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易》之为书，与天地准，更三圣而后，备学之者，可以无过焉。闳衍微深，蕴奥难见，非博学君子，明阴阳变化之用者，焉能探其妙旨哉！昔王通讲道河汾，推明六经之旨，自谓吾之赞《易》，述而不论。呜呼！通尚然也，弗如者其曰能乎！然考古验今，释其言而解其义者，亦云富矣。京房、丁宽、梁丘、费直之辈，皆博通《易》道，杰然颖出于西都，不幸其文逸亡。其后王弼、孔颖达又相继而显焉，列于今而不泯。暨于我宋，以右文兴治，教化茂行，二百五六十年之内，英才俊士，名世巨儒，日以汇征，多本经谊。若王、程、龚、耿数公，又皆精通于《易》而得于奥旨也。吁！繇古逮今，明《易》者不为不众矣，然予于此亦不得无言焉。且《易》之所以为《易》者，不外《卦辞》、《爻辞》、《彖辞》、《象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兼而为《易》，皆圣人所作也。虽其旨趣意义，微奥难明，亦不过一说而已，曷尝有二哉！奈何古今学者类皆索奇求异，各持一说，欲无同于人，以骋一己之学，殊异立言，纷然不合于理者有之，悖于理者有之，遂致圣人一经之意，杂然不可考。后之学者，自是无所据矣。且《讼》「复即命，渝安，贞吉」。此《讼》卦九四爻言也，辅嗣、孔氏释之曰：「讼既不胜，若能反从本理，渝变往前争讼之命，即得安居贞吉」。此一说也。若东坡则释之曰：「九四所当得者初六而已，近于三，而强求之，故亦不克讼。然而有初之应，即而就其命之所当得者，自改而安其政，则不失其有」。此二说不同也。至于伊川则释之曰：「四以刚阳而居健体，无与为敌，则讼无由而兴，故不克讼。夫以刚健而不中，所以好讼。若义不克讼，反就正理，变而安贞则吉」。此三说不同也。至若耿氏则释之曰：「九四不克讼，以刚讼柔，其义不克，而复即九五听者之命，变而安则吉」。此四说不同也。夫一爻之间，不踰数句，而其意亦不过一而已。诸儒释之，各立异见，若圆冠方履之不侔。圣人作之之意，果安在哉？由此观之，则馀解之相异，可不言而喻矣。予尝求诸儒训释之文，以寻奥义，见其彼此角立，议论纠纷，不归于一，汩于胸中，因释其当于理，明于道，优于诸解者，萃聚其说为一帙，庶可论归于一，而予亦得以一其心也。否则将信彼欤，将信此欤？异时之不一，其害岂小哉！虽然，予学不逮人，则焉能见众说是与否也。然尝受教亲庭矣，故于此不自卑逊，而掇取其当者以集之。想后之君子得是书以观之，则知予集之之际，不妄乱也。若夫《春秋》一经，圣人褒善贬恶之书也。左氏自为传，而公羊、谷梁又各为传，后世学者方之六经并行也。唐卢仝以学高世，刻意《春秋》，乃束三传，独抱遗经，岂非厌传注之说穿凿不根，有激而云哉？夫卢仝尽弃三传，独以经为宗；予求以明经，而不敢尽废其解，予之学诚下于仝一等矣。然汉刘歆谓学者信口说而背传说，是末师而非往古。盖自秦火以来，残编断简幸有存者，传说之功也。或者必欲尽废之而独探微言，则朽折之馀，盖亦难矣。况支离异同之患有甚于朽折乎！则是书也，其罪我乎，其知我乎，必有论定者矣。不然，儒者以六经为法，乃累世不能通其学，穷年不能究其理，则太史公即有甚忧者。孔子尝曰：「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」。予于是书，目曰《择善易解》云。

少时读《书》，窃自念古圣人之道高明广大，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意度，当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如曰「惟精惟一」，如曰「一德」，略见深旨；其他大略曰钦，曰敬，曰谨，曰克艰，曰孜孜兢兢，曰典常，曰学于古，曰奉天，曰勤恤，殊未省其实。岂圣人姑致其谨，循其常，而其中固自有广大高明之妙耶？岂帝王之治理如此，而不及其精微，其精微不多见于《书》耶？至读《论语》亦然，惟见孝弟忠信、力行学文，平平常语，所谓一贯之旨亦未明白，无隐之诲亦不终告。岂圣人不轻出其秘耶？何其莫可晓也？及微觉后，方悟道非心外，此心自善，此心自神，此心自无所不通。心无实体，广大无际，日用万变，诚有变化无穷、不识不知之妙。而旧习尚熟，乘间而起，不无放逸。于是方悟《尚书》《论语》所载止合如此。放心之戒，果为要害。此心微动，百过随之。此心不动，常一常明，钦敬谨戒，常妙常一。治乱之机在此，古道在此，典常在此。顺此为勤，反此为怠；顺此为恤，反此为虐。孝弟忠信，乃此心之异名；力行学文，乃此心之妙用。一贯之诲已详矣，不可更言；无隐之诲已详矣，不可复说。万务错综，无非大道，不安厥止，祸乱攸基。

舜戒禹曰：「敬修其可愿」。此「可愿」即孟子曰「可欲之谓善」。夫人之所愿欲，虽纷纷无穷，大概不出二端，善与不善而已矣。其善者可愿，其不善者不可愿。善即道心也，即中也，即精一者也，顾人未之察耳。孟子曰：「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者，舜之徒也。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利者，蹠之徒也」。欲知舜与蹠之分，无他，利与善之间也。徐行后长，服尧之服，行尧之行，即尧已，此外岂复有深隐不可测识之妙哉！即此可愿之善，自是至中至正，至精至一，不可识也，不可测也。使舍此善而欲求精隐深微不可测识之妙，乃非尧舜之道。

皋陶曰：「慎厥身，脩思永，惇叙九族，庶明励翼，迩可远在兹」。后世之言治者往往率不信，以谓后世难治，与古不同，治道必不可止于此。乌虖！此后世所以终不及古也。慎厥身，则治道得矣。《禹谟》所谓「克艰，政乃乂」，正谓此。其有所脩，当思久永。久永则为道，不永则非道。道即恒性，由此恒性，悠久不已，斯乃诚实，非由外假。其施行则淳叙九族，由亲及疏，亲亲有杀，无非道者。昧者不知，以为惇叙九族而已，非道也。惟圣人知其为道。《易》曰：「圣人久于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」。又况庶明皆贤哲，励翼无怠，天子惟治迩而已。由迩可以及远，此理灼然。周公作《立政》，惟言王左右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，即庶明之在迩者。慎脩，思永，惇族，公已稔言之矣。圣人灼见事理，由迩而已，不必劳神于远；远不可忘，而非所详也。圣人知要，后世逐末。

先生曰：「《书》云『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』如何」？汲古对云：「儆戒，万事之几」。先生曰：「此说未是。几，微也。一二日，此心念虑之微，可言万也。尧舜时太平无事，如何一二日有许多事？今朝廷每日敷奏亦不知甚多，一二日断无万事」。

皋陶曰：「无旷庶官。天工人其代之」。盖有当为之事而后设官，然则官奚可虚旷？礼乐刑政无非左右斯民，使无失恒性。故《汤诰》曰：「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，若有恒性，克绥厥猷，惟后」。孟子曰：「放勋曰：劳之，来之，匡之直之，辅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从而振德之」。周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，极者大中至正，天地人所同之道。故庶官所职所施，无非天地，有毫釐不与天地相似，则为逆天。皋陶既言「天叙有典」，「天秩有礼」，「天命有德」，「天讨有罪」，所以明其无非天道，不可作好，不可作恶，不可置毫发私意于其间。后世庶官能若是乎？

汲古问：「《书》云『天叙有典，敕我五典五惇哉！天秩有礼，自我五礼有庸哉！同寅协恭，和衷哉！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！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！政事懋哉』！吕东莱云：『敕者整齐工夫。寅恭是典礼之根源。典礼皆本于天，惟君与天为一，然后能惇之庸之。若不同寅协恭，皆是虚文，赏罚皆不可。有我此心，常勉勉不已，不可有一毫止息。才有止息，有我之心便生，便非天心』。此说如何」？先生曰：「五典者，父慈子孝，兄良弟弟，夫义妇听，长惠幼顺，君仁臣忠。不知者谓此五典人所为，知者谓五典皆天叙也。叙者，有伦理也。故亲生之膝下，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有。固有者，天也。敕者，谨戒之谓。惇者，厚也。人生本厚，因物有迁，始失其厚谨。戒之使不失其厚尔。五礼谓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，以凶礼哀邦国之忧，以宾礼亲邦国，以军礼同邦国，以嘉礼亲万民。庸，用也，在人能用之。此五礼皆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，天人一道也。寅有敬谨之意。五典五礼行，则君臣上下皆敬皆恭。衷，心也。其心皆和同，天地之间一而已。五服章采不同，随其德之大小而赐之服，惟当乎人心，则当乎天心。讨有罪，罪有五等，用刑亦如之。必合天下人心，则合天心，皆不可容一毫之私。懋哉者，是勉其无动乎意，以行其私也」。汲古谓：「圣人所为未尝不天，无毫发人为。五典曰天伦，五礼曰天秩，命有德曰天命，讨有罪曰天讨。至于功曰亮天功，民曰视天民。招损受益，以为天道；任官惟贤，以代天工。其动静罔不纯于天，故无为而治者，即天心之无思无为也」。先生曰：「是如此」。

汲古问：「舜欲观古人之象，命禹作服，日月星辰、山龙华虫绘之于衣，宗彝藻火、粉米黼黻绣之于裳，是为十二章。至周则升三辰于旂，而衣五章，裳四章，是为九章。其取象增损不一，而论多不同。未明其义」。先生曰：「象服十二章，以舜之圣犹未尽明，命禹明之。禹所明又不传于后，后学何敢遽言？《家语》云「心服衮职」，其义可明。人心即道，神明广大，无所不通。日月星辰皆光明，无思无为而无有不照，即此心之虚明，光宅天下。山以象静止不动而发生庶物，龙以象变化不测而霈泽博施。由是心而发诸礼乐政事，焕乎其有文章，则华虫似矣。清明澄澈，荡荡难名，即水之难于形容，姑绣以藻，则水可见矣。火之光照，象此心之照。用宗庙之彝尊，以其行道致孝。米以养人，而君心常患乎不博。粉而散之，则其惠广及。黼为斧形，铁黑而刃白，如此心之刚断柔，而无刚亦足召乱。半白半黑者，即天时之秋冬，地之西北，二者之间乃乾之次，合于天道，非出于人为。黻形两己相背，其色半黑半青。北黑东青，东北艮位，万物之所成终成始，是为冬春之际，一岁之分，象此心之辨察是是非非也。衮职如此，岂可不心服之？服，事也，当从事乎斯道也。周虽升三辰于旂，其在旂犹在服也。九章即十二章之道也，道一而已矣。

先生观《书》，谓汲古曰：「出纳五言汝听，何如说」？汲古对曰：「孔安国云：『出纳仁义礼智信之言』。吕东莱云：『五言，乐之成言者，今之三百篇《诗》是也。《诗》出于上者为出，出于下者为纳，出纳作之于乐』」。先生曰：「此不是东莱之说。五言是五方之言，出纳即舜命龙作纳言。又《周官》之训方氏，诵四方之传道，正岁则布而训四方。五方者，并中国也。五方多所传道者，乃其方人士之所习言之害道者，不可不训而正之也。诵其言于朝，纳也；布而训五方，出也。圣人之教民忧国如此。后世不复有出纳五言之官矣。孔子曰：『脩废官』」。

舜曰：「庶顽谗说，若不在时，侯以明之，挞以记之」。此微觉治之太速，故禹有「俞哉」之言。后曰「无若丹朱傲」，亦谓挞之遽，微有傲忽庶顽之意。意微起则浸而至于慢游，至于敖虐，其末流安知其不至于罔？水行舟之类，甚言之所以惧舜。某初疑「启呱呱而泣，予弗子，惟荒度土功」，是惟勤劳于事而已，殆非至精。后省所谓微动乎意者，亦不过不急于土功，而动念于呱呱，若此类而已。不动乎意则孰非精一，兹未见其粗也。

帝尧光宅天下之光，如日月之光，无思无为，寂然不动，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，自足以默安天下之民。文王之不识不知，而德化自足以及广者，此光也。《易》言「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」者，此光也。谓之神者，言乎其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力为也。然此非于聪明文思之外复有所谓光也。尧之聪明文思，非出于人为，非由于造作。耳不蔽于声而自聪，目不蔽于色而自明。聪自无所不闻，明自无所不见。使胸中微有意有我，则外物必得以蔽之。惟其无意无我，故虚故明，故不得而蔽，故无所不通。文者自此而发，有自然之文；思者以此而思，有自然之深智。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无思无为，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。深悟孔子曰「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」，则默悟乎此矣。

《益稷》篇，夔曰：「戛击鸣球，搏拊琴瑟以咏，祖考来格。虞宾在位，群后德让。下管鼗鼓，合止柷敔。笙镛以间，鸟兽跄跄。箫韶九成，凤凰来仪」。夔曰：「于，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，庶尹允谐」。按《明堂位》言四代之礼乐而击玉磬，《郊特牲》言诸侯之僭，宫县，击玉磬。孔安国谓球，玉磬。某谓或戛或击，以鸣球玉，或搏或拊，以鼓琴瑟，以此而咏歌，歌永言而声依永也。以人声为先，而球琴瑟从之，故曰以咏。是时祭礼初行，祖考来至。虞宾天子之后，在助祭位；群后德让，亦以初就位，故让也。让出于诚，出于德性也。然后堂下之乐管鼗鼓，与堂上之乐合作。其一成也，止以柷敔。《仲尼燕居》言两君相见之礼，升歌清庙，下管象舞，夏籥序兴，其次序亦与此同。笙镛亦堂下之乐，验诸周礼亦然。大钟谓之镛，其笙镛之间作也，鸟兽跄跄然而来至，其九成而凤凰来仪。夔又曰：于，予之击拊石磬也，百兽率舞，庶尹允谐。舜德格于上下，感于神人以暨鸟兽，而韶乐和声又感动之，是以其应敏速。非分外事也，道未始不一故也。孔安国谓戛击为柷敔，殊未安。下言「合止柷敔」，安国又谓「上下合止乐，各有柷敔」。按《尔雅》，所以鼓柷谓之止，则柷所以止乐，非合乐。安国又谓搏拊者，拊以韦为之，实以糠。《乐记》「会守拊鼓」。《周礼》小师击拊，大师登歌，令奏击拊。而故书「附」为「付」。则付、附、拊特未定也。《明堂位》拊搏玉磬，揩击大琴大瑟，则搏拊所以击之，非器也。荀子曰：「县一钟，尚拊之」。《大戴礼记》曰：「县一磬，尚拊」。然则附或付或拊，诚有其器，器甚古矣。而夔曰：「搏拊琴瑟」。则拊非器也。乃《明堂位》拊搏击之谓，其出指曰「搏」，入指曰「拊」欤？世亦曰拊琴而搏，其声搏然。况下言「拊石」，岂韦糠之谓也？《大戴礼记》「县一磬」，其玉磬欤？鸣球宜尚附。韦糠之制甚古，夔偶不言欤？抑击拊，周礼非虞礼欤？若此咏歌有附，尚于磬，则宜居鸣球之先，不宜居后？然夔所言乃略举所作致感应之效者，非备言乐器也。人声玉声丝声不及远，故在堂上。今鼓琴不在堂下，则声大矣，此亦可验。

箫韶九成，何为能使凤凰来仪？击石拊石，何为能使百兽率舞？庶尹允谐，帝舜于是乎作歌曰「惟是为几」。几，微也，动之微也，是为感动之几也。犹机焉。其发甚微，其应甚远，其道心之微乎，其精一之神乎。是几也，可言而不可见，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详言。欲知此几即「元首之起哉」是也，即「股肱之喜哉」是也，即「百工之熙哉」是也。是几也，为正为中，为和为乐，为治为熙，为敬为钦，为善为一，皋陶所谓「念哉」者，此也。「率作兴事，谨乃宪，钦哉」者，此也。所谓「屡省乃成」者，此也。所谓明，所谓良，所谓康者，此也。所谓丛脞，所谓惰，所谓堕者，非此也。

