太玄》、《赞》与《测》于八十一首，是其明比也。揆观厥初，乃如古文《尚书》，司马迁、班固《序传》，扬雄《法言·序篇》云尔。今民间《法言》列《序篇》于其篇首，与学官书不同，概可见也。唐李鼎祚又取《序卦》冠之卦首，则又效小王之过也。今悉还其初，庶几学者不执《彖》以徇卦，不执《象》以徇爻云。昔韩宣子适鲁见《易》象，是古人以卦爻统名之曰象也。故曰《易》之象也，其意深矣。岂若后之人卦必以象明，象必以辞显，纷纷多岐哉！呜呼，学者曾未之知也。刘牧云：「小《象》独《乾》不系于爻辞，尊君也」。石守道亦曰：「孔子作《彖》、《象》于六爻之前，小《象》系逐爻之下，惟《乾》悉属之于后者，让也」。呜呼，他人尚何责哉！若夫文字之传，始有齐楚之异音，卒有科斗籀篆隶书之四变，因而讹谬者多矣。刘向尝以中古文《易》经校施、孟、梁丘经，至蜀李撰又尝著《古文易》，则今之所传者皆非古文也，安得睹夫刘、李之书乎？其幸而诸儒之传，今有所稽考者，具列其异同舛讹于字下，亦庶几乎同复于古也。或曰：子能古文，何不古文写之？曰：有改于华而无变于实者，予不为也。如古者竹简重大，以经为二篇，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哉？谨录而藏诸，以俟博古君子。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五月二十四日，嵩山晁说之题。

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，汤受天命，放南巢，实甲寅之历也，是为成汤之元。不踰年而改元革命，异乎继世之君也。推之于历，《考灵曜》、《春秋纬命历》皆本于甲寅元。汉安帝延光二年，中谒者亶诵、侍中施延、河尹李祉、太子舍人李泓及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、沛相上计掾陈晃皆言历元不正，当用甲寅为元。议郎蔡邕议之曰：「历法，黄帝、颛顼、夏、殷、周、鲁凡六家，各自有元。光、晃所据，则殷历元也」。然则甲寅为殷汤之元也审矣。或曰：历黄帝用辛卯，颛顼用乙卯，虞用戊午，夏用甲寅，殷用甲寅，周用丁巳，鲁用庚子。黄帝、颛顼、虞、夏、周、鲁未必皆元也，何独甲寅以之为商汤之元哉？曰：时君各因事而命，其历不同也。至于殷元甲寅，则历家皆因之而起算云尔。周大象元年，太史上士马显等表言曰：「夏乘殷，斟酌前代历，变壬子元用甲寅」。其言是也。古诸儒生皆以为孔子用殷甲寅历。汉刘洪于历最善，其表言曰：「甲寅历于孔子时效」。窃以《春秋纬命历》推之，可信洪言。而《公子谱》所谓商起庚戌，终戊寅者非也。《帝王谱》谓汤元年壬寅，《一行历》谓成汤伐桀，岁在壬戌，皆非也。《外传》曰「晋之始封也，岁在大火，阏伯之星也，实纪商人」，韦昭曰「商主大火」，其果合于甲寅乎？曰：成汤六年甲寅，上推桀元年癸亥，实见岁在大火。如鲁僖公五年丙寅，亦岁在大火，上推之于其元年壬戌，实见岁在大火，此固得以为甲寅也。或曰：以夏正论之，大火卯也，此得以为甲寅，何也？曰：夏后氏建寅，商人建丑，周人建子，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。鲁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，鲁史失闰，至《甘传》与《纬》不同。唐一行曰：周历得己丑二分，殷历得庚寅一分，殷历南至常在十月晦，则中气后天也。周历蚀朔差经或二日，则合朔先天也。《传》所据者周历也，《纬》所据者殷历也。气合于传，朔合于纬，斯得之矣。以此观之，既其所建不同，则大火先得以为寅也。殷人建丑，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，始变虞夏之历也。《世纪》《公子谱》《三统历》皆曰汤在位十三年，今定著元甲寅，则十有三年，丙寅之历也。孟子曰：「汤崩，太丁未立」。夫所谓未立者，言尝立之为君，不踰年而卒，未得立以为君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不踰年之君书之曰子，而不书之为君。书之为君则不可，而数之则可也。不然，孟子何以数之耶？《外传》以谓商之飨国三十一王，并太丁而君之，则非也。《世纪》、《三统历》亦曰「殷世三十一王」，惑于《外传》之论也。《公子谱》谓三十王是也。孟子曰：「外丙二年、仲壬四年，太甲颠覆汤之典刑，伊尹放之于桐三年。太甲悔过，自怨自艾于桐，处仁迁义，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，复归于亳」。太史迁作《商本纪》曰：「太子太丁未立而卒，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，是为帝外丙。帝外丙即位三年崩，立外丙之弟仲壬，是为帝仲壬。帝仲壬即位四年崩」。及《世纪》所载皆是也。《本纪》《公子谱》以外丙即位三年，则非也，《世纪》谓外丙即位二年，与孟子合，而得商享年之数也。孔安国、顾氏、孔颖达辈徒见《伊训》之文曰「成汤没，太甲元年，伊尹作《伊训》」，遂以谓太甲继汤而无外丙、仲壬，反以太史迁、皇甫谧、刘歆，班固为非，何其妄也！盖不知伊尹以成汤之训训太甲，孔子本原伊尹训太甲盛衰污隆之意而序之，非谓成汤之于太甲先后世次也。如夫子于《易》曰：「包羲氏没，神农氏作，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舜氏作」。皆本其治之相成也，非谓其时之相继也。黄帝之后，岂不有少昊、颛顼、帝喾之君欤？仲壬四年而崩、壬申之历也。越明年癸酉，太甲之元也。《三统历》太甲元年乙巳，《元嘉历》太甲元年癸亥，《一行历》太甲二年壬午，三者皆非也。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，或以谓三十年。小甲在位或以谓三十六年，或以谓二十二年，或以谓十七年。雍己在位或以谓十三年，或以谓十二年。中丁在位或以谓十二年，或以谓十一年。外壬在位或以十五年，或以谓五年。沃甲在位或以谓二十年，或以谓二十五年。祖丁在位或以谓三十二年，或以谓三十三年。盘庚在位或以谓十八年，或以谓二十八年。小乙在位或以谓二十一年，或以谓二十年。廪辛在位或以谓五年，或以谓六年。庚丁在位或以谓六年，或以谓二十一年。武乙在位，或以谓三十七年，或以谓七年。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，小甲之立二十有二年，若有七年，雍己之立十有二年，中丁之立十有一年，外壬之立五年，沃甲之立二十有五年，祖丁之立三十有三年，盘庚之立二十有八年，小乙之立二十年，廪辛之立六年，庚丁之立二十有一年，武乙之立七年，则皆与商之享年不合，诚非矣。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，诸书皆同。

