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皇天无亲。惟德是辅。苟违天道。人神共弃。然古三驱之礼。非欲教杀。将为百姓除害。故汤罗一面。天下归仁。今苑内娱猎。虽名异游畋。若行之无恒。终亏雅度。且傅说曰。学不师古。匪说攸闻。然则宏道在于学古。学古必资师训。既奉恩诏令孔颖达侍讲。望数存问。以补万一。仍博选有名行学士。兼朝夕侍读。览圣人之遗教。察既行之往事。日知其所不足。月无忘其所能。此则尽善尽美。夏启周诵。焉足言哉。夫为人上者。未有不求其善。但以性不胜情。耽惑成乱。耽惑既甚。忠言尽塞。所以臣下苟顺。君道渐亏。古人有言。勿以小恶而不去。小善而不为。故知祸福之来。皆起于渐。殿下地居储贰。当须广树嘉猷。既有好畋之淫。何以主斯匕鬯。慎终如始。犹恐渐衰。始尚不慎。终将安保。

臣闻周公以大圣之材。犹握发吐哺。引纳白屋。而况后之圣贤。敢轻斯道。是以礼制。皇太子入学而行齿冑。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长幼之道。然君臣之义。父子之亲。尊卑之序。长幼之节。用之方寸之内。宏之四海之外者。皆因行以远闻。岂假言以光被。伏惟殿下睿质固已崇高。尚须学文以饰其表。窃见孔颖达赵宏智等。非惟宿德鸿儒。亦兼练达政要。望令数得侍讲。开释物理。览古谕今。增辉睿德。而雕虫小技之流。祗可时命追随。以代博奕耳。若其骑射畋游。酣歌伎玩。苟悦耳目。终秽心神。渐染既久。必移情性。古人有言。心为万物主。动而无节则乱。臣恐殿下败德之源。在于斯矣。

牧大和元年举进士及第。乡贡上都。有司试于东都。在二都偫进士中。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进士李飞。自江西来。貌古文高。始就礼部试赋。吏大呼其姓名。熟视符验然后入。飞曰。如是选贤耶。即求贡如是。自以为贤耶。因袖手不出。明日径返江东。牧曰。诚有是人。吾辈不可得与为伍矣。后二年。事故吏部沈公于钟陵宣城。为幕吏两府。凡五年间。同舍生兰陵萧寘京兆韩乂博陵崔寿。每品量人之等第。必曰。有道有学有文。如李处士戡者寡矣。是卑进士不举。尝名飞者。牧益恨未面其人。且喜其人之在世也。大和九年。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。今谏议大夫李中敏左拾遗韦楚老前监察御史卢简求咸言于牧曰。御史法当检谨。子少年。设有与游。宜得长厚有学识者。因访求得失。资以为官。洛下莫若李处士戡。牧谢曰。素所恨未见者。即日造其庐。遂旦夕往来。开成元年春二月。平卢军节度使王公彦威闻君名。挈卑辞于简。副以币马。请为节度巡官。明年春。平卢府改。君西归。病于路。卒于洛阳友人王广思恭里第。享年若干。君讳戡。字定臣。七代祖渤海王奉慈。祖杠。衢州盈川令。父䔲。婺州浦阳尉。浦阳晚无子。夫人吴兴沈氏。梦一人状甚伟。捧一婴儿曰。予为孔邱。以是与尔。及期而生君。因名曰天授。君幼孤。旁无偫从可以附托。年十馀岁即好学。寒雪拾薪自炙。夜无燃膏。默念所记。年三十。尽明六经书。解决微隐。苏融雪释。郑元至于孔颖达辈。凡所为疏注。皆能短长其得失。一举进士。耻不肯试。归晋陵阳羡里。得山水居之。始开百家书缘饰事业。每有小功丧。讫制不食肉饮酒。语言行止。皆有法度。阳羡民有斗诤不决。不之官人。必以诣君。所著文数百篇。外于仁义。一不关笔。尝曰。诗者可以歌。可以流于竹。鼓于丝。妇人小儿。皆欲讽诵。国俗薄厚。扇之于诗。如风之疾远。尝痛自元和以来。有元白诗者。纤艳不逞。非庄士雅人。多为其所破坏。流于民间。疏于屏壁。子父女母。交口教授。淫言媟语。冬寒夏热。入人肌骨。不可除去。吾无位。不得用法以治之。欲使后代知有发愤者。因集国朝以来类于古诗。得若干首。编为三卷。目为唐诗。为序以导其志。居江南秀人张知实萧寘韩乂崔寿宋邢杨发王广。皆趋君交之。后皆得进士第。有声名官职。君尚为布衣。然于君不敢稍怠。君在洛中困甚。河阳节度使萧洪移镇鄜州。谏议大夫萧俶以君言于洪。洪素敬谏议。即欲谒君以请。君曰。人间哗言洪盗籍外戚。一窥其面。能易吾死。尚且不忍死。况为其党乎。居数月。洪果败。娶宏农杨氏女。早卒。子二人。长曰审之。次曰鼎郎。始五岁。以某年月权葬于常州义兴县某乡里。某于君为晚交。得君最厚。因为之铭曰。

命如烟云。道比宫宅。烟云飘扬。莫知往来。为道不至。无以偃息。有道有命。偶然相值。命不在我。不肖亦贵。岂可指此。与彼为市。呜呼定臣。曰德孔修。曰学必圣。饬我兢兢。一不言命。可传其心。以教后生。呜呼哀哉。

会昌六年五月。礼仪使奏。武宗昭肃皇帝祔庙。并合祧迁者。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。已历三朝。昭穆之位。与承前不同。所可疑者。其事有四。一者兄弟昭穆同位。不相为后。二者已祧之主。复入旧庙。三者庙数有限。无后之主。则宜出置别庙。四者兄弟既不相为后。昭为父道。穆为子道。则昭穆同班。不合异位。据春秋。文公二年跻僖公。何休云。跻升也。谓西上也。惠公与庄公。当同南面西上。隐桓与闵僖。当同北面西上。孔颖达亦引此义释经文。贺循云。殷之盘庚。不序阳甲。汉之光武。上继元帝。晋元帝文皆用此义。盖以昭穆位同。不可兼毁二庙故也。尚书云。七世之庙。可以观德。且殷家兄弟相及。有至四帝不及祖祢。何容更言七代。于理无疑矣。二者今以兄弟相及。同为一代。矫前之失。则合复祔代宗神宗于太庙。或疑已祧之主。不合更入太庙者。案晋代元明之时。已迁豫章颍川矣。及文即位。乃元帝之子。故复豫章颍川二神主于庙。又国朝中宗已祔太庙。至开元四年。乃出置别庙。至十年置九庙。而中宗神主复祔太庙。则巳迁复入。亦可无疑。三者庙有定数。无后之主。出置别庙者。按魏晋之初多同庙。盖取上古清庙一宫。尊远神祗之义。自后晋武所立之庙。虽有七主。而实六代。盖景文同庙故也。又按鲁立姜嫄文王之庙。不计昭穆。以尊尚功德也。晋元帝上继武帝。而惠怀悯三帝。时贺循等诸儒议。以别为主庙。亲远义疏。都邑迁异。于理无嫌也。今以文宗弃代才六七年。武宗甫尔复土。遽移别庙。不齿宗祖。在于有司。非所宜议。四者添置庙之室。案礼论。晋太常贺循云。庙以容主为限。无拘常数。故晋武帝时。庙有七主六代。至元帝明帝。庙皆十室。及康穆二帝。皆至十一室。自后虽迁故祔新。大抵以七代为准。而不限室数。伏以江左名儒。通赜睹奥。事有明据。固可施行。今若不行是议。更以迭毁为制。则当上不及高曾未尽之亲。下有忍臣子恩义之道。今备讨古今。参校经史。上请复代宗神主于太庙。以存高曾之亲。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。于太庙东閒置两室。定为九代十一室之制。以全臣子恩敬之义。庶协大顺之宜。得变礼之正。折古今之纷互。立偫疑之杓指。因心广孝。永烛于皇明。昭德事神。无亏于圣代。