某读《伊训》，至官刑，曰：「敢有恒舞于宫，酣歌于室，时谓巫风。敢有徇于货色，恒于游畋，时谓淫风。敢有侮圣言，逆忠直，远耆德，比顽童，时谓乱风。惟兹三风十愆，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丧；邦君有一于身，国必亡。臣下不匡，其刑墨，具训于蒙士」。某于是惊念夫今常情庸俗，其恒舞恒歌者亦寡，恒畋者亦寡，至于徇货色者多矣，人往往未必知家必丧。徇色而丧家者，人亦具知，至于恒游，人固以为非大恶，可恕。学子习举业，时文而已，轻浮纵逸，往往戏侮圣言，以为有司不以是去取。若夫逆忠直，远耆德，则所至如是。远耆德，则自然比顽童矣。其于忠告者率不悦，甚者继以怒。其于老成，则曰「昔之人无闻知」，纵不诮毁，则亦不亲狎矣，望望然去之矣。乃不知所以丧家者在是，可不惧哉！可不戒哉！可不深念哉！可一读遂已，不书己之所犯于坐右，而日日观省哉！

箕子曰：「思曰睿，睿作圣」。孔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谓圣」。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」。后世学者率求道于心外，不悟吾心之即道也，故《易大传》曰：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。子思亦曰：「率性之谓道」。殆不必言率也，性即心，心即道，道即圣，圣即睿。言其本谓之性，言其精神思虑谓之心，言其天下莫不共由于是谓之道，皆是物也。孩提皆知爱亲，及长皆知敬兄，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，非圣乎？人惟不自知，故昏故愚。孟子有存心养性之说，致学者多疑惑心与性之为二，此亦孟子之疵。

《洪范》九，五福不曰贵者何也？皇极之道，人所共有，欲使庶民咸于此极则，贵有限，故不言。唐虞之际，比屋可封，文王之时，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，岂能使人人贵哉！故六极亦不言贱。若夫富则有俭，德者皆可致，不贫之谓富。《周官》序言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」。三代而上，其于民无贵贱，无不教。

《康诰》曰：「人有小罪，非眚，乃惟终，自作不典，式尔，有厥罪小，乃不可不杀。乃有大罪，非终，乃惟眚灾，适尔，既道极厥辜，时乃不可杀。王曰：『呜呼，封，有叙，时乃大明服，惟民其敕懋和。若有疾，惟民其毕弃咎。若保赤子，惟民其康乂』」。某观《书》至是，又观首篇言「文王明德慎罚」，又忆念《舜典》眚灾肆赦，怙终贼刑，而曰古先圣王之治天下，不得已而用刑，皆所以左右斯民，使归于正。今大罪之眚灾者固上奏而不杀，至于小罪非眚，终自作不典式，则断断乎不杀。岂周公之严不如后世之宽哉？而举一世贤士大夫之论，咸以为不可行，何也？然则贤士大夫当深思周公、大舜之旨。夫刑者所以治民之不善，使复于善尔。彼怙终不善，则杀之也宜，杀一人而众人畏惮，不敢长恶，善心兴起者不知其几也。否则屏之远方。如疑，则赦或罚可也。虽然，文王先敬忌明德，家既齐，大小之臣无不一于正，而后可以治民；不然，则亦未可。故《康诰》曰「不能厥家人，越厥小臣外正，而惟威惟虐，乃非德用乂」。

先儒谓王城与成周为二地，某窃疑其不然，纷纷于今，盖本乎孔安国一人之说。夫《召诰》序言成王在丰，欲宅洛邑，使召公先相宅；《洛诰》序言召公既相宅，周公往营成周，使来告卜，则所谓成周即洛邑王城明矣。而安国乃析为二者，盖以周公曰：「我卜涧水东，瀍水西，惟洛食；我又卜瀍水东，亦惟洛食」。安国疑此卜二地，遂谓瀍水之东为下都，为成周，与洛邑王城异。自此说一立，而后世诸儒不复审考，遂祖述不已。而某所以疑其不然者，其情状大体已著于前矣。若夫卜瀍水东，亦惟洛食者，见龟所食墨，亦依洛邑之吉尔，「亦」之一言，明非二事。王于是拜手稽首以谢周公曰：「公不敢不敬天之休，来相宅，其作周匹休」。未尝及别为下都以迁殷顽民之意。《多士》序曰：「成周既成，迁殷顽民」。《多士》亦言「于新邑洛」。又曰：「今朕作大邑于兹洛」。《毕命》亦曰：「周公毖殷顽民，迁于洛邑」。则洛邑即成周，岂不益明？合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君陈》、《毕命》五篇之序读之，情状昭昭。又《春秋左氏传》言「王子朝入于王城，用成周之宝圭于河」，益验王城即成周。昭二十六年冬十一月王子朝奔楚，敬王入于成周。甲戌盟于襄宫，十二月王入于庄宫。按昭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，秋七月鄩罗纳诸庄宫。则庄宫在王城中，则成周即王城又明矣。宗庙宜在王城，事理益著。又况敬王微弱，既告于晋，合诸侯以修所居之城矣，又岂能营宗庙、宫室、郊社、百司、庶府、宾馆耶？则益验成周即王城，非独指瀍水之东益明。左氏率好更辞，既曰王城，又曰成周，乃其属辞常法。又孔颖达《正义》于王城言「今基址可验」，而瀍水之东不言有基址可验。节节可审，知成周与王城非异也。

周公既复政厥辟，乃拜手稽首告王以立政之至要，首曰「王左右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」，忽良久而后叹曰：「呜呼休兹，知恤鲜哉」！休者，叹美之辞。谓夫兹乃致治之至要，而后王知以此为忧恤而深虑之者亦鲜矣。呜呼！兹诚立政之机要，虽四海之广，夷狄之远，其治乱、其叛服尽由于此。王者诚能竭心尽情，精择左右大臣，与夫亲信近臣皆得其人，如涤水之源，其流派不足虑矣，如培木之本，其枝叶无所患矣。用力少而取效多，其机甚近，而其应甚远，岂不要且妙哉！所谓休者以此。虽然，使自古世主皆知此为要，皆知此为急，皆能恐惧深忧详察，则必得其人，必致治安，不复有乱亡之祸。夏可以长有天下，商不得而代之；商可以长有天下，周不得而代之。惟其知以为忧者寡也，故周公首以戒成王，恐王心之忽乎此也。伯，长也。王左右伯长之官，大臣也。任，信任也，居王左右，王所信任之官，近臣也。既为长伯，既所信任，必得大贤始居其职；既为大贤，不可辄易，当常居其位，故曰常伯、常任。至于准人典司法，则亦可以次贤为之，亦贵久任，而其体稍降，其人易得，不必以常为名。缀衣，掌帟幕小臣。虎贲，持戟屏卫之士。言至此，则凡在朝列与夫侍御仆从，盖尽举之矣。然亦不过王左右之所亲近，此诚可谓灼知立政之要领矣。岂有大臣近臣皆大贤，而其保任远臣有不可信者乎？岂有朝廷既治，而外治有不举者乎？岂有侍御仆从罔匪正人，而王心有不善者乎？王心既善，大臣近臣又皆善，而远臣有不善乎？世主岂不知大臣近臣之不可不择，而周公深有虑于成王者，盖略知所择，则所择不精，深忧深虑则所择必精。苟非明哲之主，往往忽于其近，劳神于远。且一意于择近臣，犹虑其或差，而况劳思于耳目所不及之地，难哉！好详而不好要，必至于两失；好要而不好详，必可以两得。是故惟明王好要，以择近臣为忧，知天下安危治乱尽在此，则不敢以其违己而恶之，不敢以其从己而乐之。众好必察，众恶必察，虚中静观，既视所以，又观所由，又察所安，安者其久也。惟深虑久察，则虽有深奸隐情，久而自露。历观自古乱亡之君，大率以人违己而疏，从己而亲，故贤者常远，不肖者常近，而乱亡随之。虽中材之主，苟知安危治乱惟在近臣，深忧精察，自然不敢轻易以从违为用舍。周公大圣人，灼见治乱之机在于知恤而已矣，故深致其意，特异其辞以启成王。难者曰：「舜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，四方万里之情要使尽达于上，亦当察远臣之贤否。而兹止以左右为言，殆亦不可偏也」。曰：远情诚不可以不通，此谓通远情，非谓择远臣；选择远臣，责之于近臣而已。远臣之罪，近臣之罪。明主之所深虑者，在左右而已，周公致戒，诚为切的。

先生谓汲古曰：「周公若曰：拜手稽首，告嗣天子王矣，用咸戒于王曰：『王左右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』。周公曰：『呜呼休兹，知恤鲜哉』！此说如何」？汲古对曰：「成王继统，周公摄政，故致敬而告之曰：『嗣王代天作子，非可轻也』。群臣因公之言，咸进戒于王，则谓王左右之臣皆不可以非其人。周公遂叹曰：『当此太平休美之时，而知忧此者鲜』」。汲古因又问：「如『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』与『呜呼休兹』，说者多不同，敬求其诲」。先生曰：「伯，长也，谓六官之长及三公，当常久其任，故曰『常伯』。其次在王左右常任事之人曰『常任』，其在左右司法度准则之人曰『准人』。庶职之繁，言之不尽，遽言缀衣、虎贲之微，则其间在左右之职尽举之矣。缀衣，掌帷幄下士，《顾命》『出缀衣于庭』。虎贲，谓虎士八百人，掌先后王。周公发叹而曰『休』者，以前言之甚美也。盖治道不远，近在王之左右；左右苟得其人，则君德乌得而不正？曰『兹』者，公指所言左右之臣也。今人言亦有此类。『休』绝句，『兹』亦绝句。谓治要在此，然知以此为忧恤者鲜。使人君能忧虑乎左右之臣，则不肖无自而入，有治而无乱，有安而无危。圣人之言非不切，至后世君臣如醉如梦，故胎祸于无穷」。

世儒之言果断，惟曰处事当决，无疑滞，盖误解《周官》「惟克果断，乃罔后艰」之语。《周官》盖言功崇惟志，业广惟勤，继曰「惟克果断」，所以赞言志勤，戒毋悠悠，当如舜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也。谓夫知之已审，见之已明，而又悠悠不勇进，则不可；非谓见未明，知未审，冒然勇往也。后儒所谓果断乃此类耳。异哉！观古书不达其旨，惟就己说，既误己，又误人，谬以千里。夫知已审、见已明，尚当询谋，况于未明未审而遽果断哉！某深虑世说久固，遗祸无穷，敢敬指《周官》上文以證。

《书》首言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。典，常也。舜曰「惟精惟一」，一亦常也。仲虺之称汤曰「率厥典」，又曰「谨厥终，惟其始」，所以勉之，常也。《咸有一德》一篇，伊尹所以丁宁训谕大甲曰「常厥德」，曰「一德」，惟常故一，惟一故常。又曰「终始惟一，时乃日新」，又曰「协于克一」。傅说告高宗曰：「念终始典于学」。《洪范》曰：「皇极之敷言，是彝是训」。彝，常也。夫以皇极之道，箕子为武王谆谆言之者，乃在于彝之一言，则常道之为道大矣。成王命微子亦曰「率由典常」，诰康叔又曰「勿替敬典」，命蔡仲曰「率乃祖文王之彝训」。《周官》曰：「其尔典常作之师」。呜呼，古圣贤所以立德，所以出治，无他奇巧，所以每相诲告，率不过典常之道。自后学观古圣人之道德事业，当有高深奇异之论，而《书》之所载惟曰「常道」，岂古圣贤未肯尽剖胸中之秘，而政事之外复有精微之旨哉？是不然。孔安国不知道，裂而殊之，故以三坟为大道，五典为常道。不常何以为道？不一何以为道？道心惟微，本精本一。人心即道心，心本常。故合乎天下之公心而为政为事，则其政可以常立，其事可以常行；不合乎天下之公心而为政为事，则其政不可以常立，其事不可以常行。箕子曰：「无偏无陂，遵王之义。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。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」。荡荡平平之道，即常道也。无深无奇，不怪不异，平夷简易，而天下之道无越乎此。由古到今，有失此常典平夷之道而能有济者，未之前闻也。

汉孔安国谓鲁共王坏孔子旧宅，欲广其居，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刘歆谓孔壁中得《逸礼》有三十九，《书》十六篇。有，又也，即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」之「有」也。时世已有鲁淹中所出之礼，世谓之「礼古经」者七十篇，文与孔壁之礼相似，而又多三十九篇，故曰「有」；世所未见，故曰「逸」。亦犹世已有伏生之书，与孔壁之书文相似，而又多此逸篇之书，非孔壁中止有此篇数也。自大小戴已集此《仪礼》，刘向《别录》亦见之。向、歆父子之校书秘府，备见古文。汉《艺文志》亦谓孔壁中得古文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。《礼记》者，有礼又有记也，即孔安国所谓「传」。《艺文志》又谓之「古经五十六卷，经七十篇，记百三十一篇」。后又谓：「《礼古经》者，出于鲁淹中，及孔氏学七十篇，文相似，多三十九篇」。盖世尊尚之，故曰「经」，实古传。

《祭法》王立七庙、一坛、一墠。曰考庙，曰王考庙，曰皇考庙，曰显考庙，曰祖考庙，皆月祭之。远庙为祧有二，祧享尝乃止。去祧为坛，去坛为墠。坛墠有祷焉，祭之无祷，乃止。去墠曰鬼。《孔子家语》：「子羔问庙制于孔子，孔子曰：『天子立七庙，三昭三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七』。太祖近庙，皆月祭之。远庙为祧，有二祧焉，享尝乃止」。《王制》亦曰：「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七」。而郑康成据《礼纬》谓夏五庙，殷六庙，周七庙。康成岂未见《商书》之《咸有一德》，「七世之庙可以观德」？则殷七庙甚明。谓周七庙，大概是矣，而亦有始末。《礼器》曰：「夏立尸而卒祭，殷坐尸，周旅酬六尸」。六尸，六庙也。周之始，享尝之庙六而已。而康成之注曰「后稷发爵，不受旅」，凿说也。《礼器》方言「尸」，岂有发爵之尸而独不及乎？康成不思武王欲祖文王之心，而执七庙之常说也，又忘《祭法》「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」欤？康成礼学详审，然不无差失。其甚病者，不善属文，而好穿凿牵合。此注「周旅酬六尸」，谓后稷发爵之尸不言，亦不善属文之验也。康成改「醴宾」为「礼宾」，改「醴妇」为「礼妇」，以「唯舒武」为「唯舒」。《冠礼》：「玄端、玄裳、黄裳、杂裳可也」。强注作「上士玄裳，中士黄裳，下士杂裳」。其不善属文之状若此者众。《孔子家语》虽曰「孔子观周，遂入太庙、后稷之庙」，然此乃记者之言，非孔子之言，况《家语》所记多误。是时其以文王未正太祖之名位，而周人或以称后稷之庙耶？《祭法》及《孔子家语》皆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，则文王为太祖甚明。《家语》及《祭法》皆曰远庙为祧，而康成以有功德者为二祧，夫远庙不以功德言也。孔子谓以功德见祖宗者，其庙不毁，则殷之太宗、中宗、高宗皆当不毁，康成又将何以处之？天子之庙七，而周旅酬六尸六庙者，武王将以祖文王，虚其位以待之也。太祖不可迁也，是故周之始享尝之庙六而已。后稷虽以始祖亦有庙，而不与六庙同，其禘郊则及焉，大祭则及焉，有祷则及焉，惟四时享尝祫不及。旅酬六尸，享尝祫祭也。周家推本姜嫄，《大司乐》首言享先妣，谓姜嫄也；「閟宫有侐」，谓姜嫄之庙也。姜嫄有庙，则后稷宜亦有庙。姜嫄之生后稷也神，后稷始封，则后稷始祖也。《周礼》守祧奄八人，每庙一人，则当有八庙。武王、周公之时庙惟姜嫄、后稷、三昭三穆，是为八欤？《家语》又曰「不及太祖，虽在禘郊，其庙则毁」者，谓鲧之类尔。无功德，不祖不宗，以亲故郊。故其后去祧而坛，是为毁欤？周至共王时，文王始正太祖之位，而三昭三穆。至懿王时始复三昭三穆。至孝王时，武王之庙不迁不毁。太祖及三昭三穆，及武王、及后稷，其庙九矣。而曾子问：「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之主行乎」？孔子曰：「天子巡守，以迁庙主行，载于齐车，言必有尊也。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，则失之矣。当七庙五庙无虚主」。言五庙者，谓诸侯也。言七庙者，因彼失礼而生文尔，不可遂执此以为周止七庙。