天，无待而高者也；日月，无待而明者也。人之生，于天、朝夕日月，无所待而知高也，亦无所待而知其明也。圣人之道曷独不然？韩退之读孟轲书，然后知孔子之道尊，晚得扬雄书，益信孟氏，又得荀氏于轲、雄之间，何邪？孔子固圣人，孰知后世必有人曰孟轲能明吾道而尊之耶？脱如后世遂无孟轲，则孔子之道泯灭不传欤？至于卿、雄则复何力之有？一何量圣人浅而自待之厚耶！今之学士大夫必待小序以说《诗》，必待鲁史以传《春秋》，必资庄老玄虚、释氏幻妄以明《易》，又复何耶？然谨小序于《诗》者郑康成、孔颖达也，尊鲁史于《春秋》者服虔、杜预也，假释老于《易》者何晏、王弼辈也。今之所谓大儒者，未离乎昔日曲学之后尘欤！

自西晋来有《老》、《易》之论，何其不思邪？盖无得于《易》，而溺老氏之文者倡之也。斯人不特无得于《易》而亦无得于老氏者也。譬诸人材，必先其学问师友渊源，与夫立身本末、出处去就所向，大体同也，小体斯可略；大体不同，而奚小体之论哉？老氏所贵，曰常与静；《易》之变动出入，不可以居。老氏自处者无名无事，刍狗百姓；而《易》于吉凶与民同患，至曲而不遗，斯世之是务也。老氏至极归于自然，虽道亦是法也；《易》有消息屈申吉凶悔吝，危可安而亡可存，皆有然而然，非自然也。果相资以用否邪？

齐晋之功非不盛也，吴楚之王亦崇也，《春秋》不之贵者，尊一王也。门内妾妇且知尊无二上矣，予不知世所谓孔孟云者，孰自而得耶？其尊孔子欤，尊孟子欤？盖天下万世之尊师者，孔子一人而止耳，容孰偶之也邪？学者于是乎权有度，无欲挽二子以并驾，又无乃甚邪？荀卿非孟子「僻违而无类，幽隐而无说，闭约而无解」，王充著论曰《刺孟》，则亦过矣，然不为无谓也。知其不尊周室，劝诸侯僭王以国叛，人人可为汤武，予学《春秋》而有感焉，未敢发之言也。后见江东李觏所论著，则有前得于予者也。又如士师可杀人之类，强辩杰骜，视当时所谓策士者不甚远。今学者以孟子班诸颜渊，而原宪、子贡、曾参、宓子贱之徒，悉后之者，不知世无孔子，果孰可以诸子优劣邪？使孟子与诸子并生，而从容弦诵阙里中，当自有次第哉！