臣维等言：臣等先奉敕校勘《五经正义》，今已见有成，堪雕版行用者。伏以三才分而书契肇启，六籍著而学校斯兴。由是体国辨方，必宗乎典礼；修文立教，实本于胶庠。则郁郁乎文，于周为甚矣。后暨法值挟书，复时经战国，或年祀远而篇简烂脱，或师徒众而传授差讹。存历朝错综之文，虽具陈解说；在群儒讲论之旨，亦互有异同。唐贞观中，国子祭酒孔颖达考前代之文，采众家之善，随经析理，去短从长，用功二十四五年，撰成一百八十卷。自是至此，三百馀年，讲经者止务销文，应举者唯编节义，苟期合格，志望策名。出身者急在干荣，食禄者多忘本业，一登科级，便罢披寻。因循而舛谬渐滋，节略而宗源莫究。伏惟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陛下道高贯月，德迈重瞳，武畅遐陬，文加异俗。举前朝之坠典，正历代之旧章。崇儒雅之风，三王却轸；阐《诗》《书》之教，两汉厚颜。臣等谬以寡闻，幸尘华贯，猥奉穷经之寄，曾无博古之能，空极覃精，宁周奥义！今则逐部各详于训解，写本皆正于字书。非遇昌期，难兴大教。既释不刊之典，愿垂永代之规。傥今雕印以颁行，乞降丝纶之明命。干犯旒冕，臣等无任战汗兢惶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陈请以闻。臣维等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，谨言。端拱元年三月日。勘官、承奉郎、守大理评事臣秦奭等上表。勘官、徵事郎、守大理寺丞、柱国臣轩辕节，勘官、徵事郎、守太子右赞善大夫臣胡令问，勘官、承奉郎、守太子右赞善大夫、柱国臣解贞吉，勘官、承奉郎、守殿中丞、柱国臣胡迪，勘官、朝奉郎、守国子《毛诗》博士、柱国、赐绯鱼袋臣解损，勘官、承奉郎、守国子《礼记》博士、赐绯鱼袋臣李觉，勘官、承奉郎、守国子《礼记》博士、赐绯鱼袋臣袁逢吉，都勘官、朝请大夫、守国子司业、赐紫金鱼袋臣孔维。

《经》曰：「九三，明夷于南狩，得其大首，不可疾贞（处下体之上，居文明之极，上为至晦，入地之物也。故夷其明以获南狩，得大首也。南狩者，发其明也。既诛其主，将正其民。民之迷也，其日固以久矣，化宜以渐，不可遽正，故曰不可疾贞。）」。《象》曰：「南狩之志，乃大得也（去闇主也。）」。《疏》云：「南方，文明之所。狩者，征伐之类。大首谓闇君。『明夷于南狩，得其大首』者，初藏明而往，托狩而行，至南方而发其明也。九三应于上六，是明夷之臣发明以征闇君，得其大首也。故曰『明夷于南狩，得其大首』也。『不可疾贞』者，既诛其主，将正其民，民迷日久，不可卒正，宜化之以渐，故曰『不可疾贞』。《象》曰『南狩之志乃大得』者，志欲除闇，乃得大首，是其志大得也」。论曰：夫《明夷》者，文王之卦也，非武王之象也。获纣首者，武王之事也，非文王之时也。故圣人观九三之象，言文王以文明之盛，当商纣至简之世，若南狩而发其明，可得大首。然以臣伐君，义不可速，在乎贞正，俟彼贯盈。故曰「明夷于南狩，获其大首，不可疾贞」也。是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犹率诸侯以事纣，此其义也。《象》曰「南狩之志，乃大得也」，言以九三之象观之，若遂发其明，可以大得其志；以其义不可速，故晦其明也。若南狩发其明，又获大首，则天下文明矣，安得谓之明夷乎？而王辅嗣以为「既诛其主，将正其民，民之迷也，其日固已久矣，化宜以渐，不可速正」。何其误也！案《泰誓》曰：「惟十有一年，武王伐纣」。孔安国注云：「周自虞芮质厥成，诸侯并附，以为受命之年。至九年而文王卒，武王三年毕服，观兵盟津，以卜诸侯伐纣之心。诸侯佥同，乃退，示以弱」。文王未尝伐纣，安得言既诛其主邪？武王继父之志，观兵而退，此「不可疾贞」之义明矣。又案《武成》云：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，乃反商政，政由奋」。又《传》称迁商顽民于洛邑，何其化之速也！安可谓「民迷既久、化宜以渐」哉？或曰：九三《象》辞但云「南狩之志，乃大得也」。不解「不可疾贞」，何也？对曰：文王以文明之德，晦明事纣，「不可疾贞」之义，于文易晓，故《象》辞不繁述也。然辅嗣注《易》，极乎天人之际，诸家莫之及也，唯于此爻，似有未尽。孔颖达犹尊辅嗣，从而疏之，殊不知《明夷》之卦，用晦之世也。故《彖》曰：「明入地中，明夷，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。文王以之，利艰贞，晦其明也」。此岂诛其主而正其民欤？且言以臣伐君，虽有文王之明，遇商纣之闇，犹不可速，况其下者哉！故曰「不可疾贞」者，亦圣人之微旨，其可背乎（《小畜外集》卷九。）？

方：原无，据十三经注疏本《周易正义》补。

伏以《礼记》旧《月令》一篇，后汉司农郑康成、卢、马之徒本而为注，又作《周官》及《仪礼》注，并列学官，故《三礼》俱以郑为主，而《月令》一篇卷第五、篇第六，汉、魏而下，传授不绝。唐陆德明撰《释文》，孔颖达撰《正义》，篇卷第次，皆仍旧贯。洎唐李林甫作相，乃抉擿微瑕，蔑弃先典。明皇因附益时事，改易旧文，谓之《御删定月令》，林甫等为注解，仍升其篇卷，冠于《礼记》，诚非古也。当今大兴儒业，博考前经，宜复旧规，式昭前训。臣谨缮写郑注《月令》一本，伏望付国子监雕印颁行。

黄钟为宫最尊者，但声有尊卑尔，不必在其形体也。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，经典无正文，惟郑康成立意言之，亦自云假设之法。孔颖达作疏，因而述之。据历代史籍，亦无钟磬依数大小之说，其康成、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。至如言磬前长三律，二尺七寸；后长二律，一尺八寸，是磬有大小之制者，据此黄钟为律。臣曾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，止得林钟律声。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，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，减至应钟，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。又九月、十月以无射、应钟为宫，即黄钟、大吕反为商声，宫小而商大，是君弱臣强之象。今参酌其镈钟、特磬制度，欲且各依律数，算定长短、大小、容受之数，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，铸大吕、应钟钟磬各一，即见形制、声韵所归。

夫王者受命，必先改正朔、易服色者，盖示民之有初也，故三统之义于是彰焉。然而先儒所论止及三王之世，是以夏之寅而黑，商之丑而白，周之子而赤，可得以述也。至于尧、舜以上，则虽仲尼之说，亦无闻焉，岂非旨深而意远乎？而郑康成之徒，则据此而逆推，以为舜与周同，尧与商同，高辛氏乃与夏同，正朔三而止，文质再而复，自古而然也。非但不经，抑亦于帝王之道有所昧焉。尝试论之：夫帝王步骤不同，文质亦异。三皇正历，岁准摄提。古之为君，因民而治，故唐虞已上无变易。逮夏后之继统也，自以德衰，不及二帝，又知夫时将醨矣，必示之以制度，故其沿革，颇渐于文，是以《小正》之说、尚黑之义，于是著焉。然而服色有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，但纪之于政令而已。故仲尼称述三代则曰「行夏之时」，盖以其合于古而得天数也。礼因于虞而不言其所损益者，盖谓此乎。及汤武之革命，既以兵胜，俗又寖弊，欲示民以改作，而新其耳目，俾知夫令出诸己，故有服色之变。又以服色之制，本象于正朔，商人以建丑而易寅，新其令也；尚白而变黑，象其朔也。周之尚赤，而建子由是兴焉。然三王之易服改正，必取三微之月，盖以君之出令，象岁功阳气之始也，足以垂训于百王。文质制度于斯备矣，后王虽兴，制作不出于此也。故仲尼曰：「其或继周者，百世可知」。其此之谓矣。夫谓正朔三而止者，月过三微不可以垂法也。斯亦王者之制耳，安可及于上古哉？且五帝之书，二《典》存焉，其尧之书则曰「敬授人时」，顺历数也。又曰：「日中星鸟，以正仲春；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」。此则分至之候，正在四仲，契古历而符夏正也，又乌闻建丑之说乎？舜在璿玑，以齐七政，审己之德，当天心与不尔，至于历数，亦不异于尧，又曷睹建子之言乎？及其制服，则曰观古人之象，故出龙日月之度较然可知也，又何服色之改乎？然则五帝之德淳，三王之俗薄，德淳则制简，俗薄则政备，故三统之义，起于三代。而虽自太昊，或推五德之运，盖顺天之数也，正朔则无所更焉；至三王则政有偏矣。夫有偏则有弊，故后之兴者，必举其偏而救其弊也。若谓文质可推于上古，是则夏尚忠、商尚质、周尚文，此三正者，又可行于帝王之代乎？斯见其不然也。自秦汉以下，服色但依于五胜，此又不可推于三王亦明矣。康成既已失之，而杜佑、孔颖达之徒复引为證，疑误后学，甚矣夫！