《祭义》曰：「致爱则存，致悫则著」。未知鬼神之无所不在也。人自知德之无所不在，则信鬼神之无所不在矣。

《祭义》曰：「殷人贵富而尚齿」。此非圣人之言也。富非道之所贵也，而《家语》谓孔子之言，岂记者之差乎？圣言之传记讹谬者亦多矣。

「君执干戚就舞位，君为东上，冕而总干，率其群臣，以乐皇尸」。孝敬之诚发于中、达于外者自尔也。而曰「此与境内乐之之义也」，非也。礼家之说也失其诚敬，支离而为是说也。又曰「所以假于外，而以增君子之志也」。此又《祭统》之意说也，求道于心外而溺没于故智者也。

孔子燕居，子张、子贡、言游侍，纵言至于礼。子曰：「居，女三人者，吾语女礼，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」。人心之礼本周流无不遍，三子未明，今启之教之，故曰「使」。夫言以启人，因言而后生名，而人以名而致惑。天下之名众矣，不可不思其故也。曰道，曰德，曰仁，曰义，曰礼，曰乐，悉而数之，奚有穷尽？所谓道者，圣人特将以言夫人所共由、无所不通之妙，故假借道路之名以明之，非有其体之可执也。所谓德者，特以言夫直心而行者，即道之在我者也，非道之外复有德也。所谓直心而行，亦非有实体之可执也。仁者知觉之称，疾者以四体不觉为不仁。所谓仁者，何思何虑，此心虚明，如日月之照尔，亦非有实体也。礼者，特理而不乱之名。乐者，特和乐而不淫之名。以是观上数名者，则不为名所惑；不为名所惑，则上数名者乃所以发明本无名言之妙，而非有数者之异也。是故道即礼，礼即乐，乐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孔子又曰：「礼本于大一，分而为天地，转而为阴阳，变而为四时，列而为鬼神」。又曰：「人者，天地之德，阴阳之交，鬼神之会，五行之秀」。孔子不为名言所惑，洞见贯通至一之妙，故确然曰礼周流无不遍也。

孔子曰：「志之所至，诗亦至焉。诗之所至，礼亦至焉。礼之所至，乐亦至焉。乐之所至，哀亦至焉。哀乐相生，是故正明目而视之，不可得而见也；倾耳而听之，不可得而闻也」。孔子斯言见《小戴记》，学者厌观熟诵。圣诲切的如是，而未闻有表而明之者，此无他，无意之可解，无说之可求，如空之不可升，如金石之不可钻。或者强为之说，则曰：「其相生有义焉」。噫嘻，异哉！孔子曰「乐之所至，哀亦至焉」，未有相生之言也。而亦曰「至」者，又何耶？至即不可见，不可闻。彼惟不知可见即不可见，可闻即不可闻，故弃粗而求精，弃一而求二。哀乐必有物，人以为必可见；哭笑必有声，人以为必可闻；而孔子则曰「不可见，不可闻」，非弃形而言义也。形即无形，无形即形。声即无声，无声即声。正不必作意以离之也。据实而论，不见其为二也，意作而始离始二也。自孔门诸贤犹率病乎意，故孔子谆谆止绝之，曰「毋意」，而况于后世乎？意积见牢，故虽闻正实之言，反骇怪以为不可解。今学者诚尽屏胸中之意说，则自明自信矣。

孔子閒居，子张、子贡、言游侍，论及于礼。子曰：「慎听之！女三人者，吾语女礼，犹有九焉，大飨有四焉。苟知此矣，虽在畎亩之中，是亦圣人已。两君相见，揖让而入门，入门而县兴；揖让而升堂，升堂而乐阕。下管象武（《家语》作舞。），夏籥序兴，陈其荐俎，序其礼乐，备其百官。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，行中规，还中矩，和鸾中《采齐（《家语》作荠。）》。客出以《雍》，彻以《振羽》。是故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，以礼乐相示而已」。孔子又曰：「入门而金作，示情也」。然则县兴而金作，铿然而鸣，即吾之情也，何以言为也？又曰：「升歌清庙，示德也」。然则人声由中而发，文德由中而畅，即吾之德也，何以言为也？又曰：「下而管象，示事也」。然则堂下管籥，武舞文舞，次序而兴，又即吾之事也，何必身亲之也？浑然天地万物皆吾之体也，纯然宫商节奏皆吾之用也。荐俎非外，百官非彼。行非行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规？还非还，夫孰知其所以还而自中矩？和鸾，车之和鸾也，而即吾之中《采齐》也。客出以《雍》，其彻也以《振羽》，庄敬和乐之妙，又何其始始终终而不可致诘也！畎亩之中，无两君相见之礼也，而即两君相见之礼也；无金声之乐也，无管象夏籥也，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尝不日奏于其前，而昧者不见不闻也。耒耜之器，耕艺之勤，良禾之欣荣，耘耔之仁，两目散日月之明，四体运天地之神，步中和鸾之节，声谐韶頀之音，此岂说合而强同之哉！默而识之，当自知自信也，不可思也，不可言也。学道者率以言而离，默而近。孔子引三子归之一默之中，庶乎默而成之矣。

孔子谓子贡曰：「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」？对曰：「然，非与」？子曰：「非也。予一以贯之」。孔子曰：「天有四时，春秋冬夏，风雨霜露，无非教也。地载神气，神气风霆，风霆流形，庶物露生，无非教也。清明在躬，气志如神，嗜欲将至，有开必先。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。其在《诗》曰：『嵩高维岳，峻极于天。维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。维申及甫，维周之翰。四国于蕃，四方于宣』。此文武之德也」。孔子曰：「予欲无言」。子贡曰：「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」？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」？孔子曰：「人者，天地之德，阴阳之交，鬼神之会，五行之秀」。孔子曰：「夫礼必本于大一，分而为天地，转而为阴阳，变而为四时，列而为鬼神」。孔子曰：「射之以乐也，何以听，何以射」？人皆曰所以听者以耳，而所谓耳者，肤与肉而已，肤肉能听乎？孔子于是致其问曰：「何以听」？人皆曰所以射者心与手而已，而所谓心者何状？方其挽弓挟矢，而心已注于鹄；及其射已，心又若入。而执之无得，视之无见，穷之无乡域，卒不知其所。孔子于是又致其问曰：「何以射」？乌乎，至哉！射者即听者，听者即视者，视者即思者。是数者杂出而并用，何末何本？何始何终？无所不通，是之谓大同。其间高者曰天，厚者曰地，明者曰日月，暄凉寒暑曰四时，震动者曰风霆，润泽者曰雨露，凝结者曰霜雪，恍惚变化者曰鬼神。其事亲曰孝，其事君曰忠，其事长曰顺，其抚下曰慈。其节曰礼，其和曰乐。言之则无穷，思之则无说。其谓之事物也非粗，其谓之道德性命也非精。粒我烝民，莫匪尔极。设官分职，莫匪尔极。哀乐相生，孔子以为不可见，不可闻，则精粗之名何所置之？知春秋冬夏、风雨霜露之无非教，则知之矣。知神气风霆、庶物露生之无非教，则知之矣。知孔子之一贯，则知之矣。知则不知，不知则知，知即不知，不知即知。

《深衣》曰：「古者深衣，盖有制度，以应规矩，绳权衡。短毋见肤，长无被土」。此言其纵也。又曰「续衽钩边」，此言其衡也。自旁而数之，衽居其端也。古之衽，今之襟，亦曰袂也。深衣属裳，则当续衣之衽，使之长与裳齐也。上狭下广，其边如钩，言其旁曲也，于体为宜。《玉藻》曰「衽当旁」，此之谓也。衽亦脩广矣，矧当衣前，故首言之。《丧服》言丧衣裳，负、适、袂、袪，广博尺寸，靡不备载，独不见所谓襟焉，而有曰「衽二尺有五寸」，是衽即襟也。《丧服》言衣二尺有二寸，襟与衣齐，而衽二尺有五寸，何也？言「衣带下尺」，则衣之长略可知。袂幅属衣之处，曰二尺二寸，此言袂之度，而衣之长大略三尺二寸。内阙中八寸偏前，以安项。衽缀于前领平衡之下，则衽长二尺五寸，正其度也。通乎《丧服》之衽，则《深衣》之衽与衣齐，是为襟，昭昭矣。郭璞注《方言》，亦谓衽为襟。郑康成既误释之，孔颖达复误疏之，谓深衣十二幅，幅即衽也，且援鲁哀公以衽受齐馈为證。而《深衣》之篇未尝以幅为衽，又与《玉藻》「衽当旁」之文不符。盖孔思不及此，故不知此下广之衽，正足以受馈，不为不宽。古志四夷左衽，《丧记》敛衣左衽，咸谓襟也。《左传》「结衽若讼」者，结此衽也。古棺有衽，是谓小要，以钩边如衽也。古曰衽度，度左敛右敛如衽也。详考衽制，无所不通。《深衣》曰：「要缝半下」。《玉藻》曰：「深衣三袪，缝齐倍要，袪尺二寸」。袪，袂口也。袂，今之袖也。三袪言其大略，谓深衣之长也，非恰言必三尺六寸。古尺短，盖侈乎衰衣矣。康成之注曲矣。齐，下也。其缝倍要，即「要缝半下」也。《深衣》曰：「袂之高下，可以运肘」。言乎当掖之度也。又曰：「袂之长短，反诎之及肘。带，下无厌髀，上无厌胁，当无骨者。制十有二幅，以应十有二月。袂圜以应规，曲袷如矩以应方」。袷，交领也。夫衰衣，上古之制也。领正方，其前平衡，故可缀六寸之衰。后儒不究古者制衣之始，自然之体若是，而曰「如今中衣邪领之交，亦近于方也」。使古表衣之领果邪，则六寸之衰于何所制之也？邪缀于前，领则非宜也，非正也。古初制衣，惟取阙中之方，以安项尔。某尝为方领深衣，久则前坠，近于今之圆领，则后世变而为圆领，亦其势之自然；又变而为邪领，其当暑之为欤？以是为中衣，不敢以为表衣，人心之灵不敢尚巧而下朴也，不敢贵末而忘本也。《深衣》曰：「负绳及踝以应直，下齐如权衡以应平。故规者，行举手以为容，负绳抱方，以直其政，方其义也。故《坤》六二之动，直以方也。下齐如权衡者，以安志而平心也。五法已施，故圣人服之。故规矩取其无私，绳取其直，权衡取其平。故先王贵之，故可以为文，可以为武，可以摈相，可以治军旅。完且弗费，善衣之次也」。深哉衣乎，奚止次而已矣！十有二幅，即十有二月也。袂圆，天也。袷方，地也。负绳及踝，直也。下齐如权衡，平也。奚止于应之而已也？人性自善，自直，自平，自广大，自神明，自无所不通，自与天地同。有毫釐不平者，不可以服是衣也；有毫釐不直者，不可以服是衣也；有毫釐与天地有间者，不可以服是衣也。《深衣》惟曰「抱方」，时已圆其所负之方欤？中古之制欤？抑阙中偏前故为抱方欤？循颈而势同，故独言抱方欤？《深衣》曰：「具父母、大父母，衣纯以绩；具父母，衣纯以青；如孤子，衣纯以素。纯袂，缘，纯边，广各寸半」。《玉藻》曰：「朝玄端，夕深衣。深衣袂可以回肘。长、中，继掩尺。袷二寸」。谓长衣、中衣则继袂之长，掩手不露，复一尺而已，反诎不及肘也，微短于深衣之袂也。

《家语》、《小戴记》并载《儒行》一篇，其间可疑者良多，最其甚者曰：「其过失可微辩，而不可面数也。其刚毅有如此者」。殆非孔子之言。

舜命伯夷典礼，而告之曰：「夙夜惟寅，直哉惟清」。何谓也？寅敬者，礼之道。礼曲折万状，而由道心行之。实未尝曲折，故曰直；实未尝万状，故曰清。曰直，曰清，曰寅，以三言明礼之一道，后世道不明，此等语多莫晓。

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皆自道心中流出，人皆有道心，苟不明而徒执迹，必至失道。《玉藻》「戎容暨暨，言容詻詻，色容厉肃」，与《皇矣》「临冲闲闲，攸馘安安」之容异矣。天下之事不可执定论也，久矣于是益信，惟圣人之言礼贯通无阻。

《大戴礼·小辨篇》：哀公曰：「多与我言忠信，而不可以入患」。子曰：「毋乃既明忠信之备，而口倦其君，则不可有；明忠信之备，而又能行之，则可立待也。君朝而行忠信，百官承事，忠满于中而发于外，刑于民而放于四海，天下其孰能患之」？公曰：「请学忠信之备」。子曰：「惟社稷之主，实知忠信。若丘也，缀学之徒，安知忠信」？公曰：「非吾子问之而焉知也」？子三辞，公曰：「彊避」。子曰：「彊侍。丘闻大道不隐，丘言之。丘闻忠有九知，知忠必知中，知中必知恕，知恕必知外，知外必知德，知德必知政，知政必知官，知官必知事，知事必知患，知患必知备。若动而无备，患而弗知，死亡而弗知，安与知忠信」？某读孔子之书至此，不胜敬叹。大哉，圣人之善于明道如此！夫忠信，人所忽，以为至平至近，不可以为大道，而孔子大而言之，三辞而后言，且曰「大道不隐」，是明忠信之为大道也。呜呼！知忠信之为大道，则日用庸平无他之心皆大道也，喜怒哀乐皆大道也，是谓中庸。无所不通，用之不穷，刚健中正，虚明莹融，何思何虑，如镜如空。

《大戴记》：公与孔子言而善，孔子曰：「君之言善，就国之节也」。公曰：「是非吾之言也，吾一闻于师也」。子吁焉其色，曰：「噫，君行道矣」。公曰：「道耶」？子曰：「道也」。大哉圣言！发明道心，坦夷明白至于此也。惜乎不载之《论语》，使万世人人知之，庶其有觉者。道心人所自有，无俟乎求，惟私意蔽之，始昏始惑。今公曰「是非吾言也，吾一闻于师也」，私意尽无，纯诚著见，即道也。而公不自知其为道，故孔子吁焉其色，发叹而告曰：「君行道矣」。惟孔子知之，公乃不自知，故惊曰：「道耶」？孔子安得不正言曰「道也」？此岂惟启明鲁公之道心，亦足以启明万世之道心。

某常读《大戴》所载孔子之言，谓忠信为大道，某不胜喜，乐其深切著明。某自总角承先大夫训迪，已知天下无他事，惟有道而已矣。穷高究深。年三十有二，于富阳簿舍双明阁下侍象山陆先生坐，问答之间，忽觉某心清明，澄然无滓，又有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之神用。此心乃我所自有，未始有间断。于是知舜曰「道心」，明心即道。孟子曰「仁，人心也」，其旨同。孔子又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谓圣」。某谓人人本心知皆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同，得圣贤之言为證，以告学子，谓吾心即道，不可更求。曾子谓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程伯淳求之太过，曰「忠譬则流而不息，恕譬则万物散殊」。某谓忠者，与人忠；恕者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即吾庸常之心即道。孔子曰：「主忠信」。谓忠信即主本。渡河丈人亦曰：「吾之入于波流，忠信而已；其出也，亦忠信而已」。孔子使二三子识之。乌乎，至哉！即吾与人忠不妄语之心即道。丈人当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，往往曰：「吾出入波流，吾心如是而已，无说也，无术也。始吾之入也，如是而入；其出也，亦如是而出」。世以如是而往，实直无他之心，谓之忠信，故二三子识之，或传录失真而微差欤？后读《大戴记》孔子忠信大道之言，如获至宝，盖深喜得圣言为證，正平常实直之心即道。孟子亦以徐行后长即尧舜之道。箕子曰：「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。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」。人心至灵至神，虚明无体，如日如鉴，万物毕照。故日用平常，不假思为，靡不中节，是为大道。微动意焉，为非为僻，始失其性。意消，则本清本明、神用变化之妙固自若也，无体无际、范围天地、发育万物之妙固自若也。即视听言动，即事亲事君。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，慈爱恭敬，喜怒哀惧恶欲，未始不妙，固自若也，而实不离乎庸常。圣人曰「中庸」，所以昭示万世深切著明矣，而学者犹曰「我未有道」，吁！

《大戴》所记《诰志》篇：孔子曰：「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。圣人有国，则日月不食，星辰不孛」。尧、舜、禹之时，历年多无日食，至太康失邦，始日食。历家虽谓日月薄蚀，可以术推者，衰世之术也，而亦不能一一皆中。僧一行归之君德，颇与孔子之言合。一行之术精矣，而有此论，则诚不可尽委之数。胡康侯于《春秋》误解日食，殆未读《大戴记》。孔子斯言，世罕诵习，故表而出之。