尊其名不覈其实，玩其读莫适于事者，《周礼》之为书也。其出为最晚，刘歆初献之新莽，莽即拜歆《周礼》博士者，乃传焉。是书大祗烦礼渎仪，靡政僭刑，苛令曲禁，重赋专利，忌讳祈禳，诞迂不切事，适莽之嗜也。莽所用以戕天下之民，而钳天下之口者，是书之奉也。正月之吉，初和六官，各县象法于象魏，民视既已溃矣，是日州长各属民读法于州，又何能来自象魏而滑其听邪？孟月吉日，党正属其民读邦法，仲月大司马行蒐苗狝狩之礼，月吉则族师属民读邦法，正岁则乡师稽器，州长党正属民读法，季冬祭索鬼神，春秋则乡州有射党正祭，禜族师祭，酬闾胥读法。凡岁比而三岁大比，所以致其民者劳矣。而力役追胥，大事大故之所致，又未可以期数也。将使斯民终岁遽遽然，不得伏田畴，安室庐，而奉有司之役邪？冢宰以九职任万民，而掌固又任万民，凡国都郊之竟，有沟树之固，民皆有职焉。夫民既劳矣，而任之者亦以众邪？畿内千里，而卿大夫士胥徒授田凡万八千人有奇，其地莫之能给，而此多役疲扰之民，尚可胜其任邪？是书厉其民者如此，则于礼乐政刑复何论哉？昔周公位冢宰，正百辟，今书冢宰乃特正其治官之属，何邪？《尚书·周官》与是书所谓孤卿之职五服之制颇异同，《尚书·周官》作在周公辅政七年将归之时，不知是书之作何时也？如前乎《尚书·周官》，则周公后以《尚书·周官》为正矣，学者尚何取于是书哉？如其作在《尚书·周官》之后，则《尚书·周官》者，周公之弃物也，孔子复何录之耶？二者不可允会，非周公妄，则孔子过也，孰可脱？如作在《尚书·周官》之后，则周公未尝归政成王也，又孰可？王肃斥冬至圜丘之乐，谓「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，今说者据《周礼》单文为经国大体，惧其局而不知弘也」。予有取焉。呜呼，使《周礼》而尚全，王者犹损益之，况此残伪之物乎？

或问：「韩愈言士不通经，果不足用，其言是非」？曰：士固不可不通经，而必待通经之士而为用则非也，将有祸经术而病天下者矣。西汉张禹经为帝师，成帝惧变异数见，因吏民言，疑王氏专政，车驾至禹第，辟左右，亲问禹。禹乃为身老子孙之计，曰：「灾变深远难见」。此经义意也，盖禹于是乎言之安，而帝之听也信以不疑，其在位碌碌者，亦皆曰经意也，王氏何病？其后莽卒攘汉，日夜更变汉制，纷纷然天下不胜其酷。莽与其国师歆辈，一切文六艺之言，为其蹠也，奈何！梁武帝父子躬著经义数百卷，又升殿自讲说甚勤，而朱异、贺琛皆以经术进，专国用事，异乃为侯景主人，琛又以从而绍介之，卒以亡梁，而帝父子不得其死，又重可哀也欤！不通经果不害其为士，安得真儒以语哉！

奉别累月，不敢作书为问，而倾乡之心，食顷不忘。李君至，辱手书，伏闻谪官东去，裕如也。继卫守急促回，又得所惠荅、喜聆起居冲胜，甚以为慰。蒙示日录论及二编，具悉公之忠义，尊主之心，天日可鉴。然其言数龃龉者，盖公之言未能信于人也。未信于人者，以公之心于此事自未通彻耳，敢以所闻奉浼，傥以为然，当有禅助。所谓尊私史而压宗庙者、公特谓曾丞相为人所卖，不当进日录以为国史之證也。公知其为私史耳，而不知其为诬伪之书也。公熟阅之，当尽见其诬伪者。不知其为诋谤之书也，公精考之，当尽识其诋谤者。昔尝见叶致远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书，临终命门人焚之，卞焚他书以绐公。公殁，卞遂纵横撰造，恣逞私意，甚者至于因事记言，为异日自便之计。有知识者孰不欲辨明，第以人微言薄，不足以胜朋奸之凶焰，故隐忍耳。吾友奋不顾身，挺然明此一大事，岂特怯懦之人仰叹不已，而宗庙之灵，圣考在天之愤，实有望于吾友也。然吾友谓安石圣人也，与伊尹同侔，此何言之过也？吾辈在学校时，应举觅官，析字谈经，务求合于有司，不得不从其说。至于立朝行己，则是是非非，乌可私也。《春秋》孔子之所作也，先儒断天下之事，决天下之疑者，《春秋》也。安石废而不用。正君臣、定名分，《春秋》之法也。安石治平中唱道之言曰：「道隆德骏，虽天子北面而问焉，与之迭为宾主」。夫天尊地卑，不可易也，明此南面尧之为君，明此北面舜之为臣。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。安石以性命道德为说，乃谓君可北面与臣迭宾主耶？吾友谓安石神考师也，此何言之失也。神考于熙宁间两相安石，首尾不过九年。逮元丰之亲政、安石屏弃金陵凡十载，终身不复召用，而亦何尝师之有？自古有天下之君，未尝不守祖宗之成宪明训，后世子孙妄为更张，鲜不召乱。岂有扫荡我祖宗之宪之训，远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力行之者。夏之时五子作歌，则述大禹之戒曰：「皇祖有训」。商之时，傅说之训高宗亦曰：「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」。周之时成王命蔡仲则曰：「率乃祖文王之彝训」。是三代之君，亦各述其祖宗训戒如此。安石乃尽取而变乱之，可乎？吾友又曰：「安石有刬弊革故之功」。此何言之陋也！祖宗之法，行之几百年，累朝圣君贤臣不敢轻议。道则愈久而愈通，法则积久而必弊；因其弊而革之，虽弊不穷。仁皇之末，适当因革之时，而神考初政有为，必有刬弊革故之臣。茍得忠厚之人，则祖宗之法尚可因弊革故，再新无穷。不幸遇安石，力扫痛荡，一切颠倒之。当是之时，士知其非，民不从令。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，立赏罚以变天下之法，横目之民，但趋赏避罚，安知长久之利害！于今五七十年，成败可见。风俗之醇醨于祖宗时如何？廉耻之废立于祖宗时如何？人才之美恶于祖宗时如何？民力之贫富于祖宗时如何？今则元臣耆旧彫丧殆尽，遗民父老在者几希，而上之人方且绍之述之。愚恐更一二十年，事穷力殚，弊蛊百出，土崩瓦解之势见，而祖宗之旧制上下罔知，虽欲绍复，不可得也。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。若谓刬弊革故之功，非敢闻也。吾友又谓安石有讲解经义之能，有作成人才之功。此何言之蔽也！安石之学，本出于刑名度数，性命道德之说，实其所不足。解经奥义，皆原于郑康成、孔颖达，旁取释氏，表而出之。后学不考，其本因，受其欺耳。吾友所论，善则善矣，而未尽也，辄以此浼闻。此事匪易辩、更须熟考日录根本，识其真伪，乃可正此事矣。至恳至恳，吾友方迁谪，然居善地，不足忧恼。师锡缘编排旧疏，早晚必有行遣，决无轻恕之理。相见无期，万万自爱。李君遣人附此书，幸为秘之，勿重其罪也。