六经皆出孔子之笔，然《诗》、《书》止于删，《礼》、《乐》止于定，《易》止于述，《春秋》特见圣人之作褒贬。当时国君世臣，无位而行诛赏，不得如黄帝伐蚩尤，舜流四凶，禹戮防风，周公杀管、蔡，明示天子之法于天下也。故其辞危，其旨远，其义微，虽七十子莫能知也。左氏、公羊氏、谷梁氏，或亲孔子，或去孔子未远，亦不能尽得圣人之意。至汉大儒董仲舒、刘向，晋杜预，唐孔颖达，虽探讨甚勤，终亦不能至《春秋》之蕴。六经，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为深。《诗》有文、武之政，周、召之迹，列国之风，卜商之说。《易》有伏羲、文王之叙，推之差易明，考之差易见。独《春秋》专出孔子之笔，故曰：「君子之于《春秋》，终身而已矣」。明远始受业于子望，又传道于泰山孙先生，得《春秋》最精。近见所为论十数篇，甚善，出三家之异同而独会于经。予固以拳拳服膺矣。明远才三十二岁，已能斩稂莠而搴菁英，出红尘而磨苍苍，讨寻不倦，智识日通，异日于《春秋》，其将为诸子师。明远勉之！不宣。介再拜。

韩子议论拘且浅，不及儒之至道可辩。予始见其目曰《原道》，徐视其所谓「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」，考其意正以仁义人事必有，乃曰仁与义为定名；道德本无，缘仁义致尔，乃曰道与德为虚位。此说特韩子思之不精也。夫缘仁义而致道德，苟非仁义，自无道德，焉得其虚位？果有仁义，以由以足，道德岂为虚耶？道德既为虚位，是道不可原也，何必曰「原道」？《舜典》曰「敬敷五教」，盖仁义五常之谓也。韩子果专仁义，目其书曰《原教》可也，是亦韩子之不知考经也。其曰：「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」。夫道德仁义四者，乃圣人立教之大端也，其先后次第有义有理，安可改易？虽道德之小者，如道谓才艺，德谓行善，亦道德处其先。彼曰仁义之道者，彼且散说，取其语便，道或次下耳，自古未始有四者连出而道德处其后也。《曲礼》曰：「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」。《说卦》曰：「和顺道德，而理于义」。《论语》曰：「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义」。《礼运》曰：「义者艺之分，仁之节也。协于艺，讲于仁，得之者强」。此明游于义者，乃圣人用义之深旨耳。扬子曰：「道以导之，德以得之，仁以人之，义以宜之」。老子虽儒者不取，其称儒亦曰：「道而后德，德而后仁，仁而后义，道先开通」。释曰：开通即《系辞》云「开物成务」，又曰「通天下之志」是也。由开通方得其理，故德次之；得理为善，以恩爱惠物，而仁次之；既仁且爱，必裁断合宜，而义又次之。道德仁义相因而有之，其本末义理如此。圣人为经，定其先后，盖存其大义耳。今韩子戾经，先仁义而后道德，臆说比夫开通得理，不乃颠倒僻纡无谓邪？然儒之道德，固有其小者大者焉。小者如《曲礼》别义一说道谓才艺，德为行善，在己是也。大者如《系辞》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」，《说卦》曰「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。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」，《中庸》曰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」是也。《系辞》以其在阴阳而妙之者为道，人则禀道以成性。仁者智者虽资道而见仁智，遂滞执乎仁智之见。百姓虽日用乎道，而茫知是道。故圣人之道显明，为昧少耳。然圣人之道岂止乎仁义而已矣。《说卦》以性命之理，即至神之理也，天地万物莫不与之。故圣人作《易》重卦，顺从此理，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。天道资始，则有阴有阳；地道成形，则有柔有刚；人道情性，则有仁有义，乃资道而有之也。《中庸》以循率此性乃谓之道，修治此道乃谓之教。教则仁义五常也，是岂道止仁义，而仁义之先果无道乎？若《说卦》者，若《论语》者，若《曲礼》之别义者，若老子、扬子者，其所谓道德，皆此之大道也。然是道德，在《礼》则中庸也、诚明也，在《书》则《洪范》皇极也，在《诗》则「思无邪」也，在《春秋》则列圣大中之道也。孔子谓曾子曰：「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」。曾子曰：「唯」。又谓子贡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」。但曾子缘弟子问之，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尽道，故以近道者谕之，乃对之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曾子盖用《中庸》所谓「忠恕去道不远」之意也。后儒不通，便以忠恕遂为一贯，误矣。《系辞》曰：「天下之动贞夫一」。又曰：「一致而百虑」。《礼运》曰：「礼必本于太一」。《中庸》曰：「其为物不二，其生物也不测」。以此较而例诸，乌得以忠恕而辄为其一贯乎？颜渊喟叹曰：「仰之而弥高，钻之而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」。颜子正谓圣人以此一贯之道教人，循循然有其次绪，是为善进劝于人也。此明圣人唯以诚明大道开通一理为其教，元为众善百行之本。《中庸》曰：「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」。岂不然乎？于此辄三本略经，正以仁义二者曲为其道德，其于圣人之法岂不阙如？《中庸》曰：「道之不行，我知之矣，贤者过而不肖者不及」。兹谓贤智之人忽道，而所以为过也，愚不肖辈远道，而所以为不及也。韩子忘本，岂不为过乎？轻亡至道而原道，欲道之辩明，是亦惑也。《系辞》所谓仁智云者，为昧道执滞其见，致乃圣人之道衰少不备显。若韩子局仁义而为其道德者，正《系辞》所患也。夫义乃情之善者矣，于道德为次。以情，则罕有必正而不失。故《论语》曰：「大德不踰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」。又曰：「赐也过，商也不及」。又曰：「色取人而行违，居之不疑」。《表记》：「子曰：仁有三，与仁同功而异情。与仁同功，其仁未可知也；与仁同过，然后其仁可知也」。《庄子》曰：「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」。其欲偏以仁义而为可乎？然子贡、子夏为仁义之贤者，犹有过与不及，况其不如赐与商者，后世何可胜数？此乌得不究大本，与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为善乎？《中庸》曰：「道其不行矣夫」！是乃圣人悯伤其不与至道至德而教人也。或曰：韩子先仁义而次道德者，盖专人事而欲别异乎佛老虚无之道德耳。曰：昔圣人作《易》以正乎天道人事，而虚无者最为其元。苟异虚无之道，则十翼、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书，伏羲、文王、孔子治《易》之九圣人亦非儒者之师宗也。孔子非儒宗师可乎？果尔，则韩子未始读《易》。《易》尤为儒之大经，不知《易》而谓圣贤之儒，吾不信也。其曰：「老子之小仁义，非毁之也，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罪也」。然老子曰：「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」。此诚不毁小仁义也，盖为道德与仁义，为治有隆杀，而其功有优劣耳。夫明此，不若以《礼运》较。孔子曰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」。又曰：「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通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」。是岂非大道与德为治而优乎？又曰：「今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」。又曰：「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，由此其选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谨于礼者也。以著其义，以考其信，著其有过，刑仁讲让，示民有常。如有不如此者，在埶者去，众以为殃。是为小康」。是岂非仁义为治，于道德为劣乎？如此，何独老子而小仁义耶？韩子何其不自忽儒经，而辄诮老子乎？又曰：「老子所谓道德云者，去仁与义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」。此韩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。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，道果私乎？所谓大道者，岂独老子之道，盖三皇五帝列圣之大道也。韩子不知，徒见老氏道家，自为其流，与儒不同，欲抑而然也。夫析老氏为之道家者，其始起于司马氏之书，而班固重之。若老子者，其实古之儒人也。在周为主藏室之史，多知乎圣人神法之事，故孔子于礼则曰「吾闻诸老聃」。是盖老子尝探三皇五帝之书，而得其大道之旨，乃自著书发明之。韩子不能揣本齐末，徒欲排之，而务取诸儒名，不亦易乎？《礼运》曰：「大道之行，与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」。郑玄解曰：「大道谓五帝时也」。然他书多谓大道为皇道，而郑独谓五帝之时也，其意以谓虽皇与帝，其道相通故也。《五帝本纪》而黄帝当其首，然黄帝与虙牺、神农，其实三皇，而经史但为帝者，盖皇、帝与王，古亦通称耳。故郑谓五帝之时，而皇在其间矣。但黄帝乃三皇，处五帝之初，而冠乎尧舜，虽本末小异，而大道一也。《系辞》曰「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」，此其然也。孔安国谓三皇之书为三坟，言大道也；五帝之书为五典，言常道也。孔颖达正其义曰：「皇优于帝，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，又大于常，故为坟也」。此谓对例耳，虽少有优劣，皆乃大道，并可常行，亦引兹《礼运》大道之行「谓五帝时」为之證。然五帝三皇之书，莫至于《易》，以《易》与《老子》较，而其道岂异乎哉？如《系辞》曰：「天下之动，正夫一者也」。而《老子》曰：「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」。此其大略也。茍考其无思无为之理，阴阳变化之说，二书岂不皆然？班固《汉书》曰：「老氏流者，盖出史官」。又曰：「合于尧之克让、《易》之谦谦」。此之谓也。吾少闻于长者曰，老子盖承于黄帝氏者也。及见庄周，广成子曰「得吾道者上为皇，下为王」，益信老氏诚得于三皇五帝者也。此明老子之道德者，实儒三皇五帝道德仁义之根本者也，章章然，岂出于老氏一人之私说耶？必以老子为非，则《易》与《礼运》可燔矣，文王、孔子则为槌提仁义者也。夫先儒之好辩者孰与孟子？孟子之时，老子之书出百有馀年矣，而庄周复与孟氏并世。如其可排，则孟已排之矣，岂待后世之儒者辩之耶？司马迁谓老子之道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或不然，讥其先黄老而后六经，是亦不知其意也。太史公之书，孔子即为之世家，老子即为列传，此岂尊老氏之谓耶？盖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，所以先之者，正欲尊其本耳，非茍先其人也。子长之言，微且远矣。韩子不能深思而远详之，辄居于先儒，乃曰：「周道衰，孔子没，火于秦，黄老于汉，佛于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魏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，不入于杨，则入于墨；不入于墨，则入于老；不入于老，则入于佛。入于彼则出于此，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，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」。呜呼，何其言之不逊也如此？其曰出入奴污，谓出于杨墨乎？出于佛老乎？佛老岂致人恶贱之如是耶？夫佛法，居家者果以诚心入道，其所出远，则成乎殊胜之贤圣；其所出近，则乃身乃心洁静慈惠，为上善人，出处闾里，则人敬之而不敢欺。是亦人间目击常所见也，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？古者有帝王而入预佛法者，自东汉抵唐不可悉数。