《小戴记》：孔子云：「礼必本于大一」。陆德明音「泰」，学者咸读为「太一」。某一日忽省其非，自孔子殁，学者罕知道，奚止千无一、万无一，故靡然作「太一」。自郑康成谓本于太一与天，而况于陆乎？以太一与天为二，则必读「大」为「太」。太之为义，始也。言始而不该终，非大全也，非大道也。不当音「太」，当如字。一明无二，大明无外，有外焉，不足以言大。曰大曰一，所以明道，亦犹曰中曰庸，所以明道。大一，道之异名。异用于筮，百姓所日用，故权以谕俗。曰「乾元」，曰「资始」，人道惟始，庶其易觉。觉始无始，则无始无终，浑然大通。《系辞》间有圣言大统，多非圣正言。「乾知大始」，是读作「太始」。又曰「易有大极，是生两仪」，辞意亦音「太」。自作《系辞》者已失孔子大旨，而况于后世乎？又曰：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」。裂易与圣人为二，岂孔子一以贯之之旨？某尝曰：幽明本无故，何必仰观而俯察也？死生本无说，何必原始而反终也？皆指《系辞》之蔽。易、天、地一也，何必言「易与天地准」？准，平也，言二者平齐，其辞意谓实二物而强齐之也。又曰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」。裂道与器，谓器在道之外邪？自作《系辞》者其蔽犹若是，尚何望后世之学者乎！然人性皆善，此性皆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同，皆与天地、日月、四时、鬼神同。「与」亦非二，因形与气与名之异，而姑言「与」。因人情而姑言，亦犹孔子言「何莫由斯道」，非我自我，道自道也，亦因人之常情而姑言也。孔子曰「言不尽意」，谓是欤？

天下事理诚不可以执一论。《周官》大司寇之职曰：「刑新国用轻典，刑平国用中典，刑乱国用重典」。《土均》曰：「礼俗丧纪祭祀皆以地美恶为轻重之法而行之」。《洪范》曰：「平康正直，彊弗友刚克，燮友柔克，沈潜刚克，高明柔克」。然则天下事理诚不可以执一论，必如此而后可行。

《周官》乡老，二乡则公一人。夫六官之长不过卿而已，而乡老则以公焉，何也？三公论道经邦，燮理阴阳，官不必备，惟其人，不必常也。夫六乡之治而以论道经邦，燮理阴阳者临之，则古之所以治其近者若是其至。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，以乡八刑纠万民。乡大夫每乡卿一人，六乡之民皆教之以德行道艺。而后世尹京都者，其说曰「辇毂之下先弹压」，无惑乎后世之治不如三代。人心无古今之异，政教有古今之殊。

《周官》：「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、四夷八蛮、七闽九貉、五戎六狄之人民，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，周知其利害」。《毕命》：「四夷左衽，罔不咸赖」。孔子曰：「圣人以天下为一家」。《中庸》曰：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坠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」。《左传》：「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」。自汉以来，士大夫有知此理者绝少。不思夫上帝一视同仁，有国家者不视夷狄如赤子，使无罪之民肝脑涂地，大违上帝之心，无乃不可乎？

行人之职掌朝觐宗遇之礼，其朝位宾主之间，公九十步，立当车轵；侯伯七十步，立则车前；子男五十步，立当车衡。不曰宗觐，遇有别义，则知通言朝位，其制同。夫诸侯立不离车，则王不可负斧扆于户牖间，如《觐礼》所云。王当出，在应门之内，以受诸侯之礼，如《康王之诰》。参验事状，则与今《仪礼》之中《觐礼》不合。意者《周官》乃周公所为，有所损益，而成王未之行欤？迁都洛邑，封建益地，成王皆不能行，以此类知之。《记》曰觐礼不下堂而见诸侯。由夷王以下，诸儒率以周家所行之礼与周公所著之书合而论之，故多不通。或者又过疑《觐礼》汉儒所为，则又不然。

孔子曰：「昔者周公摄政，践阼而治」。阼非王之常位，惟觐诸侯为宾主之礼，则王践阼，则王有东序西向之位，其常朝皆南乡。周公不敢南乡，不得已而践阼也。《周礼·大行人》，诸侯朝位，主宾之间若干步，是践阼之礼也。《司士》正朝仪之位，惟曰「王南乡」，以是知常朝皆南乡。

《周礼》：「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。凡凶事服弁服，凡吊事弁绖服。凡丧，王为诸侯缌衰，为大夫士疑衰，其首服皆弁绖」。不闻爵弁缁衣也。而《檀弓》篇：「天子之哭诸侯也，爵弁绖缁衣」。此殆衰世之礼，而郑康成又谓「绖，衍字也」，无乃不可乎？康成之学率牵合群书杂说为一说，故至于此。《檀弓》篇继曰：「或曰使有司哭之，为之不以乐食」。观此，则《檀弓》所记衰世之礼亦明，使有司哭之，益薄矣。《檀弓》所说多衰世之礼。

汲古问：「古之族党州乡皆有相保相宾之义，今日之州乡族党徒有相两相靡之习，岂非古今之制不同，而风俗人情之变所致如此耶」？先生曰：「周礼五家为比为邻，即今之五家结为一甲。又如州长、党正、族师、闾胥，亦今之小保长、大保长、保正、保副之类。古者设官分职，得贤久任，行乡举里选德行道义之法，是以比闾族党之制脩，而有长有师，皆儒士，故曰『师以贤得民，儒以道得民』。使其法复行于今，则士民亦何敢为不善，而德行孝悌之俗自成，三代之治复见于今，此势之所必至也」。

汲古曰：「尝见《周礼·夏官》多有侍御仆从之职，皆以端人正士为之。大仆掌正王之服位，而小臣上士四人；御仆掌王之燕令，下士十二人；隶仆掌埽除粪洒，洗乘石，而下士二人。其职虽卑，而以士人为之者，谓王之前后左右关系尤重，不可以非其人。故穆王命伯囧为大仆正，曰：「正于群仆侍御之臣，无以巧言令色、便辟侧媚，其惟吉士」。后世则失其制矣。虽汉时宿卫之人犹有光禄勋考其德行而进退之，终不免具文。如孔安国掌唾壶，扬子云为执戟，初非古人以德诏爵之意。厥后侍御多宦寺，卫士皆武夫，良可惜哉」！先生曰：「此言是」。

问：三王之不为治久矣。汉自马上得天下，肆于文帝，礼教未遑，盖秦习使然，无怪也。武帝雅尚经术，险至于海，荒至于绝域，无往不经临幸，独未尝一至太学，故议者少之，以为帝区区置博士弟子员，殆矫为之，非本意。世祖中兴，崇儒重道，盖尝一幸太学，令诸博士横经以讲，而桓荣有特赏之渥；又从而奏管磬，吹雅颂。其子显宗亦再幸辟雍，从诸子执经以问，而荣又有侯爵之褒，又从而舞八佾，行大射。唐高祖盖尝一幸国学，观释奠。时为博士者徐旷也，为帝发《春秋》题，论难锋生，遂有男爵之封。其子太宗，亦数幸太学，观释菜。时为司业者孔颖达也，讲经毕，上《释奠颂》，遂有褒美之诏。夫汉幸学之制，自讲经之外，或奏管磬，或吹雅颂，或舞或射。而唐自讲经外，则释奠而已。敢问各随其意而姑为之欤？抑别有义欤？旷所讲《春秋》，盖周孔之政教也。荣所讲经，史亦不明载，而其平时所习，则欧阳《书》。颖达所讲经，史亦不明载，而其平时所明，则服氏《春秋》，郑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，王氏《易》。夫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者，治道之体用也。彼如讲其所习，则治道之入于耳、著于心者，必历历然矣。今考之史，世祖之信谣谶，显宗之尚察慧，高祖惑于浮屠、老子之法，卒不能以大义正其家。太宗牵于多爱、卒有十渐之讥。敢问其入于耳、著于心者，教之欤？抑所为讲经者非为治道，祇以应故事、钓美名欤？岁在丙子，太上皇帝枉驾国学，以幸士类，盖旷典也。迨今馀二十年，而主上始一降势，以谒先圣，盖不特嗣太上皇美意而已。所以资经讲以增圣德，在是举也。为之学官者，又得横经于前，讲明圣人所以为天下国家九经之旨。猗欤休哉！殆非汉唐数君，荣、旷、颖达数子所为，相得以荣当世之士者比也。诸生伟逢盛德事，则颖达之颂，固不可后时而献矣。虽然，古人爱君，不止于颂，岂可无说以裨睿听，使继今之发于事为者无非经，讲之所以入于耳、著于心，了无万一之不满人意者欤？请并以汉唐事陈之，毋枉执事。

孔明，伊周之徒也。而论之者多异说，以其适时之难而处英雄之不幸也。夫众人皆进而我独退，雍容草庐，三顾后起。挺身托孤，不放不摄，而人无间言。权偪人主而上不疑，势倾群臣而下不忌。厉精治蜀，风化肃然。「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」，帝者之政也。「以佚道使人，虽劳不怨，以生道杀人，虽死不怨杀者」，王者之事也。孔明皆优为之，信其为伊周之徒也。而论者乃谓其自比管乐，委身偏方，特霸者之臣尔。是何足与论孔子之仕鲁与自比老彭哉！甚者至以为非仲达敌，此无异于儿童之见也。彼岂非以仲达之言而信之耶？而不知其言皆谲也。仲达不能逞其谲于孔明，故常伺孔明之开阖，妄为大言以谲其下。论者特未之察耳。始孔明出祁山，仲达出兵拒之，闻孔明将芟上邽之麦，卷甲疾行，晨夜往赴。孔明粮乏已退，仲达谲言曰：「吾倍道疲劳，此晓兵者之所贪也。亮不敢据渭水，此易与耳」。夫军无见粮而转军与战，纵能胜之，后何以继？此少辨事机者之所必不为也。仲达心知其然，外为大言以谲其下耳。已而孔明出斜谷，仲达又率兵拒之。知孔明兵未逼渭，引军而济，背水为垒。孔明移军且至，仲达谲言曰：「亮若勇者，当出武功，依山而阵。若西上五丈原，诸军无事矣」。夫敌人之兵已在死地，而率众直进，求与之战，此亦少辨事机者之所不为也。仲达知其必不出此，姑诳为此言以妄表其怯，而示吾之能料，且以少安其三军之心也。故孔明持节制之师，不用权谲，不贪小利，彼则曰：「亮志大而不见机，多谋而少决，好兵而无权」。凡此者，皆伺孔明之开阖，妄为大言以谲其下，此岂其真情哉！夫善观人之真情者，不于敌存之时，而于敌亡之后。孔明之存也，仲达之言则然。及其殁也，仲达按行其营垒，敛衽而叹曰：「天下奇才也」！彼见其规矩法度出于其所不能为，恍然自失，不觉其言之发也。可以观其真情矣。论者不此之信，而信其谲，岂非复为仲达所谲哉！唐李靖，谈兵之雄者也。吾尝读其问对之书，见其述孔明兵制之妙，曲折备至；曾不一齿仲达。彼晓兵者，固有以窥之矣。书生之论，易为其不然也！孔明距今且千载矣，未有能谅其心者。吾愤孔明之不幸，故备论之，使世以成败论人物者其少戒也夫。

问：前既由经而子发问目矣，其次当略论传注。昔秦火燔灭之馀，虽经言尚皆讹伪，汉儒随文生义，由是训诂出焉。然古说本由口授，后学乃以书传。厥或师承异宗，于是角立诡辩。汉晋以来，凡若此者号为滞义。学者求通，义据纷然。今略举十条，以广温故。《尧典》禋于六宗，或谓星辰与司中、司命、风师、雨师，或谓天、地、神之尊者，或谓《易》卦六子，最后有援《家语》宰我问以为寒暑、坎坛、禜祭者，众说殽乱，不知孰为优？大宗伯禋祀昊天，既曰昊天帝，《月令》迎气，又曰五德帝。其后有着论辨南、北郊，谓天体则一，安得有六者？两家异同，不知孰为是？《周礼》四望，司农谓日月星海，郑玄谓望祭不及天神，当为岳渎镇，是康成不同于先郑矣。《春秋》三望，郑玄谓鲁境弗逮于河，当为淮海岱，孔氏复引杜注指为国内山川分野之星，是颖达复异于康成。不知四望、三望果孰为确论乎？天子曰灵台，诸侯曰观台、曰时台，说者谓皆在太庙，所以望氛祥观精祲也。郑玄独谓辟雍三灵虽同在郊，而其处各异。夏后氏世室，商人重屋，周人明堂。说者谓之举其一，其制同也。郑玄独谓明堂在国之阳而与祖庙别。以玄之说为非乎，椒举称台度于临观之高，为于瘠硗之地，则疑非建庙之所明甚。以玄之说为是乎，左氏称勇不害上，不登于明堂，乃舍爵策勋之地也，安见其与太庙异？不知三雍、明堂、太庙果孰为定制乎？十二章皆饰于祭服，或谓三辰不在衣而在旌旗。三夏为樊遏渠，或谓九夏皆诗名而非字义。食祭之名有九，或谓自命祭以下施于事神只。会朝之门有五，或谓库门、雉门，诸侯得以兼内外。凡此枝叶繁滋，文义舛駮，亦有要归可得而折衷者乎？然此其浅肤，非有微奥，乃若以六尺四寸而论尺步，以开方百里而论封国，以旁加一里而为治浍，畿内畿外兼用贡助之法，嗣爵嗣禄杂取夏商之制，虽未敢指为臆说，然于经孰为明据？必如其说参验反覆，其有合乎？亦有未合者乎？窃考汉魏诸儒治古学者，为谱，为駮，为辨疑，为异义，中实难疑，知凡几书。自孔颖达囊括笔削以成《正义》，于是独存贾、马、服、郑、王、刘数家，不知此外亦有或裁取弗精，采摭未尽，因以遗落而不传者乎？抑徒多纷纷等为无裨于经而不足录欤？史称颖达能默记《三礼义宗》，今聂崇义之书具在，寻其源流，亦足按试以为证乎？夫缉绎义疏，芜没本旨，南北而下传者倦矣。然则剖析疑滞，说有稽据，后世学者不能废也。故据其说之繁乱与其未安者，得以暇日共讲焉。

《易》有君子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辞，以动者尚其变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凡十三卦之制器，如神农之耒耜，黄帝尧舜氏之衣裳，无非以象而制之者也。若夫生著立龟，兴神物以前民用者，皆占也。然则器也，占也，万世之用备矣，毋俟乎有言也。惟言与动，则君子之言行，有国之政令，枢机之所关，理乱之所由，天道日新，世变无穷，悉寓于三百八十四爻之中。所以先哲之言《易》者，独于言、动加详焉。盖为人君而不知《易》，则太平何自而可致；为人臣而不知《易》，则德业何由而可成？呜呼，作《易》之圣人，岂徒以知《易》望天下哉，正以用《易》期来世耳。曰「乾元用九」，曰「王用三驱」，曰「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」，曰「利用建侯行师」，曰「利用涉大川」，谆谆然无非以用诏天下万世。虽然，是特发凡耳，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读者又当知触类之学也夫！