准绍兴二年十一月四日尚书省劄子，礼部太常寺申，准绍兴二年九月十六日敕中书门下省，吏部尚书、兼权翰林学士沈与求劄子奏：「臣伏见自汉以来，御名皆有他字代之，用为定制。渊圣皇帝御名涉前代姓谥最多，而臣下迁就回避有可概见者，如鲁公则谓为允公，济公则谓为小白，皆以名易其谥也。周王则谓为壮王，汉帝则谓为刚帝，或谓齐鲁二公为安公，他皆仿此。随意更易，无复质据。至于姓则去木为亘，而有司行移有不可通晓者，士人科举程文，枉被黜落，往往有之。矧今经筵进读《春秋》，而称谥称名具存褒贬之例，循用私说，于义未安。臣愚伏望睿慈特诏礼官议以他字代之，使姓、谥、名物，义例相通，略如汉制，庶几四方臣子得以遵用，不胜幸甚。取进止」。九月十六日，三省同奉圣旨，令礼部、太常寺同共议定，申尚书省。伏睹渊圣皇帝御名见于经传义训不一，或以威武为义，或以回旋为义，又为植立之象，又为亭邮表名，又为圭名，又为姓氏，又为木名，又为水名，当各以其义类求之。今谨按《诗》曰：「桓武志也」。孔颖达曰：「有威武之义」。又按《诗》曰：「桓桓武王」。郑康成曰：「有威武之王」。又按《诗》曰：「玄王桓拨」。毛公曰：「桓，大也」。又按《书》曰：「勖哉夫子，尚桓桓」。孔安国曰：「武貌」。又按《尔雅》曰：「桓桓，烈烈，威也」。凡此皆以威武为义也。若此之类，今欲定读曰「威」。又前代帝王公侯谥号，在《谥法》，「辟土服远」曰桓，「能成武志」曰桓，「克敌服远」曰桓，「壮以有立」曰桓，「克咸成功」曰桓。凡此亦皆以威武为义，其前代谥号亦当读曰「威」。又按《易》曰：「盘桓利居贞」。孔颖达曰：「盘桓，不进之貌」。又按《庄子》曰：「鲵桓之审为渊」。郭象曰：「未始失其静默」。凡此皆以回旋为义也。若此之类，今欲定读曰「旋」。又按《礼记》曰：「三家视桓楹」。孔颖达曰：「四植谓之桓」。又按《周礼》曰：「公执桓圭」。郑康成曰：「双植谓之桓」。又按《说文》曰：「桓，亭邮表也」。又按《集韵》曰：「亭邮四角建大木，贯以方版，名曰桓表」。凡此皆以植立为义。若此之类，今欲定读曰「植」。若姓氏，今欲定去木姓亘（从二、从曰，思缘切。）。如《书》曰「西倾因桓，水名也」，《玉篇》曰：「桓木，叶似柳」。「桓，木名也」。若此之类，皆欲定曰「亘（从二、从曰，思缘切。）」。又缘汉法，邦之字曰国，盈之字曰满，止是读曰国曰满，其本字见于经传者未尝改易。司马迁汉人也，作《史记》曰「先王之制，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」，又曰「盈而不持则倾」。于邦字、盈字亦不改易。今来渊圣皇帝御名欲定读如前件外，其经传本字即不当改易，庶几万世之下，有所考證。申闻事劄，送拟看定申尚书省。拟看详，本部太常寺同共议定改避渊圣皇帝御名，推求义类，别无未尽，伏候指挥。