如唐太宗于崇福寺发愿称「皇帝菩萨戒弟子」者，玄宗务佛清净、事其熏修者，是亦佛教而出，果奴乎污耶？韩子徒以梁武为尤，而不知辱类其本朝祖宗，此岂有识虑耶？然梁武之事，吾《原教》虽顺俗稍评之，而未始剧论。如较其舍身，于俗则过，于道则德，非尔人情辄知，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。故当梁武舍身之际，而地为之振，此特非常之事，而史臣不书，而后世益不识知梁天子幽胜之意也。其发志固不同庸凡之所为，未可以奴视之也。韩子既攘斥杨墨佛老如此矣，而其《师说》乃曰：「孔子以礼师老聃」。其《读墨》曰：「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不足为孔墨」。其为《绛州马府君行状》曰：「司徒公之薨也，刺臂出血，书佛经千馀言以祈报福」。又曰：「居丧有过人行」。其称大颠，序高闲，亦皆推述乎佛法也。韩子何其是非不定，前后相反之如是耶？此不唯自惑，亦乃误累后世学者矣。佛老果是，而韩子非之，后学不辨，徒见韩子大儒而其文工，乃相慕而非之；杨墨果非，而韩子是之，学辈亦相效而是之。夫以是而为非者，则坏人善心；以非而为是者，则导人学非。坏善之风，传之后世，误人之所以为心，非小事也。损刻阴德而寘增其过，不在乎身，必在其神与其子孙后世，亦可畏也。儒有附韩子者曰：孔子但学礼于老聃氏耳，非学其道也。曰：不然，礼亦道也。《乐记》曰：「大礼与天地同节」。又曰：「中正无邪，礼之质也」。《礼运》曰：「礼必本于太一」。夫中正、太一，礼之质本也；仪制上下，礼之文末也。茍圣人但学文末，而不究乎质本，何为圣人耶？唯圣人固能文质本末备知而审举之也。学者徒知《曾子问》孔子学礼于老聃之浅者耳，而不知《史记》老聃传孔子问礼之深明者也。彼韩子虽学儒之言文，岂知礼之所以然耶？其曰：「闻古之为民者四，今之为民者六；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二。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，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，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，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」？夫所谓教者，岂与乎天地皆出，而必定其数耶？是亦圣人适时合宜而为之，以资乎治体者也。然古今迭变，时益差异，未必一教而能周其万世之宜也。昔舜当五帝之末，其时渐薄，其人渐伪。圣人宜之，乃设五教，制五刑，各命官尸之。而契为司徒，专布五教，遂遗后世，使率人为善，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。及周公之世，复当三王之际，其时益薄，其人益伪，而天下益难治。圣人宜之，遂广其教法而备之，天下谓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。其后孔子述而载之《诗》《书》六经，而儒之教益振。周季，三代之政弊，善人恃术而费智，不善人假法而作伪，天下靡靡，役生伤性，而不知其自治。老子宜其时，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说以救其弊，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。两汉之际，视周末则愈薄愈伪，贤与愚役于智诈，纷然相半，万一虽习于老子之说，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奥妙，推神明往来，救世积昧，指其死生之所以然，天下遂有佛之教也。扬子曰：「夫道非天然，应时而造，损益可知也」。是岂不然哉？夫自周秦汉魏，其薄且伪者日益滋甚，皆储积于后世之时，天其或资乃佛教以应其时，欲其相与而救世也。不然，何天人与其相感应久且盛之如是耶？韩子泥古不知变，而不悟佛教适时合用，乃患佛老加于儒，必欲如三代而无之，是亦其不思之甚也。夫三皇之时无教，五帝之时无儒，及其有教有儒也，而时世人事不复如古。假令当夏禹之时，有人或曰，古之治也，有化而无教，化则民化淳，吾欲如三皇之世，用化而不用教。当此，无教可乎？当周秦之时，亦有人曰，古之为治用教也简，今之为治用儒也烦，烦则民劳而茍且，吾欲如五帝之世，用教而不用儒。当是时，无儒可乎？然以其时而裁之，不可无教无儒必也矣。比之韩子之说，欲后世之时无佛无老何以异乎？韩子曰：「今其言曰，曷不为太古之无事？是亦责冬之裘者曰，曷不为葛之之易也；责饥之食者曰，曷不为饮之之易也」？韩子其亦知后世不可专用太古之道，而讥其言之者不知乎时之宜也，方益后世；而韩子欲无佛与老，何为乃自反不知其时之宜耶？岂有所党而然耳，将欲蔽而特不见乎？若夫四民之制，六家食用之费，吾《原教》论之详矣，今益以近事较之。周汉而来，治天下垂至于王道者，孰与唐之太宗？当贞观之间，佛与老氏，其教殊盛，其人殊繁，其食用殊广，而国之断狱，卒岁死刑者不过三十人。东至于海，南至岭外，皆外户不闭，行旅不赍粮。玄宗开元中天下治平，几若贞观之时，而佛老之作益盛。是岂无佛老之人耶？而唐天下富羡、攘窃杜绝若尔。吾谓民穷且盗，但在其时与政，非由佛老而致之也。然佛教茍可以去之，则唐之二宗以其势而去之久矣，乌得后世之人讻讻徒以空言而相訾也？或谓韩子善摈佛老，而功侔于禹。较其空言实效，无乃屈于禹乎？狂夫之言，何其不思也！其曰：「今其法曰，必弃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其相生养之道，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也」。此乃韩子恶佛教人出家持戒，遂尤其词。夫出家修道岂如是之酷耶？夫出家者，出俗从真，臣得请于君父，肯命其子乃可，非叛去而逆弃也。持戒者唯欲其徒洁清其淫嗜之行，俗戒则容其正偶，非一切断人相生养之道也。然情之为累，淫累为谨。三教教人慎淫，窒欲无欲，而天下犹纷然溺于淫嗜，至于丧心陷身者也。韩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，见人辟谷，遽忧其遂绝五谷之种，无乃过虑乎？夫清净谓其性之妙，湛寂谓至静，灭谓灭其情感之累，非取其顽寂死灭之谓也。夫出家持戒者，佛用其大观耳。圣人大观乎人间世，天地夫妇，常伦万端，皆以情爱所成，都一浮假如梦。贪斯著斯，苦斯乐斯，荣斯辱斯，徇斯弊斯，恩爱斯，烦恼斯，以至死不觉其为大假大梦，不知其为大患，而大宁至正之妙诚乎亡矣。出家者乃远尘绝俗，神专思一，固易觉而易修。视身无我，奚著？视心无意，奚贪？视有为之事不足固，何必徇？是故大宁矣，至正矣，胜德可得而圣道可成也。《语》曰：「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」。《老子》曰：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；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」？是二何与佛出家法，其因似是，唯大圣人皆知而究之。使圣人只徇浮世，迷不知出，虚死生一世，与凡人者远乎？故孔子稍言之，盖微存于世书耳。其广说大明，研几极妙，行而效之，若待乎佛出世之教，宜为然尔，此盖可以宜数审也。今佛以其出家持戒，特欲警世之浮假大梦，揭人业障，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。而韩子反以此为患者，假其介胄其障者，而毅然排佛，谓佛诡扰我世治，此韩子以己不见而诬人之见，其情弊如此之甚也，佛尚何云？异书云：古有梦国，举其国人皆以梦而为觉。及其以真觉者谕之，而伪觉之人反皆诟曰：「尔何以梦而欺我耶」？彼觉者默然，无如之何。是颇与韩子属拒佛类也。韩子诗曰：「莫忧世事兼身事，须著人间比梦间」。是必因于大颠稍省，乃信有外形骸以理自胜者始尔。虽然，其前说已传，欲悔言何及也？又曰：「呜呼！其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后，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」。此韩子疑耳无断。君子临事，即以理决之，何必赖古人？使韩子出入为将相，临国大事，尚曰此未可黜，未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冘豫则其大事去矣，何用将相为？夫百行洁身禁非，不出乎斋戒也；群善致政，不出乎正心也。佛法大率教人斋戒正心，无恶不断，有善不宰。今世后世盖当有圣贤自以其道理辨，奚必其既死之文、武、周公正之黜之，乃为信耶？儒书之言性命者，而《中庸》最著。孔子于《中庸》特曰：「质诸鬼神而不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」。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圣人，乃辨其中庸幽奥而不惑也。然自孔子而来将百世矣，专以性命为教，唯佛者大盛于中国。孔子微意，其亦待佛以为證乎？不然，此百世复有何者圣人大盛性命之说，而过乎佛欤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，韩子何必疑之？又曰：「斯何道？曰：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不得其传焉」。按韩子此文乃谓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九圣贤皆继世相见，以仁义而相传授也。若禹与汤，汤与文、武、周公，周公与孔子，孔子与孟子者，乌得相见而亲相传禀耶？哂韩子据何经传，辄若是云乎？孟子曰：「舜禹至乎汤五百有馀岁，汤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馀岁，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馀岁，由孔子而来至今百有馀岁」。而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，其年世相去赊邈既若此矣，而韩子不顾典籍，徒尊其所传，欲其说之胜强，而不悟其文之无实，得不谓谩乱之也？而韩子之言可尚信乎？《论语》谓尧将传天下于舜，乃告之曰：「咨尔舜，天下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厥中」。舜亦以命禹。而尧、舜、禹其传授如此，未闻止传仁义而已。至于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之世，亦皆以中道皇极相募而相承也。《中庸》曰：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」。《孟子》亦曰：「中道而立，能者从之，岂不然哉？如其不修诚，不中正，其人果仁义乎？如其诚且中正，果亡仁义耶」？韩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，规规滞迹，不究乎圣人之道奥耶？韩氏其说数端，大率推乎人伦天常与儒治世之法，而欲必破佛老二教。嗟夫！韩子徒守人伦之近事，而不见乎人生之远理，岂暗内而循外欤？夫君臣、父子、昆弟、夫妇者，资神而生。神有善恶之习，而与神皆变，善生人伦，恶生异类。斯人循法不循法，皆蔽一世，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。谓生必死，死而遂灭，乃恣欲快其一世，虽内自欺，亦莫知愧乎神明焉。及乎佛法，教人内省不灭，必以善法修心，要其生生不失于人伦，益修十善，盖取乎天伦，其人乃知其万世事之所以然。上下千馀载，中国无贤愚、无贵贱高下者，遂翕然以佛说自化，纵未全十善，而慎罪募福，信有冥报，则皆知其心不可欺。此属几满天下，今里巷处处所见者。纵然，佛犹于高城重垣辟其门而与人通其往来者，若于大暗之室揭其窗牖，而与人内外之明也。比以诗书而入善者，而以佛说入者益普益广也；比以礼义修身事、名当世者，而以善自内修入神者切亲也，益深益远也。较其不烦赏罚，居家自修，其要省国刑法而阴助政治，其效多矣，此不按而不觉耳。彼悟浮生，谓死生为梦为幻，而出家修洁，以其道德报父母为重，甘旨之勤为轻者，是亦生人万分而其一乃尔也。虽然，犹制其得减衣资以养于亲，非容其果弃父母也。夫佛之设法如此，其于世善之耶？恶之乎？其于人伦有开益耶？无济益欤？与儒之治道，其理教乎顺耶？韩子属盍深探而远详之？老子之教，虽其法渐奥，与佛不侔，若其教人无为无欲、恬淡谦和，盖出于三皇五帝之道也，乌可与杨墨概而排之？孔子以列圣大中之道断天下之正，为鲁《春秋》，其善者善之，恶者恶之，不必乎中国、夷狄也。《春秋》曰：「徐伐莒」。徐本中国者也，既不善则夷狄之。曰：「齐人、狄人盟于刑」。狄人本夷狄人也，既善则中国之。圣人尊中国而卑夷狄者，非在疆土与其人耳，在其所谓适理也。故曰：「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」。若佛之法，方之世善，可谓纯善、大善也，在乎中道，其可与乎？可拒乎？苟不以圣人中道而裁其善恶、正其取舍者，乃庸人爱恶之私，不法，何足道哉！