《易》之为书，一名而三义具焉：曰简易，以言其德也；曰变易，以言其气也；曰不易，以言其位也。曰德，曰气，曰位，名虽不同，要皆所以为道也。若昔圣人，阐先天之学而成后天之书，凡所以斡旋元化，昭融天理，纪纲人事，罔不备具。使为人君者得之，则可以宰制宇宙，酬酢神明，天地以之时叙，民物以之顺成。为人臣者得之，则可以辅相弥缝，弼成万化，进则尽忠正之节，退则全廉靖之风。修身者得之，则尽心养性，不流于虚无。遁世者得之，则乐天知命，不沮于忧患。是故载之于简编，则无非实理，施之于日用，则皆有成效。而后世学者乃率以空虚恍惚言之，流弊之极，至于沦为异端。嘻，可惧也！故不思龙出于河而八卦宣其象，麟伤于泽而十翼覃其用，繇三皇历五帝，至于夏商周，而后其书始克大备。商瞿子木实受吾夫子之传，其后浸大，以至于西都之王、服、京、田（王同、服生、京房、田王孙。），东都之荀、刘、马、郑（荀爽、刘表、马融、郑玄。），更相祖述，源流不绝。至于魏之王弼，集诸家之善，得圣人之意，故其注至于今不废。是以江右诸儒，并传其学，河北学者，莫能及之。惜乎江南义疏十有馀家，舛其本真，流为释氏，所以重发贞观间孔颖达之叹也。虽然，《易》之为道，吾既闻之矣，《易》作于伏羲也，而乃以周言之，何哉？尝观《易》赞，以为夏曰《连山》，商曰《归藏》，周曰《周易》。《连山》以《艮》为首，象山之出云，连而不绝也。《归藏》以《坤》为首，象地之包藏万物也。《周易》以乾为首，言其道之周普，无所不备也。兹一说也。而《世谱》等书，则又曰神农之号一曰连山氏，亦曰列山氏；黄帝之号一曰归藏氏。然则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，并以代名，则《周易》以周称，岂非《易》成于文王，故题周以别商耶？此《易纬》所以亦言因代以题周也欤？虽然，《易》之名，吾得而闻之矣，然则《易》果孰作，又果孰成之耶？尝观《礼纬含文嘉》曰：「伏羲德合上下，故天应以鸟兽草木，地应以河图洛书，伏羲则而象之，乃作八卦」。孔安国、马融、姚信、王肃皆以为然，无复异说。至于重《易》之人，则诸儒之说不胜其异，王辅嗣之徒以为伏羲，郑玄之徒以为神农，孙盛以为夏禹，史迁以为文王。其言夏禹、文王重卦者，孔颖达以为考诸《系辞》，神农之时已有，盖取诸《益》，取诸《噬嗑》之事，由是言之，其说不攻而自破。至于言神农重卦者，亦未为得，何者？《易》之下《系》又曰：「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盖取诸《益」》。孔安国《尚书序》曰「伏羲造书契」，则是伏羲固已象《夬》而作书契矣，又安得神农重卦而后有《夬》哉？故重卦之人，王弼以为伏羲，而孔颖达亦以王弼之说为是。然则伏羲制卦，文王系辞，夫子翼《易》，所谓人更三圣，其为灼灼无疑矣。至于由三画而八卦，自八卦而六位，阴阳刚柔之理，上下承乘之象，所以广大精微，与天地并，而三圣人之所以尽心垂世者，俟入经随卦言之，此不悉具。姑陈大端若是，以与诸君共讲明焉。

《易》何为而作乎？曰有忧也。何忧乎？忧是道之不明也。《易》何为而重且翼乎？曰有忧也。何忧乎？忧是道之不行也。然则于何而见之？曰：虑是道之不明者，其辞简而严；忧是道之不行者，其辞详而尽。学者平其心，定其虑，取圣人之辞而玩之，则圣人之心瞭然矣。《易》曰「伏羲氏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」，非伏羲氏之心主于明道乎？是故三画之学，寂寥简短，而天人之蕴悉备无遗，此明道之体当然也。至于文王、夫子之时，则夏商贤圣之君久矣不作，礼废乐坏，道孤无主，文王忧之，故与闳夭、太颠、太公望、散宜生之徒讲明体察，断然取《易》而重之。其后文、武、成、康之君，相继而作，而又相之以周公、召公、毕公、君陈，然后世变风移，道洽政治，斯道得以大明。至夫子之时，则王迹浸熄，诗声日微，而是道又绝而不行矣。夫子环视当世之士，如长沮桀溺，傲世绝物，既不可与共斯道，独得一老聃、彭祖而与之周旋。蓝田吕氏谓老聃、彭祖皆殷周之老成人，计其得于殷周盛时，耳目所接，渊源所渐，所谓见而知之者固甚不浅。而吾夫子亦曰「我老彭」，所以见其尊且信之意尤为拳拳也。独夫子犹以为未也，于是周流列国，萃天下之士而与之游。凡天理人情事物之变故，悉以身体之，至晚年而后十翼出焉，故曰「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」。有如十三卦之说，历叙神农氏之所以用《益》、用《噬嗑》，黄帝尧舜氏之所以用《乾》、《坤》、用《涣》、用《随》，此言人君之用《易》而在上者。又言箕子之用晦，颜子之用复，此君子之用《易》而在下者。曰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」，曰「苟非其人道不虚行」，其辞详，其指深，所以望当时至矣。而当世之君未有能用之者，徒能私淑其徒而已矣。按前史，商瞿子木亲受《易》于圣人，自是而后，传授不绝。至于东、西都之士，然后以至于王弼，弼不得其真也，而亦以注显。虽然，商瞿子木以后所谓传授不绝者，《易》之辞尔。至于当时高弟，如曾、颜、冉、雍、子思、孟轲之后，所谓得之于心，行之于身。今其遗书，如曾子十篇，如《中庸》，如孟轲之书，卓然足以为《易》之羽翼者，非史臣之所知也。自秦而后，更汉历唐，千百馀年间不惟上之人无有用此《易》者，然自王弼以后，以至于唐下之人，亦莫有传此《易》者。江南义疏祖尚虚无，盖至于唐仅得一孔颖达辨析音义，颇为当时所宗。然至于圣贤用心，斯道大统，彼固未之深及也。宋兴百年，名儒辈出，胡安定得其用也，邵康节得其数也，程明道、伊川得其理也，周濂溪得其体也，张横渠得其用也，然后《易》之道遂大明于天下。善乎，孔颖达之论曰：「圣人仰观俯察，象天地而育群生，雨施云行，效四时而生万物。若行之而顺，则两仪序而百物和；若行之以逆，则六位倾而五行乱」。详味斯言，则《易》果将有用乎，抑亦徒作之而已乎？圣人于《乾》发明为君之德者惟在刚健中正、自强不息，于《坤》发明为臣之义者惟在于直方正大至明。九卦之序，则上至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凡以之尽心养性、修身齐家之道无所不备焉。使人君而用《乾》之义，则天德行刚健，威权不至于下移，纪纲不至于废坏。使为人臣而用《坤》之义，则敬以直内，决无有所谓谀说而欺君者；义以方外，决无有所谓嗜进而苟得者。为士君子而用九卦之义，则《履》以和行，《谦》以制礼，《损》以窒欲，《困》以处穷，《益》以裕德。必如是，然后可以谓之用《易》，而《易》之道行矣。国家开设学校，建立儒官，凡月之朔必使之登席讲书，岂徒为文具哉？讲之而不明弗措也，明之而不行弗措也，如其讲之而不求其知，知之而不求其行，则又何以讲为哉！吾侪小人，眇然其形，蠢蠢林林，杂在万类之中，饥而欲食，渴而欲饮，亦何以异于凡百有生之类哉？而其所以师友千载，陶冶万物，卓然自离于林林蠢蠢之中者，惟曰礼义廉耻而已耳、名节风操而已耳。不然，一日舍是，则孟子所谓异于庶物者几希矣，可不畏哉，可不谨哉！朋友有志于《易》者，幸相与讲明而体察，自夫用九卦之义以尽士君子之操，他时推之事君，则必能尽《坤》之义，以为名世之臣，亦在勉之而已。识者将于此乎观焉。

《书》记言，古右史之策也。昔管仲有云：古之登封者皆刻石纪号。字有彫毁，孔子睹而不识，至记其登封之君则以无怀氏为首。然则伏羲以前，固有字画，特未以之教民尔。伏羲氏出，书契始作，文字浸兴，是故三皇之书谓之三坟，五帝之书谓之五典。坟言大也，典言常也。《周官》小史掌三皇五帝之书。楚灵王谓倚相能读坟典。然则皇坟帝典固已粲然。吾夫子笃生晚周，得古书三千馀篇，于是悉力整汇，删除繁冗，如班固谓于古今书外又有《周书》七十一篇，刘向亦云此周时号令也。以至先儒谓许行所指神农之言，与夫阴阳医方所称黄帝之说，凡若是类悉删不录，以定为百篇。盖勋华揖逊而典谟兴，汤武革命而誓诰作，此盖世道纲维，而吾夫子定《书》所执以为依据者。秦法日急，仇视圣经，孔安国之祖子襄收其家书，藏之屋壁。汉至孝文，有意复古，诏求治《尚书》者，闻济南有伏生胜，故秦时为博士，召不能起，亟遣晁错受业焉，才得《泰誓》以前二十馀篇尔。鲁有共王，闻遗音于升堂之顷，乃尽得科斗书焉。科斗苍颉古文体也，周用之。至秦更为八体，其一曰隶，以科斗之体而定今文之隶，于是为二十九篇，然犹未有传也。自安国作训诂而义以明。书既成，会有巫蛊事。隋唐以来。其传浸显。贞观中孔颖达为之作《正义》，而后《书》之义益无馀蕴矣。《书》之源委大略如此。虽然，学者诚能知天道人治立于帝尧，故圣人以《尧典》为始；悔过用贤，治道根本，故圣人以《秦誓》为终。以其大纲大领者推为致君济民之用，则古文训诂传授如区区前所陈者，皆筌蹄刍狗也。观《书》者必有考于斯。

天下大物也，尧无故而予之舜，舜无故而受之尧，人顾不震且骇哉！今观《舜典》一篇，载舜之事亦多矣。孔子叙《书》，不言其他，而以「历试诸难」一语断之。吁！若孔子，足以察尧之心矣。且尧非不知四岳之不足禅也而逊之，岳非不知舜之可举也而隐之，何也？盖以天下而与庶人，古无是事也。故尧之逊必自四岳始，岳必不敢当也。尧始示其意，曰「明明扬侧陋」，四岳知尧之意不间乎庶人也，故始言「有鳏在下曰舜」。然则尧之属意于舜也久矣，而岂在师锡之后哉！然犹以诸难试之，所以暴舜之德于天下，使人人见之，人人知之，而后天下可以无一人之异议。谓夫治道之本莫先乎人伦也，故首命之徽典；百官之任莫重于宰相也，故次命之宅揆；礼典之行莫始乎朝廷也，故次命之宾四门；天地百神莫难于主祭也，故又纳之于大麓。凡天下之所谓难者悉以授舜，舜亦以身任之。徽典而人从，居揆而事叙，宾四门而穆穆，是人受之也。纳于大麓而烈风雷雨弗迷，是天受之也。天受之，人受之，然后在尧可以无虑，在舜可以无愧矣。舜自即政之后，齐七政，类上帝，巡四岳以观风，朝群牧以考政，制车服以劝功，明典刑以威恶，命伯以典礼，命夔以典乐，以至百工之事、治水之事、川泽林衡之官，各有纪叙，森然不可乱。凡尧之有所待而未及为者，舜悉为之；尧之已为而未备者，舜则备之。刑赏既立，礼乐既彰，然后益信尧为天下得人矣。舜之施设虽不止此，要其出治之本原，则不过乎此，毋庸多论。至于始终大概，则有不可不言者，请因先儒之论而发明之。夫子序《舜典》曰：「虞舜侧微，尧闻之聪明」。孟子又曰：「舜居深山之中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」。又曰：「饭糗茹草，若将终身」。则知舜之在当时一匹夫尔。而《帝系》等书以为颛帝生穷蝉，穷蝉生敬康，敬康生句芒，句芒生蟜牛，蟜牛生瞽瞍，瞽瞍生舜。史迁亦以为尧为黄帝之孙、舜为黄帝八世之孙。孔颖达引左氏之言，以为至瞽瞍其国乃除。信斯言也，则自瞽瞍而上，皆有国邑以相传袭，何可谓之侧微？不然，左氏所记梼杌饕餮之徒，亦必纪其为帝王之系，何独瞽瞍莫有记其所自来者哉！孔孟之言信而有證，则舜之始可以无疑者矣。说者又谓舜巡守南方，至苍梧而不返。自唐韩愈固以为不然，然未有以孟子之言为證者。孟子之言曰：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。鸣条在河北，而苍梧在岭南，地理辽绝如此，此不然一也。且舜既禅位，则禹为君矣，巡守之事于舜何预？此不然二也。使舜而果南巡，则至于霍山之去苍梧，尚千馀里，胡为巡守讫事，乃复遍历遐陬乎？此不然三也。先儒之论明白如此，学者尚何疑焉？