自孔子没，诸儒以学名家，固无世无人，而其间必有卓然名世者，德与言称，当时师之，后世尊之。以汉四百年所得者扬雄，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韩愈。如董仲舒、郑康成、王通、孔颖达之徒，非无益于后世也。仲舒倡灾祥之说，王通袭圣人之迹，康成、颖达守区区训诂之文，学者疑焉，此二子所以岿然独为后世宗也。宋兴八十馀年，至庆历、皇祐间，儒学无愧于古矣。当时学者，以泰山孙明复、徂徕石守道、海陵胡先生为师。而先生之门为最盛，弟子各以其经转相传授，常数百人。仁义礼乐之风，蔼然被乎东南，公卿伟人由先生之门而出者接踵于时，盖数十年未已也。熙宁以来，学者非王氏不宗。而先生之学，不绝如线矣，然识者知其必兴。逮今天子一新斯文，力去党锢之弊，访先生之后，得其孙涤而官之。繇是先生之学复振耀流通，人人读先生之书，如庆历、皇祐时。先生虽尝再至京师，为太学官，侍经天章阁，而教授吴兴为最久。其建太学京师也，又尝下吴兴，取先生之法为法。则吴兴者，先生之洙泗也。绍兴八年，钱塘关注子东主吴兴学，而先生之孙涤在焉，相与裒先生遗书，将以布之天下，慰学者之思。得先生《易书》若干篇、《中庸义》若干篇，既藏之学宫矣，又录先生言行若干条为一帙。孟子曰：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，小人之泽五世而斩，予未得为孔子徒也」。言君子小人，虽贤否不同，而泽之所施，同乎有尽。惟义理之在人心为无穷，虽传之百世可也，则先生之学复行固宜。然子东所以求先生之书者，岂徒为循诵习传而已哉？将以美风俗、新人材，于是乎在，可谓知先生所以望后世之意者矣。绍兴十年七月，汪藻序。

政和三年，德兴县令缺，诏以通仕郎丰城黄君诚为之。君通经术，长于政事，又善知风俗所宜。凡蒐情饰貌者，至于庭辄得之，若身居其间为之计议者。故人人畏服，相与语：「勿违君令」。君亦抚以善意，若父兄之诏子弟然。居无何，部告无事。先是县治有门，施重屋其上，岁久缮完不时，几无以绝风雨霜露之气。前为令者，熟视莫敢治。君至，叹曰：「夫门所以时启闭，谨出入，且今县例得为楼于门，颁天子之号令以戒朝夕，其可不虔？余将改作之」。于是民知君意所向，咸欢趋之，百役之需，不戒而具。君因为之区处，不陋不奢，悠久是图，丕亟不迟，恬安是务。经始于四年之春而落成于八月。君使来求记。盖昔者门阙之制，自诸侯之下不详见于经，学者无考焉。独记礼者谓夫诸侯台门，《春秋传》邾子在门台临庭，诗人之刺郑，亦曰「佻兮达兮，在城阙兮」。孔颖达以《尔雅》释之曰：「观谓之阙」。则先王之时，自子男而上皆得为台门观阙之制。虽区区邾、郑之国，不敢废焉。今县，子男之邦也，有人民社稷之寄，而教条狱讼在焉，其施重屋于门以为观美固宜。异时尺椽寸甓之役，县常听之州，州常听于部使者。吏幸岁月可引而去，则曰：「吾尝有请矣，如不我报何」？其以怠而止者十尝四五也。否则厉民以逞，付托于下，并缘为奸，至谤讟兴而无以御之，坐是惩创，不敢复为。其以惧而止者十尝八九也。惟君才足以信上，故以请则从；诚足以信下，故以令则劝。善具美并，遂任登临。然大江之东，岁以士荐之于京师者，其州十而饶为最；环饶之境，岁以士荐者，其县六而德为最。虽其好学使然，抑山川有以相之。今楼审面势之宜，而一邑之山川可坐而得也，将使秀民于是焉出，以称吾天子风励学者之意，则君之为政可谓知所先后矣。虽不吾请，犹当执笔以俟，况其请之勤耶？乃为之书。