太宗始视文静于系狱，何忧天下之急也（隋大业间，刘文静坐与李密连姻系狱。太宗入视，乃谓曰：「今看卿非儿女情，与卿图大事也。」）！谏班师于霍邑，号哭以感，何忠孝之义合也（高祖初起义师西图中国，隋将宋老生据霍邑以拒义师。会久雨粮尽，高祖议还太原。太宗欲须入咸阳，高祖不纳，号泣声闻帐中。）！诛建成、元吉，何循大义也（武德九年，建成、元吉谋害太宗，事泄，太宗将尉迟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门，诛于临朝殿前。）！与可汗刑白马而盟之，何信行于戎狄也（太宗登极初，可汗寇泾州，总兵百万，至渭水便桥。太宗独上，以轻曜军容。可汗见，惧而请和，故刑白马盟于便桥上而去。）！拒德彝之谄，何沮天下之佞人也（贞观初，奏《秦王破阵》乐曲，封德彝对曰：「陛下以圣武戡乱立极，奏乐象德，定文容以为比。」上曰：「朕虽以武功定天下，终以文德绥海内。文武之道，各随其时，公谓文容不如蹈厉，斯言过矣。」）！突厥胥乱，以其无罪于我，不乘便而讨之，何赏罚之有礼也（贞观初，突厥诸部叛，讨之而兵叛，群臣请乘便讨之。上曰：「岂有新与之和，乘其乱而灭之邪？纵部落尽叛，六畜皆死，朕终不讨，待其有罪而后擒取。」）！议不屡赦，何赏罚之正也（太宗谓群臣曰：「赦有罪，乃不轨辈。古语：『一岁再赦，好人喑哑。』故朕不频赦，庶得四海安泰也。」）！与杜淹论乐，何知政也（太宗初奏新乐，谓侍臣曰：「礼乐之作，圣人缘物设教，以为樽节，治之隆替，皆由于此。」御史大夫杜淹曰：「前代存亡实由于乐，故陈之亡为《玉树后庭》，齐之亡为《伴侣》，行路闻之，莫不悲泣。」上曰：「不然。夫音乐之感人心，欢者闻之则悦，忧者听之则悲。将亡之国其民心苦，苦心所感，闻乐则悲，何有乐声使人悦者悲乎？今《玉树》、《伴侣》，其音具在，今公奏之，公则不悲耳。」）！与孔颖达论藉田，何知经也（贞观初藉田，方田，给侍中孔颖达曰：「按礼，天子于南郊，诸侯于东郊。晋武于东南，今于城东，不合古礼。」上曰：「礼缘人情，亦何有定？《虞书》云『平秩东作』。朕今见少阳之地，田于东郊，盍其仪也，亦何不合于古礼者哉！」）！罢营阁之议，何惜民力也（群臣以宫中卑湿，请营一阁以居。上曰：「朕德惭汉文，岂可过劳民力？」竟不许。）！几致刑厝，何天下之有教也！居不闭户，行不赍粮，何天下之廉让也（贞观四年冬，断刑二十九人，几致刑厝。岭外之户不闭，行旅不赍粮也。）！赴刑者应期而毕至，何天下之无欺负也（贞观七年冬，亲录囚，死者三百九十人。令明年秋来就刑。至是毕集，而诏以原之。）！纳魏徵之言，何与人为善也（太宗纳魏徵谏争，见于本传甚众。）！自古称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所以为禹、汤、文、武者，正以其由仁义之道而王天下也。如后世以仁义而为王者，犹禹、汤、文、武也。吾读《唐书》，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胜举。原其所归，皆趋仁义，要其与禹汤异者亡也。当时论者谓太宗大度类汉高，神武同魏武。夫汉高寡文德，而魏武不及霸道，恶可与太宗拟论乎？惜哉！欲用周礼治，而房、魏辈不能赞成之；如使王通未丧，唐得用之（文中子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则抱《周礼》以从之。」），则卜年卜世，何翅乎三百一十六也？孟子曰：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」。太宗之作，真王者也，而不偶文中子，可叹也哉！