《易》与天地并，未有文字，已有此书。自伏羲画八卦，以贞悔之象重之为六十四，时则有卦有象而无辞。始卦之重，占以定体，文王作彖，总论其义，谓卦不足以尽吉凶之变，乃附著变爻及覆卦之画以演其占，时则有彖有爻而未有爻辞。周公继之，于爻画覆卦之下皆系辞焉，而《易》上下篇之文始备。孔子承三圣，为十翼以赞易道，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是也，谓之《易传》。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，夫子所自著也，《文言》以下，弟子记夫子之言也。按汲冢书，有《周易》上下篇而无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。陆德明释孔壁所得古文，传为十翼而不言经。然则十翼之作，其初自为篇简，不与《易经》相属，此冢、壁之藏所以各得其一欤？汉田何之《易》，其传出于孔氏，上下经、十翼离为十二篇，而解者自为章句，此古经也。又有费直《易》，亡章句，《崇文总目》序云：「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杂入卦中者，自费氏始」。按郑康成《易》，以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合为一卷，则《文言》杂入卦中，康成犹未尔，非自费直始也。直本传云徒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十篇之言解说上下二经，盖解经但用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，《汉书》本误，以「之言」字为「文言」耳。十篇云者，史举其凡。直之学似于每卦之后列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，去其篇第之目而冠「传」字以总之，正如杜元凯《春秋》解，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，而经自经传自传也。然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之名，一没不复，汩乱古经，则始于此。刘向尝以中古文校施、孟、梁丘经，或脱去「无咎悔亡」，唯费氏经与古文同，由是诸家之学寖微于汉末而费氏独兴。康成因之，遂省六爻之画与覆卦之画，移下上体于卦画之下而以卦名次之，移初九至用九之文而加之爻辞之上，又以彖象合之于经而加「彖曰」、「象曰」之文。今王弼《易》、《乾卦》自文言以前则故郑氏本也。以高贵乡公淳于俊问对观之，于时康成所注虽合《彖》、《象》于经，而所谓《彖》、《象》不连经文者犹在。及王弼注《易》，用康成之本，谓孔子赞爻之辞本以释经，宜相附近，及各附当爻，每爻加「象曰」以别之，谓之「小象」，又取《文言》附于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，加「文言曰」三字于首。若《说卦》等篇，则仍其旧，别自为卷，总曰「系辞」。自是世儒知有弼《易》，而不知有所谓古经矣。原三家之学，初欲学者寻省易了，日趋于简便，而末流之弊，学者遂废古经，使后世不见此书之纯全与圣人述作之本意，可胜叹哉！然则天下之事，务趋于简便者，其弊每如此，可为作俑者之戒也。《隋经籍志》序，谓秦焚书，《易》以卜筮独存，唯失《说卦》三篇，后河内女子得之。按今《说卦》乃止一篇，故先儒疑《易》文亦有亡者，不得为全书。又《说卦》之文每及于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，必以圣人称之，先儒谓此非虙牺、文王、周公之作，然十翼之书，复有所谓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，其名相乱，学者疑焉。仁杰案，史称孔子晚而好《易》，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。颜师古曰传谓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之属，则知伏羲、文王、周公之作固曰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，而十翼所谓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，乃其传也。费氏本有「传」字，故王弼于每卷必以首卦配传名之。《音义》释上经《乾》传云，传谓夫子十翼；又释《系辞上》云，王肃本《系辞上》传。由此言之，十翼所谓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，本不与伏羲、文王、周公之名相乱，古经盖曰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、《系辞传》也。今《易》指孔子象辞为大象，而以释爻辞之文为小象者。案《易》固有大小之象焉，大象指八卦八物之象，所谓八卦以象告，立象以尽意，如乾为天、震为雷之类。《说卦》载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，苏文忠公谓古有是说，孔子从而释之者，是已。小象指六十四卦八物相配之象，所谓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。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，如雷在天上大壮之类，孔子所著《象传》是已。然则今大象当曰《象传》，小象乃孔子所以释爻辞者，当曰《系辞传》也。夫孔子释爻辞之文谓之《系辞传》，则周公爻辞曰《系辞》可矣。欧阳公曰：「系者，有所系之谓也，故曰：『系辞焉以断其吉凶，是故谓之爻』。言其为辞，各联属其一爻者也」。是则孔子专指爻辞为《系辞》。苏文忠亦谓以上下系为系辞，则失之矣。然孔颖达以为系辞通指卦爻之辞言之，不专指爻辞，是不然。按《说卦》言系辞者六：其一曰：「系辞焉以断其吉凶，是故谓之爻」，此不待言而明者。其一曰：「立象以尽意，设卦以尽情伪，系辞焉以尽其言」。此历举三圣之作，象谓伏羲六十四卦之象，卦系谓文王、周公彖辞、系辞也。其一曰：「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，系辞焉而命之，动在其中」。龚深甫侍郎云系辞焉而命之，所以明爻也。其一曰：「易有四象，所以示也，系辞焉所以告也」。《正义》曰：「四象谓七八九六」。案七八即爻之不变者，九六即爻之变者，然则此章所指亦爻辞也。其一曰：「圣人设卦观象，系辞焉而明吉凶」。言设卦所以观象，系辞所以明吉凶云尔。卦谓彖辞，系谓爻辞，故曰彖者言乎象，爻者言乎变。又曰：「齐小大者存乎卦，辨吉凶者存乎辞」。凡此皆互见其义，或以彖对爻，或以卦对辞。曰卦曰彖云者，皆指夫卦辞也；曰爻曰辞云者，皆指夫爻辞也。简言之，则曰卦、曰彖、曰爻、曰辞；详言之，则卦曰彖辞、爻曰系辞，截然有不可紊者。不然，卦辞既曰彖矣，安得复以系辞名之？《说卦》凡以卦与辞二文相对。韩康伯、苏文忠皆曰：辞，爻辞也。杨元素侍读亦谓圣人设卦观象，系辞焉而明吉凶，又曰系辞焉所以告也，盖指周公之所为爻辞。以《说卦》本旨及韩、苏、龚、杨之言参之，谓系辞非专指爻辞可不可耶？虽然，谓爻辞为《系辞》，谓小象为《系辞传》，则今所谓上下系者，复何名哉？或曰二《系》当谓之《说卦》，与今《说卦》通为三篇，诸儒既以系辞传为小象，而上下系之名无所归，故取《说卦》前两篇名之，其实本《说卦》也。欧阳公谓今《系辞》之文杂论《易》之诸卦，其辞非有所系，不得谓之系辞。叶少蕴左丞亦曰：「太史公引『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』为《易大传》，则汉诸儒固未尝以今两篇为《系辞》，斯其为《说卦》也审矣」。太史公以两篇为《大传》者，盖十翼皆谓之《易传》，而汉之《易》师杨何之属又著《易传》行于世，太史公受《易》于杨何，谓《说卦》之文为《大传》者，以别杨何之徒所谓传耳。今《诗序》一名《诗大传》，亦以别毛公故训传故也。郑东卿论《说卦》出汉宣时，而汉宣之前儒者亦多引援，岂秦火之后易家秘此而不轻传也？案太史公周行天下，多见先秦古书，此三篇之文虽未献于孝宣之时，固已先众人而见之矣。《世家》不云乎，「孔子晚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」，此其證也。先儒以为序之，系之，说之，文之，于义未允，此谓序《易》及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、《系传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也。或者又谓圣人之书不当舍经称传，案《易音义》云：经者，常也，法也。传以传述为义，经之为经，以其可为万世之常法，传则述前人之作，如是而已，非必尊经而卑传。十翼之文，述而不作，其体传也，其言经也，岂害其为圣人之书乎？况史称孔子读《易》而为之传，则传也者，夫子所自名，非后人名之也。夫如此，谓十翼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为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、《系辞传》，复何疑哉！以《易》考之，䷀者，伏羲之卦也；「元亨利贞」者，文王之彖也；曰「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」以下，此孔子所述彖之传也。内卦☰，外卦☰者，伏羲卦中贞悔之象也；曰「乾下乾上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」者，孔子所述象之传也。一者，文王于卦外所演变爻之画也；「潜龙勿用」者，周公系爻之辞也；曰「初九，潜龙勿用，阳在下也」者，孔子所述系辞之传也。䷀者，文王所演覆卦之画也，曰「见群龙无首吉」者，周公之系辞也，曰「用九，天德不可为首」者，孔子所述系辞之传也。象述伏羲，彖述文王，系辞述周公，而象在彖后者，颖达谓当繇彖详而象略，疑不专为是。孔子所述，其肯先文王乎？又十翼之次，先儒所论亦有多家。颖达独取郑氏之说，云《上彖》、《下彖》、《上象》、《下象》、《上系》《、下系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，其说谓经分上下，则《彖》、《象》亦当随经而分，不知经为上下篇，直以古者竹简重大故尔，若谓《彖》、《象》当随经而分，《序卦》何以不分耶？胡秘监旦以《彖》、《大象》、《小象》、《上系》、《下系》《、乾文言》、《坤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为十篇，胡安定易之曰《上彖》一、《下彖》二、《大象》三、《小象》四、《文言》五《、上系》六、《下系》七、《说卦》八、《序卦》九、《杂卦》十，《文言》既不当离而为二，至以二《系》居《文言》之后，《说卦》之前，亦恐非其序矣。仁杰谓十翼《彖传》也，《象传》也，《系辞》上、下传也，《文言》也，《说卦》上、中、下也，《序卦》也，《杂卦》也，并上、下经，是为十二篇。上经、下经之目本之费直、孟喜，《系辞上传》、《系辞下传》之文本之王肃，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之次本之《艺文志》，而《说卦》之为三篇则河内女子所得之数也。其篇第在古如此，而费、郑以来汩之。呜呼，维天未丧斯文，故厄于秦而独不废，柰何后世犹疑其非全书？其失在传注之家以传参杂于经而然也。今举费、郑、王《易》本各一卦列于右方，用见经传参杂源流之所自。易筮之法，揲蓍求爻，重爻为卦，所画者卦耳。如下体画☷，上体画曲，是为䷓卦。从其变爻所之，六四爻变则为䷋卦，是筮者止当画卦而已也，何以名为？《左氏春秋传》既画卦曰遇䷓之䷋，又载卦名曰《观》、《否》。杨子云有言：观《易》者见其卦而名之，观《太玄》者数其画而定之，以卦即其名也。今画卦而又名焉，亦已近赘，《左氏》盖两存之。《正义》谓丘明不画卦，今书有画卦者，后学私画以备忘耳。是未知卦在所当画而名为可略也。六十四卦，卦为六位，而《乾》、《坤》于六位之外又有用九、用六之爻。《左传》正义云：《乾》六爻皆阳，《坤》六爻皆阴，其爻既纯，别总其用而为之辞。此说未为失之，顾圣人设此爻于六位之外，用以为占，要当有所归宿耳，非可但以虚辞解也。子云曰：《易》始八卦，文王六十四；《淮南书》曰：伏羲六十四变，周室增以六爻。《帝王世纪》曰：文王演六十四卦，著七八九六之爻。案文王所演非今六十四卦，焦赣所谓每卦变六十四卦，而六十四卦变四千九十六卦者也。盖伏羲以一卦重之为八卦，极其变而为六十有四，文王以一卦演之为六十四卦，极其变而为四千九十有六，此所以伏羲八卦而为文王六十四也。所增之爻，其九六则卦外六爻之画，在《乾》为初九至上九，爻之变者也；七八则覆卦之画，在《乾》为用九，爻之不变者也。或以卦外爻画为疑，案《说卦》曰：「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发挥于刚柔而生爻」。《正义》谓「既观变立卦，又就卦发动挥散，于刚柔两画而生变动之爻」，则卦外别生变爻明矣。下文「易六画而成卦」，又曰「易六位而成章」，犹此意也。张汝明《易索》云：六画成卦，重卦也；六画成章，变卦也。重卦指虙牺，变卦指文王。春秋蔡墨诸人举易虽不筮，亦以变爻为言，如举《乾》之初九、用九，则云「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」。其《坤》曰「见群龙无首」，初九举各爻之变，而用九总六爻之变，所谓变卦者也。伏羲重一卦为八卦者，以《乾》卦例之：☰为内卦，重三成六，重之以☷则为《泰》，重之以☳则为《大壮》，得曲而为《小畜》，得☵而为《需》，得☲而为《大有》，得☶而为《大畜》，得☱而为《需》，复得本卦为《乾》。刘牧论八八之变曰：四营成易，十八变而成卦，八卦而小成，引而伸之，以成六十四。其说谓《姤》、《易》、《否》、《观《、》剥》、《晋》、《大有》七卦由《乾》而出，并《乾》为八。案伏羲重八卦，以卦之全体而重；文王演六十四卦，以爻之积画而演，刘所论盖占筮之法。八纯卦自一世至五世，而次之以游魂、归魂者也，此七卦其以积画变者六，以全体变者一，岂得为重卦本体，刘说误矣。文王演一卦为六十四者，以《乾》卦例之：其一爻动而变他卦者六，初九变而为《姤》、九二变而为《同人》、九三为《履》、九四为《小畜》、九五为《大有》、上九为《夬》，其两爻动而变他卦者，由《遁》而下为十有五卦，三爻动者由《否》而下为二十卦，四爻动者由《观》而下为十五卦，五爻动者由《剥》而下为六卦，六爻皆动者一，是为《坤》，六爻皆不动者一，是为《乾》。凡变他卦者六十有三，而不变者一。案伏羲画卦以定体为占，故《乾》复为《乾》而无所事变。文王作《易》，名以变为义，占以变为法，道以变动，不居为体，无往而非变也。若六爻不动而但为本卦，不可谓之变，此不谓之变则每卦所变止于六十有三，其究才四千三十二卦，安得如上所云者哉？仁杰案卦遇六爻不动，当覆而占之，覆者从上倒覆而下，是亦一变也。如《剥》六爻不动，覆而占之，其卦为《复》。子曰「穷上反下，故受之以复」，又曰「上下无常」。《正义》谓《剥》穷上位之极，又下来居于初。此以《覆》卦论也。朱子发翰林论《易》变，亦知《剥》之上九穷而反初，乃成《复》卦，第未深考《覆》卦之变耳。《覆》卦大抵相反而相为，往来不穷之地。《剥》之为《复》，曰「七日来复，天行也，利有攸往，刚长也」。《复》覆之为《剥》，则曰「君子尚消息盈虚，天行也，不利有攸往，小人长也」。七日来复者，由《剥》六爻至《复》之初爻凡七易，以爻主一日也。举隅而言，阳七日而复则由《复》六爻至《剥》之初爻，亦七日而《剥》矣。辰以子午分阴阳，自子至午，自午至子，皆七日，故两卦互以天行为言，盖物极则反，刚长之极，其势必至于剥，而小人道长之极，亦未尝不复天之道也。《复》极则《剥》，《剥》极则《复》，两卦相循，如环无端，以一消一息，一盈一虚，往来而不穷。凡卦之否泰损益、《杂卦》所论或乐或忧，或与或求，起止伏见，新故久速之理，无不尽然。以至日月寒暑之推移，吉凶祸福之倚伏，与夫死生出入，神奇臭腐之变化，始而终，终而始者，举不外乎此。伊川先生蔽之以一言，曰「《易》中止是言反覆往来上下」，所以发千载之秘以悟后学者多矣。康成不知覆卦之画与正卦异也，而辄去之，代以用九、用六之文，而覆卦泯矣。《易》有覆卦、对卦二体，六爻皆动则占对卦，六爻皆不动则占覆卦，其用不同。对卦亦谓之变卦，《正义》曰：六十四卦，卦卦相偶，非覆即变。覆者，表里视之，遂成两卦，《屯》、《蒙》、《需》《、讼》、《师》、《比》之类是也；变者，反覆惟成一卦，则变以对之，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离》、《坎》《、大过》、《颐》、《中孚》、《小过》是也。案六十四卦皆有对有覆，今分五十六卦为覆，八卦为对，未之尽也。以二二相偶言之则可尔。五十六卦固自有对卦之体，而八卦亦未尝无覆卦之体也。王辅嗣曰：「卦者，时也。时有否泰，用有行藏。一时之制，可反而用也；一时之吉，可反而凶也。故卦以反对」。然知覆卦反对而已，元不知覆卦之用。夫《易》穷则变，变则通。爻自初而至上，卦之穷也，筮焉而皆遇；七八占之穷也，不有以变而通之，将若之何？圣人为是设覆卦，与六爻通之为七。上爻处卦穷之地，则以是变而之初爻。六爻皆遇，七八不动，则以是变而之九六。观五十六卦覆之而成两卦，则以偶相比；八卦覆之，惟成一卦，则各居其所焉。圣人之意，殆非偶然者矣。邵康节以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离》、《坎》《、大过》、《颐》、《中孚》、《小过》为不可易，盖五十六卦覆之则变它卦，惟此八卦覆之不失本卦之体，此其与诸卦异而不可易者也。伏羲画卦八，此有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离》、《坎》，而《震》、《艮》、《巽》、《兑》不与焉者，案八纯卦固有对覆存乎其间，《震》、《艮》、《巽》、《兑》覆之亦成两卦，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离》、《坎》覆之亦惟成一卦，故康节谓八卦之象不易者四，重卦之象不易者八。然《震》、《艮》、《巽》、《兑》非不与乎此，《颐》、《小过》、《震》、《艮》之寓也，《中孚》、《大过》、《巽》、《兑》之寓也。先儒谓初画八卦，设奇偶两画以象阴阳，又曰六十四卦皆从《乾》、《坤》而来，凡奇皆《乾》而凡偶皆《坤》也。用是知《离》、《坎》以下六卦之体，覆正若一，与《乾》、《坤》等，而九六之用独见于二卦者，以《乾》、《坤》奇偶之画足以包六十二卦，而六阴六阳之画纯一不驳，亦六卦之所无也。此两卦六爻皆遇七则覆卦，而以用九占之；皆遇八则覆卦，而以用六占之。《离》、《坎》以下六爻皆遇七八，亦以覆卦为占，六卦非纯画也，六位之外无他爻，则各占其卦下之辞。至若五十六卦，《屯》六爻皆遇七八则覆而占《蒙》，《蒙》六爻皆遇七八则覆而占《屯》，他卦仿此占焉。夫六爻不动而以覆体为占，始于《乾》，终于《未济》，诸卦之所同也。如此而后，一卦之变可以为六十四，而六十四卦之变可以为四千九十六矣。刘梦得曰：筮为《乾》者常遇七，斯得《乾》矣；筮为《坤》者常遇八，斯得《坤》矣。沈存中曰：惟动则有占，不动则无眹。今人以《易》筮者，虽不动亦引爻辞断之。《易》中但有九六，既不动则是七八，安得用九六爻辞，岂亦未悟覆卦之变耶？覆卦六十四，专为七八爻设，夫使六爻皆遇七八而终于不动，非《易》穷则变之旨也。《列御寇》曰：「易变而为一，一变而为七，七变而为九。九者，究也，乃复变而为一」。苏文忠亦曰：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皆据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，故曰《易》逆数也」。其有见于此乎？且卦遇七八固当以九六为占，《列御寇》谓七变而为九，穆姜筮遇《艮》之八变，而占随之六二，是七可变而九，八可变而六。如《乾》上爻本得七，覆卦则为初九矣，故曰用九。《坤》上爻本得八，覆卦则为初六矣，故曰用六。所谓七八未尝不动也，惟穷则变焉尔。先儒言用九，只在上九一爻。伊川先生以为不然，曰六爻皆用九，故曰「见群龙」。都氏因先儒之误，遂以上九、用九合之，曰：此《乾》之《夬》也，自一阳来复，至五阳为《夬》，进而不已。六阳为《乾》，故有用九之义，而变体为《夬》。案蔡墨以用九为《乾》之《坤》，盖取六阳之变言之，不变则固为《乾》。今去其一而以五为义，非也。矧上九、用九之辞，正尔相反，上九处六爻之极，为群龙之首，史所谓上而不能下，伸而不能诎，往而不能自返者，故曰「亢龙有悔」，穷之灾也。若用九则舍首爻之亢极而复居初爻隐潜之地，经所谓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故曰天德不可为首，孰谓二爻可一也哉？注疏之说，大抵以初为首。如《比》之初六，注曰：「处比之始，为比之首」。其上六「比之无首，无所终也」，《正义》曰：不能为比之初首，故无终。是不以上为首也。王辅嗣谓初上无阴阳定位，然以为尊者，阳之所处，故阳居尊位。今上爻居一卦之首，可不谓尊乎？苏文忠曰：「初上者，本末之地也，以阳居之则正，以阴居之则颠」。案《比》之上六阳不为首，而以阴居之，不得其正，故曰无首。文忠解此爻则又曰：「比之无首，犹言无素也，穷而后比，是无素也」。盖无首或以事言，或以象言。《比》之无首，以事言者也；用九之无首，以象言者也。先儒谓凡以首以角而取象者，未尝不在于上；以足以尾言者，未尝不在于初。观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初上之辞，则槩可见矣。辅嗣亦曰：「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，则物之所不与，故《乾》吉在无首」。颖达亦曰：「天德刚健，不可更怀尊刚为物之首」。又曰：「人君位实尊高，故云首出；志须卑下，故云无首吉」。然知以《乾》为首而不能推明上爻为首之义，何哉？惟朱子发谓「以画卦言之，则初为始，上为终；以成卦言之，则上为首，初为尾」。其言最为明了勾微，云：「加用九、用六之虚位，欲明君臣进退之理」。案用九、用六，论正卦固不在六位之数，论覆卦则与六爻通之为七。辅嗣谓爻之所处即谓之位，二用而为虚位，其然岂其然乎？至言君臣进退之理，则为近之。盖《乾》之上九如尧在位七十载之时，至用九则如授舜之后，其天下已治而圣人退藏于密之象欤？《坤》之上六如周公诞保文武受命七年之时，至用六则如居东之后，亦大臣功成名遂身退之象欤？渊乎，二用之旨也！圣人以此垂万世君臣之大法，宜他卦莫得而并欤！《乾》正卦有「时乘六龙」之文，合六阳而为卦也。覆卦有「见群龙」之文，合六阳而为爻也。又卦与爻皆以乾元为称，其本者，覆卦以上为初耳。《坤》卦类此。今侧注初上之文，以见覆卦之象，并变卦、对卦、覆卦，各为之图。古经以卦为名而象寓其中，以画为九六及二用，以位积之为初上。至十翼而后，卦以名列，象著两体，爻书九六、二用，位有初上、二、四、三、五之文。今举从其初，以《彖辞》归之卦下，以《系辞》归之爻下，以下上体归之《象传》，以卦名及初上、九六、二用之文归之《系辞传》。以上、下经仍为两篇，传为十篇，然后古十二篇之《易》复得其全矣，疑此孔氏之旧也。凡经传之文，去其后儒所加「彖曰」、「象曰」、「文言曰」及卦名《比《、》大有》、爻位「用九」、「用六」之类，省文则仍旧贯阙之。叶左丞论《坎》卦云，卦辞首曰「习坎」，《彖》曰「习坎，重险也」，以为卦固名《坎》而「习坎」乃其卦辞，传经者阙其「坎」字。及徐氏亦云上脱一字。晁以道詹事云：「例诸今文则脱，在古文则不脱，古文即以其卦为其名故也」。是说固然，第经虽不脱而《彖》文脱之。又《同人》，《彖》传：「同人曰：『同人于野，亨』」。王昭素谓此「同人曰」三字错。案《正义》云：「《彖》有叠卦名而称其卦者，《同人》之《彖》称『同人曰』犹言『《同人》卦曰』也。『同人于野，亨』，是《同人》卦下之文也」。如此则「同人曰」三字乃其卦名，故《彖》传引之非错也。《彖》传有《同人》卦名，今卦阙其名者，意经传参杂，后儒见卦名《同人》，与卦辞「同人于野，亨」连文，遂省「同人」字，不知卦名与卦下之文本自异卷，弗可省已。《履》、《否》诸卦亦如之。本文当云：「《同人》，同人于野，亨」。《履》当云：「《履》，履虎尾」。《否》当云：「《否》，否之匪人」。《艮》当云：「《艮》，艮其背」。《坎》当云：「《坎》，习坎有孚，维心亨」。五卦凡省六字，传不附经，则此五卦在《系辞传》独无卦名矣，于文宜复。今但注逐卦下，弗敢传，盖谨缺文也。夫《易》之为书至矣，其蕴奥微妙，非深造自得者未易言也。仁杰不佞，未尝一得其门户，独次其旧文而欲复之。绍兴辛巳之冬，书始萌芽，博考深求，又二十八年而后定。古经一失，复之之难如是哉，是以君子重变古也。噫！复之难，而知之为尤难，后世子云其有无要不可以逆计而知。或靳之曰：今《易》尚不能明，如古《易》何？覆瓿之讥，固前知其如此，此则非仁杰之所恤也，姑以待好古不惑之君子而折衷焉。河南吴仁杰书。