《孔祭酒碑》，世传虞永兴书，非也。冲远之没，乃后伯施十年，岂非当时学永兴法者书邪？然笔势遒媚，亦自可珍。

《窥馀》，窥窃《易》家馀意，缀缉而成也。老来心志凋落健忘，自觉所学渐次遗失。恐他时儿童辈有问，寖就荒唐无以对，故取平时所诵今昔《易》学与意会者，辄次第编录，时自省览。此《窥馀》之所为作、所为名、序之所为缕缕也。伏羲氏画八卦，古无异论，至重卦则指名不一。郑康成辈谓神农，孙盛谓大禹，史迁、扬雄谓文王。攻为神农之说者曰：「耒耨之利，日中之市，固已取诸《益》、取诸《噬嗑》，岂应后来方重卦」？神农之说破，则盛以下自当无语矣。孔颖达、王弼又谓伏羲氏始用蓍，十有八变而成卦。观变之数，则用蓍犹在六爻之后，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治，而书契之作，取诸《益》，重卦者非伏羲乎？伏羲氏画卦，又为重卦；文王为卦下之辞，又分上下经；孔子为十翼；周公为爻辞。此《易纬》所谓三圣人，而周公不与者，周公本文考之志而为之，举文王则知周公之圣也。颖达既坚守弼论不移，后之立异相可否者犹未已。要是指擿相胜，无明白證据，当以王、孔为允。复有疑者曰：爻辞亦文王所作，非周公也。此盖不考《明夷》尔。文在羑里，无自谓文王之理，亦不得先谓箕子为《明夷》。韩宣子适鲁见《易象》，云「吾乃知周公之德」，则公作爻辞何疑？马融、陆绩皆知此意也。《系辞》曰：「知者观《彖辞》，则思过半矣」。又曰：「圣人设卦观象，系辞焉而明吉凶」。遂又疑夫子不应自赞如此，《彖》、《系》必文王所为也。曾不知卦下之辞，乃文王所系，其所系辞亦可谓之《彖》。夫子于上下《系》特赞序之，与夫子所为《彖辞》自不相碍。范谔昌误疑《乾·彖》与《文言》重复，而谓文王为《彖》者，亦此类也。至于十翼之目，亦复纷纷。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三者各分上下，而与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杂卦》四篇号为十者，颖达主之；以《彖》也，大小《象》也，上下《系辞》也，乾、坤《文言》也，而与《序卦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杂卦》三篇号为十者，胡旦主之。以《象》分大小，而不以《彖》分上下，旦说为胜；以《文言》分乾、坤，似未安。去古远矣，学者要当以意所安者为是，故两存之，以俟来哲。通乎此，然后可以读《易》。或问曰：「子为书，始《屯》、《蒙》，何也」？曰：「予于《乾》、《坤》，不敢谈也。《易》者，天地万物之奥，《乾》、《坤》则又《易》之奥。圣人妙《易》书之神而藏之《乾》、《坤》，其所示人者，犹委曲载之《文言》，孰谓学者可以一言定乎？尊《乾》、《坤》而不敢论，自《屯》、《蒙》而往，以象求爻，因爻识卦，万有一见其彷佛，则随子索母，沿流寻源，《乾》《坤》之微，或可得而探也。今固未敢妄有窥焉」。又问：「《易》曰商瞿子木亲受业夫子，下抵汉魏，专门名家者不胜计，虽互有得失之论，大槩不过象、义二者。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，惟李鼎祚、王弼。其专用象变三十馀家，而不足义者，鼎祚也；尽扫象变，不用古注，而专以意训者，弼也。子为书，为象乎？为义乎」？曰：「有象则有义，以义训者，不可以遗象也；义不由象出，是犹终日论影，而不知形之所在。偏于一而废其一，学者所以难，予《窥馀》所不然也。近世程颐正叔尝为《易传》，朱震子发又为《集传》。二书颇相弥缝于象义之间，其于发古今之奥为有功焉。但《易》之道广大变通，诸家不能以一辞尽。有可窥之馀，吾则兼而取之。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后序》，载晋太康元年，汲县发旧冢，大得古书，皆科斗文字，不可训知，独《周易》及《纪年》，最为分了。《周易》上下篇，与今正同，而无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。预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，尚未播之远国，而《汉艺文志》「《易经》十二篇」，谓上下经及十翼也。以是考之，汉之《易》已十二篇，但经与十翼自为篇秩，非若今《易》之各附卦爻。先儒谓费直专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参解《易》爻，谓王辅嗣《象》本释经，欲相附近，故辞与《象》，各附于当爻。要之取古本辄相分合，二子不容无过，然圣人之旨未大悖也。并见于序之末。绍兴壬申正月旦，观如居士山斋书。

臣切考国家大祀天子躬行者，有南郊，有明堂，有祫祭，有恭谢。古者为郊之制，在国之南五十里，盖谓国都之南也。陛下驻跸于此，非建都之地，置设坛壝，固无其所。建炎戍申举是礼于维扬者，是时以火德嗣兴，大统复集，即位之初，不可以不见帝，以礼从权，非必袭用。而况卤簿仪物，渡江散尽，疆陲戎事，岁晚多虞，则南郊之礼在今日固不敢轻议者也。国步未定之际，奉安庙祏，权在永嘉，既已累年，若欲移徙，以便亲祠，惧失在天神灵之意，则祫祭之礼在今日实不可行者也。陛下躬履多虞，严恭寅畏，方与万姓请命于天，用实而去文，有祈而无报，则恭谢之礼在今日不可行者也。搢绅儒生又有为柴望之说者，以谓虽祖宗未之或行，而今日可以肇修。臣尝考之，其说本于《书》之《尧典》，本为巡狩之用，而周室行之于《时迈》告祭之诗；其说详于孔颖达之疏，指为封禅之事，而汉光武用之，著于泰山刻石之文。陛下遭时艰，故遵养东南，修政理戎，俟天悔祸，举兹大礼，惟务于忱，岂可托巡狩告至以有辞乎？又况柴望之祭不及祖宗，所用时日亦当有据，若一切损益之，则安用柴望之名哉？然则柴望之礼在今日亦不可行者也。臣窃惟明堂之礼有汉武帝汶上之制，绍兴元年实已行之，若再举而行，适宜于今事，无戾于古典。或谓自维扬南郊之后，至于今日，再遇当郊之岁，不可以踰六年而不郊。以臣考之，郊之疏数本无定制。真宗自景德二年祀南郊，至祥符七年而始祀东郊，则九年而后再郊矣。仁宗皇帝皇祐五年祀南郊，嘉祐元年行恭谢礼，四年行祫祭礼，七年行明堂礼，则踰九年而不再郊矣。踰六年而不郊，非所疑也。或以周公严父之文为疑，则既有治平中司马光、吕诲之议，又有熙宁中祖宗之圣训与王安石之说，足以破万世之惑矣。或以并配之礼为疑。盖绍兴元年礼官之议，以谓皇祐之时四方无虞，万物盛多，是以明堂合祭天地，并配祖宗。盖其说不尽，不能推明所以变礼之意，是以致众人之疑。谨按皇祐诏书，其略曰：「国朝自祖宗以来，三岁一郊。今祀明堂，正当三岁亲郊之期，而礼官所定配坐不及祖宗。宜并配，以称朕恭事祖宗之意」。盖太祖则周之后稷，当配祭于郊者也；太宗则周之文王，当配祭于明堂者也。郊当祭太祖，而以当郊之岁举明堂之礼，则不可以遗太祖而不祭。稽之神理，本之人情，则皇祐诏书之本意，可以为万世不刊之典，岂特以四方无虞、万物盛多而举此哉！并配之礼又非所疑也。若乃神位仪物损益多寡之数，更合再加斟酌，以尽今日情文之宜。