欧阳子曰：昔者圣人已没，六经之道几熄于战国，而焚弃于秦。自汉已来，收拾亡逸，发明遗义，而正其讹缪，得以粗备，传于今者岂一人之力哉！后之学者，因迹前世之所传，而较其得失，或有之矣。若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，伥伥于去圣千百年后，不见先儒中间之说，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，果有能哉？吾未之信也。然则先儒之论，茍非详其终始而抵捂，质于圣人而悖理害经之甚，有不得已而后改易者，何必徒为异论以相訾也？毛、郑于《诗》，其学亦已博矣。予尝依其笺、传，考之于经而證以序、谱，惜其不合者颇多。盖《诗》述商、周，自《生民》、《玄鸟》，上陈稷、契，下迄陈灵公，千五六百岁之间，旁及列国、君臣世次，国地、山川、封域图牒，鸟兽、草木、鱼虫之名，与其风俗善恶，方言训故，盛衰治乱美刺之由，无所不载，然则孰能无失于其间哉？予疑毛、郑之失既多，然不敢轻为改易者，意其为说不止于笺、传，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，未能遍通其旨。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，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，其能果于自决乎？其能使之必服乎？世言郑氏《诗谱》最详，求之久矣不可得，虽《崇文总目》秘书所藏亦无之。庆历四年，奉使河东，至于绛州偶得焉。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，然首尾残缺，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。其国谱旁行，尤易为讹舛，悉皆颠倒错乱，不可复考。凡诗《雅》、《颂》，兼列《商》、《鲁》。其正变之风，十有四国，而其次比，莫详其义。惟封国、变风之先后，不可以不知。《周》、《召》、《王》、《豳》同出于周，《邶》、《鄘》并于卫，《桧》、《魏》无世家。其可考者，《陈》、《齐》、《卫》、《晋》、《曹》、《郑》、《秦》，此封国之先后也；《豳》、《齐》、《卫》、《桧》、《陈》《、唐》、《秦》、《郑》、《魏》、《曹》，此变风之先后也；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邶》、《鄘《、》卫》、《王》、《郑》《、齐》、《豳》、《秦》、《魏《、》唐》、《陈》、《曹》，此孔子未删《诗》之前，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；《周》、《召》、《邶》、《鄘《、》卫》、《王》、《桧》、《郑》、《齐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《、秦》、《陈》、《曹》、《豳》，此郑氏《诗谱》次第也；黜《桧》后《陈》，此今《诗》次比也。初，予未见郑《谱》，尝略考《春秋》、《史记·本纪》、《世家》、《年表》而合以毛、郑之说，为《诗图》十四篇。今因取以补郑《谱》之亡者，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后甚备，因据而求其得失，较然矣。而仍存其图，庶几以见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耳。夫尽其说而有所不通，然后得以论正，予岂好为异论者哉。凡补其谱十有五，补其文字二百七（《谱序》自「周公致太平」已上皆亡，其文予取孔颖达《正义》所载之文补足，因为之注。自「周公」已下，即用旧注云。），增损涂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，而郑氏之谱复完矣。

右《孔颖达碑》，于志宁撰。其文磨灭，然尚可读。今以其可见者质于《唐书》列传，传所阙者，不载颖达卒时年寿，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《隋书》亦不著，又其字不同。传云字仲达，碑云字冲远，碑字多残缺，惟其名字特完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。以冲远为仲达，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，何可胜数？幸而因余《集录》所得，以正其讹舛者，亦不为少也。乃知余家所藏，非徒玩好而已，其益岂不博哉！治平元年端午日书。

俞顿首：二三月至导江，遂入山，复归治弊庐，加以人事，久不启讯。辱四月二十七日书，良释思仰之劳。相示府公谓俞所作《讲堂颂》为叙己之德，于书衔立石，体未便安，俾别为记。闻之惶恐。俞游天下二十馀年，知识士人甚众，然未尝以文字求卿大夫之知。去年十二月，何侍郎语仆曰：「府公兴学，大作讲堂，愿为之记」。及行，又云：「记成，愿示其文」。今年二月醇翁见语，亦如何侯。自李伯永、赵先之及诸士大夫，累累相问《讲堂记》如何。因念国家大兴学校，三十年来凡作孔子庙记、州学记者遍天下，殆千百数，烂漫甚矣，古未尝有也。且蜀郡之学最古，又世传其文翁讲堂久坏，今府公复作之，高明宏壮，上可坐五百人，非列郡之可拟。茍欲作记，则土木尚未足称也。且记之名又不足铺扬讲堂之义，唯歌颂可以传于无穷。文既成，投于府公，辱书云：「求记若铭尔，今以颂为贶，顾何德以堪之？奚可轻示于人」？仆窃思之，以文辞浅陋邪，不示于人，实惠之大者也；茍以府学不可为颂邪，则古人作之者多矣。自汉至唐，文章大手皆采风人之旨，以为赋颂，凡宫室苑囿，鸟兽草木，君臣图像及歌乐之器，意有所美，莫不颂之，不独主于天子乃名为颂。晋赵文子室成，张老贺焉曰：「歌于斯，哭于斯，聚国族于斯」。君子曰「善颂」。汉郑昌上书颂盖宽饶，颜师古曰：「颂，谓称美之」。班固、皇甫谧皆曰：「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」。王延寿曰：「物以赋显，事以颂宣。匪赋匪颂，将何述焉」？马融《长笛赋》序曰：「追慕王子渊、枚乘、刘伯康、傅武仲等《箫》、《琴》、《笙颂》，作《长笛颂」》。嵇康《琴赋》序亦曰：「自八音之器，歌舞之象，历代才士，并为之赋颂」。又若扬雄有《赵充国画颂》，史岑有《邓骘出师颂》，蔡邕有《胡广、黄琼画颂》、杨戏有《季汉辅臣颂》，夏侯湛有《东方朔画颂》，陆机有《汉高祖功臣颂》，袁宏有《三国名臣颂》，刘伶有《酒德颂》，马棱为广汉太守，吏民刻石颂之，蔡邕美桓彬而颂之，崔寔为父立碑颂之，至若袁隗之颂崔寔，刘操之颂姜肱，李膺、陈实之颂韩韶，郭正之颂法真，赵岐之颂季札。若此之类，史传甚众，略举数者，以明体要。又沈约之徒，文章冠天下，其所博见，通达古今，皆为颂述以美王侯。至唐，文章最高者莫如燕、许、萧、李、梁肃、韩愈、刘禹锡辈，未有不歌颂称贤人之德，美草木之异者。仆故取其体而述讲堂颂焉，则颂之义岂有嫌哉？且郡府之有学校，学校之有讲堂，乃刺史为国家行教化，论道义之所，又非刺史之所自有也，其于义可颂乎，不可颂乎？与夫颂一贤人，美一草木，其旨如何？且自汉已来，千数百年，通大贤、文人、史官，未有以颂不可施于人，美于物，而有非之者。俞窃惟府公谦恭畏让，以颂名为嫌，应以郑康成、孔颖达解《鲁颂》之义也，故未敢以书自陈。今足下见教，果以府公之言谓体未便安，而云重撰一记，鄙人岂敢复欲妄作，以取戾乎？况夫《讲堂颂》者，始称国朝文章之盛，次述府公兴劝之由，遂明学者讲劝之义，终美宣布之职，振天声于无穷，庶乎词义有可采者也。至于郑康成、孔颖达云：「《鲁颂》咏僖公功德，才如变《风》之美者。颂者，美诗之名，非王者不陈。鲁诗以其得用天子之礼，故借天子美诗之名，改称作颂，非《周颂》之流也。孔子以其同有颂名，故取备三颂」。又曰：「成王以周公有太平之勋，命鲁郊祭天，如天子之礼，故孔子录其诗之颂，同于王者之后」。又曰：「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。今鲁侯有盛德成功，虽不可上比圣王，足得臣子追慕，借其嘉称，以美其人，故称颂」。凡孔、郑之说，支离牴牾如此。昔郑伯以璧假许田，《春秋》非之。晋侯请隧，襄王弗许。于奚请曲县繁缨以朝，仲尼曰：「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」。武子作钟而铭功，臧武仲谓之非礼。季氏舞八佾于庭，孔子曰：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」！子路欲使门人为臣，孔子以为欺天。孔、郑既谓鲁不当作颂，而曰借天子美诗之名而称颂，是名器可以假人也。孔子曾无一言示贬，反同二颂为经，孰谓孔子不如林放乎？噫！颂而可僭，则僭莫大焉，乱莫甚焉，非圣人删《诗》、作《春秋》之意也。且孔、郑解经，时多谬妄，此之妄作，何其甚哉！传曰：「夫子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」。盖章句之徒，守文拘学，各信一家之说，曲生异义，古之作者，固无取焉，仆亦无取焉。足下以为如何？忽因起予，遂答来谕，非逞辩而好胜，亦欲释千载之惑，用资抚掌解颐，且假一言介于府公，可乎？如曰未安，愿复惠教。