孔颖达云，重卦之人，诸儒不同，凡有四说：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，郑玄以为神农重卦，孙盛以为大禹重卦，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。愚按《系辞》曰：「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」？皇甫谧曰：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，著七八九六之爻，谓之《周易》。自此而论，则知伏羲始画八卦，但有其画耳。神农取诸《益》、《噬嗑》卦，但取其象耳。夏曰《连山》，殷曰《归藏》，皆未必有言语文字之可传，今所谓《易经》者先《乾》后《坤》，名以《周易》，乃文王所演之《易》也。《坎》卦独加名以习坎者，文王在羑里时陷于坎窞，习为出坎之道，终欲事殷而知有尊卑贵贱之定分，是文王之本心也。孔颖达又云，《左传》韩宣子适鲁，见《易》象，曰：「吾乃知周公之德」。周公被流言之谤，亦得为忧患也。验此诸说，以为卦辞文王，爻辞周公也。然考之《大有》六三爻云「公用享于天子」，《解》上六爻云「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」，《小过》六五爻云「公弋取彼在穴」，所谓公者，岂周公果自言之乎？又按孔颖达云：「《彖》《象》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，先儒更无异论」。又云：「上《彖》一、下《彖》二、上《象》三、下《象》四、上《系》五、下《系》六、《文言七》、《说卦》八、《序卦》九、《杂卦》十」。然考之《随》卦云「元亨利贞」，即卦辞也。《左氏》襄九年传穆姜曰：「《随》，元亨利贞无咎。元，体之长也；亨，嘉之会也；利，义之和也；贞，事之干也」。穆姜已有是言矣，是时孔子犹未生也，岂《文言》皆孔子为之乎？或谓文王作卦辞，周公作爻辞，孔子作十翼：《彖》一、《卦象》二、《爻象》三、《乾文言》四、《坤文言》五、上《系》六、下《系》七、《说卦》八、《序卦》九、《杂卦》十。是亦一说也。或问卦名何如，曰《乾》健也，《坤》顺也，《震》动也，《巽》入也，《坎》陷也，《离》丽也，《艮》止也，《兑》说也，《说卦》已言之矣。《说卦》又曰《震》卦其究为健，岂《震》卦与《乾》果同体耶？《离》卦其于人也为《乾》卦，岂《离》卦亦可以谓之《乾》耶？《巽》其究为躁卦，岂《巽》卦亦名为躁卦耶？《坎》北方之正卦也，劳卦也，又谓《坎》于人为血卦，岂《坎》卦亦名为劳卦，又名为血卦耶？《序卦》曰涣者离也，岂《涣》卦亦可谓之《离》耶？然则言卦名者不可以一例拘矣。或问卦辞何如？曰：卦有小大，辞有险易。辞者各指其所之，《系辞》已言之矣。然有以卦名而两言之者，《复》卦曰「复亨」，又曰「反复其道」；《颐》卦曰「颐贞吉」，又曰「观颐自求口实」；《节》卦曰「节亨」，又曰「苦节不可贞」；《未济》卦曰「未济亨」，又曰「小狐汔济」是也。有以卦名而三言之者：《蒙》卦曰「蒙亨，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」是也。有以卦名而五言之者：《井》卦曰「井，改邑不改井」，又曰「往来井井，汔至亦未繘井」是也。有两言贞者：《坤》卦曰「利牝马之贞」，又曰「安贞吉」是也。有两言亨者：《萃》卦曰「萃亨」，又曰「利见大人亨」是也。有两言吉者：《解》卦曰「其来复吉」，又曰「夙吉」是也。有两言利者：《坤》卦曰「利牝马之贞」，又曰「后得主利」；《屯》卦曰「利贞」又曰「利建侯」；《同人》卦曰「利涉大川」，又曰「利君子贞」；《大畜》卦曰「利贞」，又曰「利涉大川」；《恒》卦曰「利贞」，又曰「利有攸往」；《益》卦曰「利有攸往」，又曰「利涉大川」；《巽》卦曰「利有攸往」，又曰「利见大人」；《涣》卦曰「利涉大川」，又曰「利贞」；《中孚》卦曰「利涉大川」，又曰「利贞」是也。有三言利者：《萃》卦曰「利见大人」，又曰「利贞」，又曰「利有攸往」是也。有言利不利者：《讼》卦曰「利见大人」，又曰「不利涉大川」；《无妄》卦曰「元亨利贞」，又曰「不利有攸往」；《蹇》卦曰「利西南，不利东北」，又曰「利见大人」；《复》卦曰「不利即戎」，又曰「利有攸往」是也。又如《乾》卦曰「元亨利贞」，《屯》、《随》、《临》、《无妄》卦亦曰「元亨利贞」，《坤》卦则曰「元亨利牝马之贞」，《旅》卦曰「小亨」，《巽》卦亦曰「小亨」，《贲》卦则曰「贲亨，小利有攸往」，《遁》卦则曰「遁亨，小利贞」，《既济》则曰「亨小利贞」。他如《坤》卦曰「利牝马之贞」，《说卦》则曰「坤为子母牛」而不言马；《离》卦曰「畜牝牛，吉」，《说卦》则曰「离为雉」而不言牛；《中孚》卦「豚鱼」，《小过》卦言「飞鸟」，《未济》卦言「小狐」，《说卦》皆不言其为何象。然则言卦辞者亦不可以一例拘矣。或问《彖》与《象》何如，曰《易》者象也，象者像也，彖者材也，《系辞》言之矣。然《鼎》卦《彖》曰「鼎象也」，《小过》卦《彖》曰「有飞鸟之象焉」，岂大象小象之外彖亦言象耶？他卦大象无不言卦名者，唯《乾》卦但言天行健而不言乾。他卦无覆言上下卦象者，唯《泰》卦坤上乾下而言天地交泰，《噬嗑》卦离上震下而言雷电噬嗑。他卦多言君子以当其象，唯言大人者一，《离》是也。言后者二，《泰》、《姤》卦是也；言先王者六，《比》、《豫》、《观》《、噬嗑》、《无妄》、《涣》是也；言先王而又言后者一，《复》卦是也；言上下而不言其人者一，《剥》卦是也。然则言《彖》与《象》者，亦不可以一例拘矣。或问爻象何如，曰道有变动故曰爻，爻有等故曰物，《系辞》已言之矣。然卦有六爻而全取象者，如《井》卦初六言「井泥」，九二言「井谷」，九三言「井渫不食」，六四言「井甃无咎」，九五言「井冽寒泉，食」，上六言「井收勿幕」。《鼎》卦初六言「鼎颠趾」，九二言「鼎有实」，九三言「鼎耳革」，九四言「鼎折足」，六五言「鼎黄耳金铉」，上九言「鼎玉铉」。《渐》卦初六言「鸿渐于干」，六二言「鸿渐于磐」，九三言「鸿渐于陆」，六四言「鸿渐于木」，九五言「鸿渐于陵」，上九言「鸿渐于陆」是也。有六爻而五取象者，如《乾》卦初九言「潜龙勿用」，九二言「见龙在田」，九四言「或跃在渊」，九五言「飞龙在天」，上九言「亢龙有悔」，唯九三言「君子乾乾」而不言龙。《咸》卦初六言「咸其拇」，六二言「咸其腓」，九三言「咸其股」，九五言「咸其脢」，上六言「咸其辅颊舌」，唯九四言「朋从尔思」而不言心。《艮》卦初六言「艮其趾」，六二言「艮其腓」，九三言「艮其限，列其夤，厉熏心」，六四言「艮其身」，六五言「艮其辅」，唯上九言「敦艮，吉」而不言背是也。有六爻而皆言卦名者，《比》、《履》、《临》、《观》、《贲》、《复》、《蹇》、《困》、《震》卦是也。有六爻而五言卦名者，《蒙》卦六三不言蒙，《需》卦上六不言需，《讼》卦六三不言讼，《师》卦上六不言师，《谦》卦六五不言谦，《蛊》卦上九不言蛊，《剥》卦六五不言剥，《颐》卦六五不言颐，《遁》卦六二不言遁，《明夷》卦上六不言夷，《损》卦六五不言损，《旅》卦六五不言旅，《兑》卦九五不言兑，《涣》卦初六不言涣是也。有六爻而四言卦名者，《同人》卦唯九三、九四不言同人，《豫》卦唯六二、六五不言豫，《噬嗑》卦唯初九、上九不言噬，《无妄》卦唯六二、九四不言无妄，《坎》卦唯六四、上六不言坎，《晋》卦唯六三、六五不言晋，《家人》卦唯六二，上九不言家，《益》卦唯初九、九五不言益，《升》卦唯九二、六四不言升，《革》卦唯九四、九五不言革，《归妹》卦唯九二、上六不言归妹，《丰》卦唯初九，六五不言丰，《节》卦唯初九，九二不言节，《小过》卦唯初六、六五不言过是也。有一爻而两取象者，如《否》卦六二曰「小人吉，大人否，亨」，《恒》卦六五曰「妇人吉，夫子凶」，《随》卦六二曰「系小子，失丈夫」，六三曰「系丈夫，失小子」之类是也。有一爻而三取象者，如《大有》卦九三曰「公用享于天子，小人弗克」，《剥》上九曰「硕果不食，君子得舆，小人剥庐」之类是也。有一爻而四取象者，如《坎》卦六四曰「樽酒簋贰，用缶，纳约自牖」，《小过》卦六二曰「过其祖，遇其妣，不及其君，遇其臣」之类是也。有一爻而五取象者，如《离》卦九四曰「突如其来，如焚如死，如弃如如」，《中孚》卦六三曰「得敌，或鼓或罢，或泣或歌」之类是也。有一爻而六取象者，如《小畜》上九曰「既雨既处，尚德载，妇贞厉，月几望，君子征凶」是也。有一爻而七取象者，《睽》卦上九曰「睽孤，见豕负涂，载鬼一车，先张之弧，后说之弧，匪寇婚媾，往遇雨则吉」是也。有爻不以象而言者，《讼》卦九五曰「讼元吉」，《恒》卦九二曰「悔亡」，《大壮》九二曰「贞吉」，《解》卦初六曰「无咎」，《无妄》卦初九曰「无妄往吉」是也。有爻反其卦名而言者，《损》卦九二、上九皆言弗损，《小过》卦九三、九四皆言「弗过」是也。有爻取卦名而复言者，如《乾》九三曰「终日乾乾」，《坎》六三曰「来之坎坎」，《谦》初六曰「谦谦君子」，《乾》九三曰「君子夬夬」之类是也。有爻取他卦名而互言者，如《小畜》初九曰「复自道」，九二曰「牵复吉」，是《小畜》亦言复也。《临》初九曰「咸临贞吉」，九二曰「咸临吉无不利」，是《临》卦亦言咸也。《夬》卦初九曰「壮于前趾」，九三曰「壮于頄」，是《夬》亦言壮也。他如《乾》卦九四而有乾道乃革之象，《兑》卦九五而有孚于剥之象，《离》卦初九而有履错然之象，然则言爻象者，亦不可以一例拘矣。或问爻用九六何如，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，其善不同。二多誉，四多惧，近也，柔之为道不利远者，其要无咎，其用柔中也。三与五同功而异位，三多凶，五多功，贵贱之等也，其柔危，其刚胜邪。《系辞》已言之矣，以见九二爻不如六二之为柔中，六五爻不若九五之为刚胜也。伊川曰，凡六居五、九居二者则由多助而有功，《蒙》、《泰》之类是也。九居五、六居二则其功多不足者，《屯》、《否》之类是也。是亦一说，故并录之以为后序。

夫天下是非折于理，不折于势，故君子论学，不容以挟贵为也。况夫天子有天下之尊，意所予夺，群臣承望不及，是是非非，岂能尽当于天下之理乎？汉明、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，尊礼师傅，是正经义，岂不尽善尽美哉？明帝临幸辟雍，自为辨说，固已失人君之体矣。他日章帝患五经同异，博集诸儒，会议白虎观，天子称制临决。去圣久远，六经残阙，诸儒论难，前后异说，而欲以天子之尊临定其是非于一言之间，难矣哉。夫有的于此，十人射之，不如百人之射，谓其中者之多也。当六经残阙之馀，诸儒各以其意说经，一是一非，何常之有。并存不削，以待后之人择焉，夫亦何恶于明经哉？必将去彼取此，则纷纷之见何时定乎！呜呼！秦火汉壁之馀，散失已久，岂无字画之讹，义理之难晓哉？蔡邕书五经文字，刻石置诸太学，观者填咽，亦安保其无失也？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，杂取谶讳之说，以为注疏之学，又恶可尽信乎？自宣帝讲五经于石渠，已不能行于后世。章帝复踵宣帝故事，天子自定其是非，恶保其久而不变乎？夫天子之尊，不当自用其聪明也。隋炀帝自以诗名，而忌群臣之能，此固不足责矣。唐太宗命群臣修晋史，而加以御制，为人君亦安用修史为也？自秦、汉以来，小人事君为容悦者，恶群臣异议，始劝人君自为制作，以震服群臣。杜周欲人主自为法令，儿宽劝人主自为礼乐，此岂可以为法哉！