臣闻圣经贤传，唐虞三代所遗；阙里之业，王者乐道尊儒。内自九重，化流寰海。金华露门，咨访䌷绎；辟雍东观，群能感奋。俾天下品类回心向正，政孚教洽，三代之盛，汉唐之隆，及吾祖宗圣功休烈，六籍之效著矣！鸿惟陛下生而知之，孳孳舜善，听朝之隙，横经畴咨，宵旰睿览，研几简编。建立太学，首善之始，崇道辩惑，渥恩养士。臣等遭际作兴，带经负笈，陶沐亭育，绅笏周行，峨弁就列，跂望睟穆之仪，而又昧死轮对轩陛。当得言之秋，非有涓尘称塞右文，以谓不足以为士矣。窃闻永平之岁，期门、羽林肄习名教；贞观之盛，屯营飞骑受书博士。臣固驽下，亦知竦慕，狂斐儳说，不揆其愚。昔者仲尼删定《系》《彖》，笔削问周史、闻齐《韶》，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《、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各得其所。惟举要发端，不详其言。非不能详也，以为详之则隘，故略之，使仁智者自求而得。逮夫李斯灭学之后，出于屋壁，既非全经。两汉颛门之流，白首讲贯，受授相传，深不负仲尼之旨。虎观、石渠，抠衣重席，论难纷纭，开益后人多矣。唐文皇时，初诏颜师古考究章程，孔颖达撰定义疏，遂为天下定论。此两汉、魏、晋以来千古儒术也。夫六经微言妙用，非可易解而遽晓，始学必由传疏。近岁兵火，典籍残缺。比日诸州刊印稍备。今之诸生所以穷经，舍正义、传注则懵然矣。此非一代之所私，一家之偏说，一夫之独智，辑合淘汰，千载宇宙之公是非也。但汉初儒者，各譊譊师习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古文初不甚行。《公》、《谷》方炽，《左氏》废锢，故三代遗典乖戾不合。唐人因旧承疑，去取粗当，未暇大有发明。易数乐律，至今不得其传。臣愿陛下特诏名儒学官，既蓄聚唐之义疏，复录近世儒臣以学显者所著讲解，申敕州县，委自守贰，网罗募辑，刊刻抄录，储之太学。臣尝思念本朝祖宗以来，名世豪杰之士，体道弥切，经艺疏解愈明。知先儒有未悟者，条目甚夥。本朝之学光矣，非累圣神化不能然也。意者商较评品，假以岁年，加秩给费，纂而成编。古人有「集传」、「集解」之号，补唐之《正义》阙遗。凡说皆通则并存之，疑者阙之，不妄凿焉。庶几孔氏之旧，祖宗右文，实赖陛下为之统纪，甚盛举也。其于设科取士，考信万方，究析道真，扶翊名教，使天下后世涤耳刿目，伏膺不忒，实文治之伟迹也。臣不胜犬马昧死越职上言。取进止。