《洪范》之原出于天，而畀之禹，禹传之箕子。箕子死，后世有孔安国为之注，刘向父子为之传，孔颖达为之疏。是一圣五贤之心，未始不欲人君审其法，从其道矣。禹与箕子之言，经也。幽微宏深，不可以俄而晓者，经之常也。然而所审当得其统，所从当得其端，是故宜责孔、刘辈。今求之于其所谓《注》与《传》与《疏》者而不获，故明其统，举其端，而欲人君审从之易也。夫致至治总乎大法，树大法本乎五行，理五行资乎五事，正五事赖乎皇极。五行，含罗九畴者也；五事，检御五行者也；皇极，裁节五事者也。傥综于身，验于气，则终始常道之次，靡有不顺焉。然则含罗者，其统也；裁节者，其端也。执其端而御其统，古之圣人正如是耳。今夫皇极之建也，貌必恭，恭作肃；言必从，从作乂；视必明，明作哲；听必聪，聪作谋；思必睿，睿作圣。如此则五行得其性，雨、旸、燠、寒、风皆时，而五福应矣。若夫皇极之不建也，貌不恭，厥咎狂；言不从，厥咎僭；视不明，厥咎豫；听不聪，厥咎急；思不睿，厥咎蒙。如此，则五行失其性，雨、旸、燠、寒、风皆常，而六极应矣。噫，曰得、曰时、曰福，人君孰不欲趋之？曰失、曰常、曰极，人君孰不欲逃之？然而罕能者，诸儒之过也。夫禹之畴，分之则几五十矣。诸儒不求所谓统与端者，顾为之传，则向之五十又将百焉。人之心一，固不能兼百，难之而不行也。欲行之，莫若归之易；百归之五十，五十归之九，九归之三。三，五行也，五事也，皇极也。而又以皇极裁节五事，五事得而五行从，是三卒归之一也。然则所守不亦约而易乎？所守约而易，则人君孰欲弃得取失，弃时取常，弃福取极哉？以一治三，以三治九，以九治五十，以五十治百，天意也，禹意也，箕子意也。

吾既剔去《传》疵以粹经，犹有秘处，而先儒不白其意，或解失其旨者非一，今辨正以申之。经曰：「鲧堙洪水，汩陈其五行，帝乃震怒，不畀《洪范》九畴」。夫五行，一畴耳，一汩而九不畀。盖五行纲九畴，纲坏而目废也。然则五行之汩，非五事之失乎？五事之失，非皇极之不建乎？盖箕子微见其统与端矣。经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数，至于五事也，求之五行则相尅，何也？从五常，斯与相尅合矣。先民之论五行也：水性智而事听，火性礼而事视，木性仁而事貌，金性义而事言，土性信而事思。及其论五常也，以为德莫大于仁，仁或失于弱，故以义断之；义或失于刚，故以礼节之；礼或失于拘，故以智通之；智或失于诈，故以信正之。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。五事从之，所以亦然也。三，八政，曰食、曰货、曰祀、曰宾、曰师，五者不以官名之。郑康成以食为稷，以货为司货贿，以宾为大行人，是三百六十官，箕子于九畴中区区焉错举其八耳。孔颖达则曰：司货贿、大行人皆事主，非复民政。夫事虽非民，亦未害为政，孔之失滋甚焉，吾以为不然。箕子言国家之政无越是八者。周公制礼酌而用之，故建六官以主八政：食与货则天官，祀与宾则春官，师则夏官，司空则冬官，司徒则地官，司寇则秋官。此得其正矣。「七，稽疑，择建立卜筮人」。孔安国谓「知卜筮人而立之」。夫知卜筮人天下不为鲜矣，孜孜然以择，此为事则委琐，不亦甚乎？吾意卜筮至神，人所谅而从者。导之善人，必谅而从之，蜀庄是矣；导之恶人，亦谅而从之，丘子明是也。圣人惧后人轻其职使，有如丘子明辈，故曰「择建立卜筮人」，谓择贤也。不然，司空、司徒、司寇，其择之又当甚于此云者，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为后世所轻，虽妇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择故也。呜呼，圣人之言枝分派别，不得其源，纷莫可晓。譬之日月、五星、十二次、二十八宿，使昧者观之，固愦愦如也，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紊，差之渺忽，寒暑乖逆。吾故于《洪范》明其统，举其端，削刘之惑，绳孔之失，使经意炳然，如从玑衡中窥天文矣。

臣等看详：《周礼》：「弁师掌王之五冕」。「五采缫，十有二就，皆五采玉十有二」。郑氏《注》谓：「五采丝为绳，垂于延之前后，各十二，所谓邃延也」。贾公彦曰：「以青赤黄白黑五色玉贯于藻绳，每玉间相去一寸，十二玉则十二寸。以一玉为一成，结之使不相并也。据衮冕前后二十四旒」。孔颖达曰：「旒长尺二寸，故垂而齐肩也」。至后汉明帝用曹褒之说，乘舆服冕，系白玉珠为十二旒，前垂四寸，后垂三寸，遂失古制。国朝《衣服令》：「乘舆服衮冕，垂白珠十有二旒，广一尺二寸，长二尺四寸」。盖白珠为旒，用东汉之制，而其冕广长之度，乃自唐以来率意为之，无所稽考。景祐中已经裁定，以叔孙通汉礼器制度为法，凡冕版广八寸，长尺六寸，与古制相合，更不复议。今取少府监进样，如以青罗为表，红罗为里，则非《弁师》所谓「玄冕朱里」者也。上用金棱天版，四周用金丝结网，两旁用真珠花素坠之类，皆不应礼。伏请改用朱组为纮，玉笄玉瑱，以玄紞垂瑱，以五采玉贯于五采藻为旒，以青赤黄白黑五色备为一玉，每一玉长一寸，前后二十四旒，垂而齐肩。孔子曰：「麻冕，礼也。今也纯俭，吾从众」。释者曰：「纯丝易成，故从俭」。今不必绩麻，宜表里用缯，庶协孔子所谓「纯俭」、「从众」之义。

臣等看详：《礼记》曰：郊之祭也，「器用陶匏，以象天地之性」。今之郊祀有匏爵、太尊、瓦登而已，至于簠、簋、尊、豆，皆非陶器。先儒言：「天地外神用瓦簋」。《考工记》「旊人为簋」是也。故孔颖达云：「陶器谓瓦尊、豆、簋之属」。又《礼器》言：「椫杓以素为贵」。