占梦视祲，保章冯相之说，乡因奏对，尝一再拈出。此义颇精，盖晓然为周之旧典。然硩蔟、壶涿、蝈氏、庭氏等类太琐碎，其义与圣贤之言不类者非一端，此非纸笔所能尽。杜元凯、孔颖达亦于《周官》、《左传》二经互举赵简子与梦祲事为證，然而比《周官》已不醇。如以日在辰尾，如庚辰之类，亦多牵合。大抵诸经中，此二书皆有未醇处，故先儒阙下不为传。门下去凡伪而释其馀，得之矣，惜其犹有未尽。而《周官》之书亦欠差择，当存正而阙疑，始为尽善。此又非纸笔所能尽，特以下问谆谆，故略举以奉答，须假以从容，续为典对，以终求教也。某向来多作《易》与三《礼》功夫，意欲以《读诗记》之类为一书。此来山间，温寻旧读，益觉今是昨非，安知数年后又不非今也？以此多惧，未暇轻有著述。又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，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。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，终是见得不真，又非一一精体实践，则徒为谈辩文乘之资耳。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。文公诸书读之久矣，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，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。来谕未敢以为然，高意以为如何？

自秦政灭学，经籍道熄；迨隶书之作，又举先王文字而并弃之，承讹袭舛，愈传愈失。蔡伯喈书石经，有意正救之，旋亦焚荡。张序所见石经，又不知果为蔡本否，其所引石经文多失字体。魏晋以来，则又厌朴拙，耆姿媚，随意迁改，义训混淆，漫不可考。重以避就名讳，如「操」之为「掺」，「昭」之为「佋」，此类不可胜举。况唐人统承西魏，尤为谬乱。陆德明、孔颖达同与登瀛之选，而《释文》与《正义》自多背驰。至开元新书五经，则又以俗字易旧文，如以「颇」为「陂」、以「平」为「便」之类，又不可胜举，而古书益邈。五季而后，镂版翻印，经籍之传虽广，而点画义训谬误自若。本朝胄监经史多仍周旧，今故家往往有之，而与俗本无大相远。南渡草创，则仅取版籍于江南诸州，与京师承平监本大有径庭，与潭、抚、闽、蜀诸本互为异同，而监本之误为甚。柯山毛居正义甫以其先人尝增注《礼部韵》，奏御于阜陵，遂又校雠增益，以申明于宁考更化之日，其于经传亦既博览精择。嘉定十六年春，会朝廷命胄监刊正经籍，司成谓无以易义甫，驰书币致之，尽取六经三传诸本，参以子史字书，选粹文集，研究异同，凡字义音切，毫釐必校，儒官称叹，莫有异辞。旬岁间刊修者凡四经，乃犹以工人惮烦，诡窜墨本以绐有司，而版之误字实未尝改者什二三也。继欲修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三传，义甫以病目移告，其事中辍。或者谓纵令尽正其误，而诸本不同，何所取證？岂若录其正误之籍而刊传之，俾后学得以参考。余观其书，念今之有功于经者，岂无《经典释文》、《六经文字》、《九经字样》之等？然此书后出，殆将过之，无不及者，其于后生晚学祛蔽寤疑为益不浅，因纵臾其成而序识之。《书》曰「若升高必自下，若陟遐必自迩」，学者其毋忽于斯。

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诏书，始以正月三日为天庆节，四月朔为天祺节。二年，遂诏郡县建天庆观；五年，增设圣祖殿。由是著令，凡官吏皆有到谒罢辞之文。既又因事建节，有天贶、先天、降圣之目，与正、至、元三日皆有朝谒。二百馀年，郡县奉行惟恪。洋之为州，夙号乐土，乃自比岁阨于寇抄，圣祖之象或寓佛宫。临邛高侯始至，愀然曰：「是在令甲，而亵慢乃尔」！即召匠计徒而更新之。经始于绍定三年之二月，已事于明年十月，凡用工徒若干、缗钱若干，而移书某，命记成役。某窃惟自昔受命之君，由秦而上，皆有始封之祖，受姓受氏，胄绪可考。汉、唐以来，始费寻绎。左丘明所书刘氏之始，虽一再见，而上下传文了不相属。故明帝时贾逵上疏，谓五经皆明无刘氏为尧后者，惟左氏有此文，而孔颖达疑左氏为汉儒傅会增益之语。李唐之先亦莫知所始，自乾封追崇老君之号，天宝而后则加名以圣祖，馆之新庙，太清、兴庆之祠，殚极钜丽。盖世儒之说，谓帝王之生皆出神明之裔，郑氏至谓帝王之始皆感天而生，语虽神怪，大抵推世德以崇帝胄，神天命以弭奸觎，此圣祖殿之所为作也。然而典礼之行有未及尽正者。某待罪奉常日，尝欲条陈以请，亦未及言。今摘其切于是殿者言之。且官吏到谒罢辞与一岁十馀朝谒，此令也。今大驾驻杭，杭之官吏朝谒如令，而朝之公卿百执事则否，行则皆行，已则皆已。均为王臣也而异其事。景灵宫前殿以奉圣祖，则用道家之仪，中后殿以奉帝后则行家人礼。既曰始祖，则有庙祧之制，设谓天神，则有坛壝之典。每月之吉，奉常官吏行告朔之礼于太庙，而景灵宫则天子以四孟月朝飨。夫月必听朔朝庙，天子所以禀先王之命，大会群吏，听政决疑也。今使有司行事则如勿行，如谓礼不可废则亲行之。三岁将有事于上帝，则先二日告原庙，纯用俗仪；先一日飨太宫，乃陈礼器。二日之间，胡为而古今迭用焉？议礼制度，天子之事，某职在宗礼而不及言，因侯命以记文，并识是说其后，以待有司之讲求云。侯名稼，字南叔，嘉定七年进士，某同产兄也。

问：古诗三千馀篇，仲尼取而被之弦歌，以求合乎《韶》、《武》之音，去其不合者，所存者三百五篇而已，此司马迁之说也。孔颖达乃以为传记所举逸《诗》绝少，《史记》所言盖迁之缪；欧阳氏又谓以图考之，宜不啻三千篇。夫《诗》，孔子之所删也，三儒异同如此，孰是孰非？风、雅、颂，一定之体也，今降王为风，则王之号若何而可黜？进鲁于颂，则鲁之僭若何而可略也？邶、鄘、卫，一国之音也，而系于三国；《七月》、《公刘》，一时之事也，而裂之于《风》、《雅》，或分或合，何者为当？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，何与于贫而乐、富而好礼？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」，又何预于礼？后曾子作《孝经》，及于诗者十，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」，启手足之际不忘也。子思《中庸》一篇，传道之命脉也，及于诗者亦十有五，且以「德輶如毛，无声无臭」等语归诸《中庸》之妙。下至春秋之世，列国相与聘享，又多赋《诗》取义。诗出于小夫贱隶之言，而后之明道习礼者率于此悟启发之机。然则篇目之多寡，辞章之次第，播之声歌，形之答问，抑可得而详欤？敢问。

自昔清华之涂，有二馆学而已。然世南号行秘书，终不在孔颖达辈师儒之列；韩愈叹博士之冗，有「羡郑涵校理」之句。尔前典教宗庠以行谊选，兹为郎秘监以才学进，清资华贯，尔迭居之，比之是正校雠步武高矣。培风而上者九万里，所至讵可量哉！可。

似孙叙曰：经始乎仲尼，终乎仲尼；传疏始乎王弼、孔安国、郑玄，终乎颜师古、孔颖达；史始乎太史公，终乎太史公；史注始乎崔骃、司马贞、张守节，终乎先公太史。然则孰为始、孰为终哉？言其始，则前乎此孰可作也；言其终，则后乎此孰可继也。呜呼，此其所以为事之极、功之至者乎！太史公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自黄帝始，作本纪十二、表十、书八、世家三十、列传七十，为篇百三十，为字五十二万六千五百，为《太史公书》。先公太史推本经传，旁罗百氏，错综群言，凡五百万言，为《太史公书注》。呜呼，繇《典》、《谟》而知尧、舜、禹，因《誓》、《诰》而推夏、商、周，无非辛甲典商史也，无非史佚典周史也。史无完史，孰考孰稽？太史公凿天之初，完古之阙，成仲尼之所俟，涉猎贯穿，驰骋古今数千载间。前乎所未有，后乎所不得及，此其所以成始成终乎。先公太史深悯夫自刘向、扬雄，仅称迁有太史才，班固之论，昧乎求备，是岂知太史公万分一者。又悼夫司马贞、张守节之传此书者，往往背本而从末，疏古而略今，亦未足以表章太史公之志。极意覃思，尽力此书，积功二十年，史注始成，足以答太史公之所望。似孙不肖，获承先人绪业，唯念太史公执迁手泣曰：「予死，毋忘吾所论著，尔其念哉」！迁俯首流涕曰：「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，不敢阙」。先公既绝笔，乃悉整以论正，与太史公书并传，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，以俟后圣君子。

某日僭紊钧严，以封事副笺，率易呈渎，非敢出位嗫嚅。忱以浅学虚谈，欲尘信史，其于事体，颇有关系，实区区爱助之忠也。近者又得其所上《钦翘》一书，与所谓「十说」者，未免再摘其最甚者以告。且其十说之中，无非常谈。第一段谓之「正天行数」，乃其异论之本也。其言曰：「左旋称天左行，西转过周一度；右旋称天左行，西转只是一周」。又曰：「儒家、历家不明道以正经，不按经以正历，谓考四仲、齐七政为不足法，舍本逐末，至称天行每日只是一周」。某不知其所指儒家为谁也。按《考灵耀》之注曰：「天左行，一日一夜一周天，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」。孔颖达已引之而疏《月令》矣，其言明白如此。既曰「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」，非黄校勘所谓「西转过周一度」者乎？孔颖达亦儒家，何尝以天行每日只是一周耶？况四仲之中星，七政之往来，诸家经解考订甚详，场屋亦以发策，何尝以为不足法哉？此其不学虚言一也。又其所上之书有曰：「测验者所以候在天自然之象，算造者所以立在人使然之法。象者道之所以见，法者术之所从生」。某又不知其所谓法象道术者何也。张衡造浑仪，置之密室，使灵台观天者候星辰出入以应之，是造法也，亦观象也。况诸史历志皆有求中星法、求日月五星行度法，算造者何尝不测验，测验者何尝不算造？以彼为术，以此为道，不知其何以别之。此其不学虚言二也。况文公尝曰：「天行过一度，某自看得如此。后来得《礼记说》，暗与之合」。此汤泳所录也。文公既曰《礼记说》有之，而彼谓儒家、历家皆未之知，将谁欺乎？由是而观，非惟不见诸经疏解，亦未尝读文公语录也，又何以知文公之学乎？置之史馆，已为非据，又欲秉笔以志天文，窃以是僭为朝廷惜也。不避谴呵，与之辨析，敢望特霁崇威，俯赐钧览。

自昔圣人大经大法，所以宅天衷，立民极，定万世之标准者，悉已去籍于春秋之末。吾道失统而下归于孔子，删《诗》，定《书》，系《周易》，作《春秋》之外，它无书也。今《大学》之篇，郑康成谓之通论，以为记博学可以为政也，何其陋哉！孔颖达方以首章为经，乃曰：此经从盛以本初，又从初以至盛，上下相结，粗释文体，而文义未明。历千五六百年，莫有知其所自出。至本朝，程子始曰：「此孔氏之遗书也」。既刊定之，又从而表章之，以为初学入德之门。施及朱子，遂断之曰：经一章，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；传十章，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。《或问》中又言子思以授孟子无疑。然则曾子之门人，孰有出于子思之右？其为子思之书乎。朱子序曰：《大学》之书，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。又曰：是书垂世立教之大典。后世学者方识此书之全体大用，坦然大明矣。其始也，遭秦大禁，断续残编，出于屋壁之中，韦编烂脱，竹简淆乱。汉儒掇拾整比，使后世犹得见圣贤之遗经，可谓有大功于名教矣。然则求全于大坏之馀，觖望于既得之后，未止于至善，亦人情之不能无恨于此。而况世变风移，师殊旨异，非一时之所能骤正也，于是随文释义，而不知其纲目之相统，承讹踵缪，而不能问其血脉之不通，穿凿傅会，而不思其义理之差舛，晦蚀因循，于是讹益讹而误益误。二戴不疑也，郑康成、孔颖达不疑也，汉唐诸儒亦不疑也。至二程子，方敢倡言之曰：此为错简，此为脱简，此字当作某字，此句明注为衍。学者如醉得醒，如寐得觉，方知圣人本意简易明白，未尝有艰辛险绝之辞。只第二句「新」之一字稍生，则已讹而为亲，讲解者百馀家，未尝顾传中三「新」字之相应，真是枉读圣贤之书。程伯子先取三纲于揉杂之中，列于首三句之下，自是一规模也。程叔子乃寘于首一章之后、七传之先，又一规模也。《淇澳》一章，二程子皆于诚意传后，取而寘于「殷未丧师」之前。朱子不是之从，乃独殿于至善传之末，以其内有「盛德至善」之句可證也，又以「没世不忘」为至善之极，考之可谓审矣。惟有致知格物一传独亡，自汉儒以来，未尝言其亡也。今以经统传，则知其首尾森严，以传承经，则知其义理精密。亡此一传，粲然易知。况致知是《大学》最初用工处，诚意工夫是从致知做将来，此一传之不可缺也明矣。此传既缺，则何以为明明德之基，何以为新民之本，又何以知至善而止也？于是朱子不得已而追补之，字义非不亲切，旨意非不分明，熟复玩味，终是后世之词，不如古人之宽厚，而朱子亦自以为未善。故存斋必大问：「所补致知章，何不效其文体」？曰：「亦曾效而为之，竟不能成」。以朱子之义精笔健，岂有所不足于此？然古人风气不同，不得而强用其力也。每读《大学》至此，未尝不为之掩卷太息。咸淳己巳，得黄岩玉峰车君书，报予曰：「致知格物传未尝亡也，自『知止而后有定』以下，合听讼一章，俨然为致格一传」。于时跃然，为之惊喜，有是哉，异乎吾所闻也！茍无所增补而旧物复还，岂非追亡之上功乎？虽然，程、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，离章析句非不精，而不以为传，何哉？必有其故矣。予尝反复而思之，此传之亡也，我知之矣。此传错简于「至善」之下，其逃亡也为甚切，其掩藏也为甚密，盖其承上句也为甚紧，此三先生所以确然信之而不以为疑。然三先生不以为疑，后学乃敢一旦而更之，无乃僭妄乎？夫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，二程子不以汉儒不疑而不敢不更定，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复敢改，亦各求其义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，非强为异而茍于同也。况朱子亦未尝截然而不相参也，予为之条疏于后。夫以经统传，以传附经，则其次第可知者，此朱子之言也。此章若为经文，则上无所统而下无所附，一也。两「止」字之相应，承接固紧矣，两「明德」之相应而承接，岂不为尤紧，二也。以朱子之所补，文体难于凑合，孰若移此章为传，而文气宛然，不失旧物，三也。以致知格物之不可无传，而此章于此处尚可缓也，用其本有，以补不足，不动斤斧，四也。古人不区区于字义，只说大意，而字义在其中。况此既有「知」字、「物」字，自然为致格之一传，五也。致知云者，因其已知，推致于极之谓。知止知也，至于定静安虑而后得所止，岂非致其知乎？六也。物则有本末，事则有先后，知其本之当先，末之当后，是谓致知在格物也。听讼者末也，无讼者本也，无情者不得尽其辞，大畏民志，此物格矣。此之所谓知本，即此之所谓知至也，七也。听讼一章，元在「止于信」之下，程子进而寘之经文之下。朱子乃列于诚意传之上，曰：以传之结语考之，则其为释本末之义可知。以经之本文乘之，则知其当属于此可见。则知朱子亦未尝不以为当在此，八也。朱子听讼章句曰：「观于此言，可以知本末之先后」，以此可以知止，一章甚明，九也。《或问》又曰：知止云者，物格知至，而于天下之事皆有知其至善之所在，则吾所当止之地也。未尝不以知止为物格知至，十也。以朱子之语参互较之，则固以为致格传矣。然勇于补而不勇于移，何也？以诚意一章观之，至易箦前数日改犹未了，假以岁月，乌知其不遂移也邪？朱子曰：「义理尽无穷，前人恁地说，亦未必尽。须是自把来横看竖看，尽入深，尽有在」。此可谓开后人穷理之门，而不限以一定之见。是心也，大公至正之心也。欧阳公亦曰：「经非一世之书，传之缪非一人之失，刊正补缉，非一人之能也。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，以俟圣人之复生也」。其言精切而深远，广大而公平，既不以己说自是，亦不敢厚诬后世之无人。予于是深有味于车君之言，而为之论，与同志共评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