东坡按《史记》及《春秋传》晋魏绛、吴伍员所说，以见征羲、和出于羿擅国政时，非仲康之意，其说详明，信不诬矣。且《史记》云：「帝太康崩，弟帝仲康立，仲康崩，子帝相立，帝相崩，子少康立」。羿既逐太康，太康崩，其弟仲康立，而羿执政，是仲康名虽为君，其赏罚之柄则在羿而已，如汉曹操、魏司马懿是也。孔颖达云：「《左传》云：羿因夏氏以代夏政，羿于其后篡天子之位，仲康不能杀羿，必是羿握其权。据《五子之歌》，仲康当是其一。仲康必贤于太康，但形势既衰，故政由羿尔。羿在夏世为一代大贼」。其说是矣。仲康崩，其子相立，羿遂篡位，国是有穷。相依斟灌、斟鄩，二国盖夏之同姓也。羿淫于原兽，弃武罗等，而用寒浞为相。浞虞羿于田家，众杀之。浞取其国家，淫于羿室，生浇及豷，使浇灭代二斟，且杀帝相。相之后曰缗，方娠，逃于有仍，有仍盖后缗之国也，以生少康。少康为有仍牧正，浇又欲杀少康，少康奔有虞。有虞思夏德，于是妻之二女，而邑之于缗，有田一成，有众一旅。夏之遗臣曰靡，当羿死时，奔于有鬲，自有鬲收二国之烬。少康遂收夏众，抚其官职，遂灭有过，复禹之绩，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。东坡曰：以此考之，则太康失国之后，至少康祀夏之时，皆羿、浞专政僭位之年，胤征之事，盖出于羿，非仲康所能专。羲、和，淫湎之臣也，而贰于羿，盖忠于夏也。如王凌、诸葛诞之叛晋，尉迟迥之叛隋，故羿假仲康之命以命胤侯而往征之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胤侯数羲、和之罪，至于杀无赦，然其实状，止于酣酒，不知日食而已。此一法吏所办尔，何至以六师取之乎？夫酒荒厥职之人，岂复有渠魁胁从之事，是彊国得众者也。读书如东坡之见，可谓过人矣。孔颖达知之而不敢断者，以孔子叙此书而不删也。然余考之，羿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羲、和在朝，知必将篡位，稍出智虑，必为有羿所图，故一付于酒，如竹林诸子之处魏末晋初也。以智求免，将有所待耳。明知日食而不告者，其意以谓吾夏臣也，乃尽职于羿朝，何为乎？以酒自污，使羿不疑，一旦轩然归国，知日食之祸，当有篡位之举，故严兵起师，将以图羿而复夏氏也。胤侯盖羿腹心之臣，故遣往征之尔。功之不成，天也，羲、和之心，非东坡其谁与明哉？至其淫湎事，偶未深辨，故余表而出之（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六。）。

崧卿少时读《礼记》，著孔子得夏时于杞，郑氏注曰：「夏四时之书也，其存者有《小正」》。而郑注《月令》引《小正》者八（如注孟春「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，鱼上冰」云：「《夏小正》：正月启蛰，鱼陟负冰。」注「田事既饬，先定准直，农乃不惑」云：「《夏小正》：农率均田。」注仲春「上丁，命乐正习舞，释菜」云：「《夏小正》曰：丁亥万舞入学。」注季春「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。禁妇女毋观，省妇使，以劝蚕事」云：「《夏小正》：妾子始蚕，执养宫事。」注孟夏「王瓜生」云：「《夏小正》曰：「王萯莠。」注仲夏「令民毋艾蓝以染」云：「《夏小正》曰：五月，启灌蓝蓼。」注季夏「鹰乃学习」云：「《夏小正》：六月，鹰始挚。」注仲秋「群鸟养羞」云：「《夏小正》曰：九月，丹鸟羞白鸟。说曰，丹鸟也者，谓丹良也。白鸟也者，谓闽蚋也。其谓之鸟者，重其养者也。有翼为鸟。养也者，不尽食也。」凡引《夏小正》以注《月令》者八。），辞大氐约严，不类秦汉以来文章，信其为有夏氏之遗书。顾欲睹其全，未之得。政和中，阅外兄关浍藏书，始得而读之。星昏旦伏见、中正当乡，若寒暑日风、冰雪雨旱之节，草木稊莠之候，羽毛鳞裸蠕动之属，蛰兴粥伏、乡遰陟降、离陨鸣呴之应，罔不具纪，而王政民事系焉。盖夏之《月令》也，志时之有是物，往往以见言之，岂谓据人所见者，辞固当尔邪？关本合传为一卷，而不著作传人名氏。案汉、唐《艺文志》不载，惟《隋志》有其目，曰「《夏小正》一卷，戴德撰」，疑浍所藏即此书。后读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，其疏《月令》注曰：「《夏小正》，《大戴礼》之篇名也」。因求集贤所藏《大戴礼》版本参校，信然。汉、唐《志》既录戴氏《礼》矣，此书宜不别见。抑不知取戴《礼》为此书自何代始，意者隋重赏以求逸书，进书者务多以徼赏帛，故离析篇目而为此乎？有司受之，既不加辨，而作志者亦不复考。且《小正》夏书，德所撰传尔。而《隋志》云然，可谓疏矣。德西汉梁人，与圣俱受《礼》后苍，号大戴，尝为信都太傅。而集贤《大戴礼》其前乃云「汉九江太守戴德撰」，以《儒林传》考之，为九江太守者，圣也。书藏集贤盖久，率无有正其讹谬者。使世亡汉史，而《大戴礼》独传，后人渠复有知德为信都太傅者欤？繇是知前代书因陋承讹，流传及今，不可复辨者盖多矣，岂特是书也哉。关本戴《礼》，皆以《夏小正》文错诸传中，浑浑之书，杂以汉儒文辞，醇驳弗类，且所训疑有失本指者。乃仿《左氏春秋》，列正文其前而附以传，月为一篇，凡十有二篇，釐为四卷，名曰《夏小正戴氏传》。关本简编失伦，悉以《大戴礼》是正。两书互有得失，或字衍脱不同，则择其善者从之。仍注其下，而阙其可疑者。《大戴礼》无注释，关本注释二十三处，惧与今注相糅，则云「旧注」别之，来者宜详焉。宣和辛丑九月一日，山阴傅崧卿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