臣等谨按，古者荐新于庙之寝，无尸，不卜日，不出神主，奠而不祭。近时乃择日而荐，非也。《礼记》曰：「未尝不食新」。言新物之出，未荐寝庙，则人子不忍前此食新，孝恭之道也。荐新见于经者，《豳诗》曰：「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」。献羔，谓享。司寒而开冰，此建卯之月，以之祭韭，盖豳土节晚而气寒故也。《周颂》曰：「猗欤漆沮，潜有多鱼」。此则季冬荐鱼、春献鲔之乐歌也。《周礼·䱷人》：「春献王鲔」。说者以为季春三月，春鲔新来。王鲔，鲔之大者。云献于庙之寝也。郑氏云：「祭以首时，荐以仲月」。谓大夫、士也。若天子、诸侯，物熟则荐，不限孟、仲、季月。故《月令》：夏荐麦，孟秋荐黍，季秋荐稻。魏高堂隆不原于此，乃曰：「天子诸侯以仲月、季月荐新」。非也。礼文残缺，经之所载止于四物而已。《吕氏月令》：「一岁之间八荐新物」。即仲春献羔，开冰；季春荐鲔；孟夏以彘，尝麦；仲夏以雏（雏，鸡也。），尝黍，羞以含桃；孟秋登谷；仲秋以犬，尝麻；季秋以犬，尝稻；季冬尝鱼是也。《开元礼》加以五十馀品。景祐中，礼官建议以为《吕纪》简而近薄，唐令杂而不经，于是更定四时所荐。春孟月蔬以韭，以菘，配以卵；仲月荐冰；季月蔬以笋，果以含桃；夏孟月尝麦，以彘，仲月果以瓜，以来禽（来禽即林禽。）；季月果以芡，以芰（芡，今鸡头。芰，今菱角。）；秋孟月尝粟，尝穄，配以鸡（粟穄为饭。），果以枣，以梨；仲月尝酒，尝稻（稻为饭。），蔬以茭萌；季月尝菽，尝荞麦（小豆渍而烝之。绿豆、荞麦为饭。）；冬孟月羞以兔，果以栗，蔬以藷藇（藷，专于切。藇，薪于切。今山预。）；仲月羞以雁，以獐；季月羞以鱼。凡二十八物，除依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月令》外，又增多十有七品。虽出于有司一时之议，然岁时登荐祖宗，行之已久。礼沿时制，损益不必同。依于古则太略，违于经则无法。今欲稍加刊定，取其间先王所尝享用膳羞之物，见于经者，可依旧制存之，其不经者去之，庶几不失礼意。伏请自今荐庙，孟春荐韭以卵（臣等谨按《王制》：「孟春荐韭以卵。」《时则训》季冬云：「雉雊鸡呼卵。」则今正月荐韭用鸡子，取新物相宜。），以葑（旧作菘。臣等谨按《诗》曰：「爰采葑矣。」盖葑似菘，有毫，一名菁。《本草》云：「菘菜，北种初年半为芜菁，二年菘种都尽芜菁。南种，亦然。里俗谓之蔓菁。」然则葑本北地所宜，又见于经，宜备时荐。请以葑易菘。）；仲春荐冰；季春荐笋（《周礼·醢人》：「加豆之实，有笋菹。」孙炎曰：「竹初萌生谓之笋，可以为菜。」《殽诗》云：「其蔌维何，维笋及蒲。」蔌则菜殽也。），羞以含桃（臣等谨按《月令》仲夏：「羞以含桃，先荐寝庙。」今在三月者，盖四月寒燠不齐，而气至有早晚，物成有先后。《毛诗传》曰：「豳土晚寒」是也。故《国朝时令》以三月荐樱桃，而汉叔孙通亦云：「古者春尝果，方今樱桃熟，可献，各以其宜也。」孔颖达《礼记·月令》仲夏《正义》云：「诸月无荐果之文，此独进含桃者，此果先成，早于馀物，故特记之。」则是诸果亦时荐。）；孟夏以彘，尝麦（今用大麦烝而炊熟。臣等谨按《月令》孟夏：「以彘，尝麦，先荐寝庙。」言麦而已，则是大小麦皆宜备荐也。）；仲夏尝雏，以黍，羞以瓜（《礼记·月令》仲夏之月：「天子乃以雏，尝黍。」郑氏曰：「此尝雏也，而云以尝黍者，不以牲主谷也。必以黍者，黍，火谷也，气之主也。」孔颖达曰：「黍非新成，直取旧黍与雏同荐之。」蔡氏以为此时黍新熟，今蝉鸣黍是也。《尔雅》曰：「生哺，鷇。生噣，雏。」《说文》云：「雏，鸡子也。」陆德明云：鸡也。《内则》：人君燕食，所加庶羞有瓜。《诗》曰：「疆埸有瓜，是剥是菹，献之皇祖。」）；季夏羞以芡，以菱（《周礼·笾人》：「加笾之实」，有菱芡。菱，芰也。宜依经以菱易芰。）；孟秋尝粟与稷（旧尝粟穄，配以鸡。今依《月令》仲夏「以雏，尝黍」，此不复用鸡。臣等谨按《月令》孟秋：「农乃登谷，天子尝新，先荐寝庙。」不名言其谷，则明所尝非一谷，谓若黍稷与粟之属。《本草》注：「稷即穄也，楚人谓之稷，关中谓之縻。其粟谓之黄米。」宜以稷易穄。），羞以枣，以梨（《周礼·笾人》：「馈实之笾，其实枣。」《礼记·内则》云：人君燕食加羞，有枣与梨。）；仲秋尝麻（《月令》仲秋：「以犬，尝麻。」今不用犬，故止尝麻。），尝稻（稻为饭。《月令》季秋：「以犬，尝稻。」今不用犬牲，故止尝稻。），羞以蒲（旧茭萌。臣等谨按《诗》曰：「维笋及蒲。」蒲与茭白略相类，茭白不经，宜以蒲白易之。《周礼·醢人》：「加豆之实，……深蒲。」郑司农云：「蒲入水深，故曰深蒲。」玄谓「蒲生水中子。」）；季秋尝菽（《豳诗》曰：「十月纳禾稼，黍稷重穋，禾麻菽麦。」菽，大豆也。），羞以兔（《周礼·庖人》：掌六兽，有兔。《内则》云：人君燕食加羞，以兔。），以栗（《周礼·笾人》：馈食之笾，其实栗。《内则》：人君燕食加羞，有栗。《夏小正》曰：「栗零，在八月。」今梁地栗晚熟，宜以九月荐。）；孟冬羞以雁（《周礼·庖人》六禽有雁。又曰：「冬行鲜羽。」郑氏云：「鱼雁水涸而性定。」）；仲冬羞以麇（《周礼·庖人》：掌供六兽，有麇。《内则》三十一物有麇脯、麇轩。臣等谨按《古今注》曰：「齐人谓麇为獐。」宜以獐作麇。）；季冬羞以鱼（《周礼·庖人》：「冬行鲜羽。」杜子春曰：「鲜，鱼也。」杜佑曰：「此时鱼得阳气，洁。今荐用鲤。」臣等谨按季冬献鱼，而《诗》曰：「有鳣有鲔，鲦鲿鰋鲤。」则是众鱼但及时美洁，皆可登，非特用鲤而已。）。今春不荐鲔，实为阙典。伏请季春荐鲔以应经义，无则阙之可也。如林禽、荞麦、茭萌、藷藇之类，及季秋尝酒，皆不经见，并合删去。凡此二十七物，其新也，人君不敢尝，必先荐于寝庙。不贵非时而出，而时亦不可后也。孔子曰：「不时，不食」。《记》曰：「天不生，地不养，君子不以为礼，鬼神弗飨也」。后汉诏书亦以「供荐新味多非其节，或郁养强熟，或穿掘萌芽，味无所至，而夭折生长。自今当奉祠陵寝，皆须时乃上」。今太庙荐新之品，出于玉津、琼林、宜春、瑞圣诸园及金明池、后苑所供，其所无者，乃索诸杂买务。然池苑所出，市鬻之物，多至后时，人已属厌而方用登庙，有乖荐新之义。谓宜严敕有司，凡新物及时而出者，即日登献。既非正祭，则于礼不当卜日。《汉旧仪》尝韭之属，皆于庙而不在寝，故《韦玄成传》以为庙仪二十五祠，而荐新在焉。自汉至于隋、唐，因仍其失，荐新虽在庙，然皆不出神主。今出神主，则失礼尤甚。伏请依韦彤《五礼精义》所说，但设神坐，仍俟寝庙成，荐新于寝，庶合典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