晋成陈端夫由武成学入仕，其意常欲一自洗于俎豆之间，虽在军垒，未尝辍诗书也。会新书复试换法，方领部曲警备江门。穷僻无他可乐，但得日力读书，必将更文武任，赫赫于世，故书此箴以赠行。元符二年正月庚戌，山谷老农书。

晋成虒祁之宫，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。为取郠故，晋将以诸侯来讨。叔向曰：「诸侯不可以不示威（注：知晋德薄，欲以威服之。）」。乃并徵会，告于吴（云云。），邾人、莒人愬于晋曰：「鲁朝夕伐我」。晋侯不见，使叔向来辞（云云。）。子服惠伯对曰：「君信蛮夷之诉，以绝兄弟之国，寡君闻命矣」。叔向曰：「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，虽以无道行之，必可畏也，况其率道，其何敌之有？牛虽瘠，偾于豚上，其畏不死」？鲁人惧，听命。

右昭十三年。子产铸刑书，自谓以救弊，而叔向贻书切责，以谓三辟之兴，皆叔世也，其辞甚美，子产屈之。夫子产之治，虽愧先王，以权一时，良不得已，而叔向尚以叔世过举诮而非之。若晋之衰，又甚于郑，侈成虒祁而不能谏，诸侯皆叛而不知图，合众示威，以诬先王朝会之意而不知耻，似非叔向之为也。杜预云：「自昭公即位，邾、鲁同好，又不朝夕伐莒，无故怨愬，晋人信之，所谓谗慝弘多矣」。而叔向不惟信邾、莒之厚诬，沮子服之正论，至耀车甲之多，曰「虽以无道行之」而可畏。夫纣岂车甲之不多而亡哉？盖无道而可行，自古蔑有。且晋诚已衰，不可复兴，为叔向者，尚当区区以道维之，姑教其君俭以守己、信以待邻，虽微未亡也。若侈内而暴外，以暂屈人而为彊，所谓攘臂而仍之，其技穷矣。

晋成帝析南海置东莞郡，其地在东莞场公宇东二百步，颓垣断堑，犹有存者。莞字本作官，盖当时置司盐都尉领之，如铁官、盐官之类是也。宋齐而下因之。至唐，或名宝安，后复移于到涌，即今治所也。按唐史云：至德二年更名东莞，则官字之易始于此。自昔迄今，七八百年间，其为令长者，不知几何人，而声迹湮没，岂其治皆不足纪哉？由无志刻所传故耳。旧有粉牌挂厅壁上，粗列国初以来为令者姓名，自詹中正至蒋光庭凡二十一人，略无爵秩到满年月。询之，乃卫尉寺丞王僧彦为邑日，求诸遗逸故吏之说，裒而录之，先后不伦，无足怪也。自王僧彦至方子容，始可详见。今亦仍其旧编之，虽然，县之疆畛，绵跨山海，户口繁夥，而词讼盗贼比诸邑为多，故熙宁中朝廷特命京朝官知之，复屯丁以为防守，盖亦重矣。人材有短有长，而其政有治有不治，休戚所系，得无念哉！余惧粉牌久而遂废，故镵诸石，使来者以次书之，亦足以观前人之迹，而自鉴焉。元祐灵江李岩记。

右，臣伏见本府有晋尚书令卞壸墓一所，在城西南隅。谨按《晋书》，壸当南渡之初，与王导、庾亮实相成帝。苏峻之难，以壸都督大桁东诸军事捍贼，力疾再战，遂死于敌。二子眕、盱见壸没，相随俱死。忠孝之节，萃于一门，成帝特赠壸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后复给钱修其茔兆。历代封植，载在祀典。自金人渡江，残毁殆尽，窃虑岁久，渐致湮没。臣已委官检计，重建庙宇。方时多艰，如壸等辈，数百年间不过三五人，宜有褒显，以诒后世。欲望圣慈特依应天府张巡、许远、蔡州颜真卿例，赐以庙额。庶以兴起四方仗节死难之士，共明君亲之义。

右，臣准吏部牒，备坐都省劄子：臣僚上言，边事未宁，乞大询众庶备御之策。圣旨令行在职事官以上具所见实封闻奏，仍限五日者。臣以疏拙不才，罪戾废弃之馀，仰蒙陛下过听收召，今者备列六官之长。恩厚德大，虽在承平无事之时，犹当感激奋励，图报万一，况此中外艰虞，陛下焦劳旰食，日不暇给之际，且复屈己下逮，思尽群策，主忧臣辱，义当即死，虽其愚陋，敢不竭尽犬马之诚，或冀千虑一得。窃惟逆虏不道，凭陵中国，四年于兹矣。所举无不中，所为无不成，卒莫能少挫其锋者，岂以荒秽暴起之馀，越数千里之地，虐用其民二十馀年，叛天逆理，流毒于我，而我合天下之智，真不能与之抗乎？其患在于始谋不臧，动失机会，因循横溃，养成其势。是以在彼者日益肆，在我者日益困，于今救之于末，为愈难也。夫兵，机事也，不度时，不料敌，则不可为。故机会一失，则为之每难于靖康之初矣。若以今春视去冬，盖又有难者焉。去冬所闻出没于陕西、河北之间者，或曰游骑，或曰签军，未知主谋总众者何人。今闻粘罕尝亲至相州，又至濮州，又至开德府，是主兵者在粘罕，此难者一也。去冬以开德府守河，我尚恃河以保南境，故虏屡击桥，我辄争得之。今开德既陷，河已非我有，则河南之地，惟虏所欲往，此难者二也。去冬河北、京东诸郡存者尚众，南倚开德，北倚大名，东倚东平，此三大镇者鼎足相峙，而沧州又在其北，德、博与濮更为唇齿，其力犹足以相抗。今惟东平岿然独当宋魏之冲，沧州孤绝在后，此难者三也。南京自古最为南北咽喉关键，唐安史之乱，张巡、许远以死守之，卒全江淮。今又京师粮道所寄，沿汴而下，距维扬无十日之程，视唐利害尤重。澶、魏既破，道途之言皆谓虏骑尝已至楚丘，万一遂薄南京，则上可绝京师，下可迫楚、泗，此难者四也。京东、河北诸郡初固皆欲死守，故我力虽不能经纪，而一方自为婴城之计，民社各欲保其乡里者，犹有可恃。自开德等陷，人情震骇，皆无固志，闻德州乃望风迎降，而巡社之民亦或反为之用，则见存诸郡岂复可保？此难者五也。只此三两月之间，难易不同，又复如此，不早为计，虏既多得吾地，遂择膏腴利便之所以为巢穴，重诱吾民，胁之以威，骎骎四出，今日复振，则三两月复陷一州，以渐及于东南。取者不复可得，陷者不可复振，则三两月之后，其救之岂不更难于今日乎？又况猖蹶之志，有不止于此者。臣窃观虏前年冬、去年春，先破西京、长安而去，冬抽还陕西、京西军马，未几河北、京东诸郡相继遂陷。盖其为谋自有次第，是必欲潜窥淮甸，而惧京西、陕西与河北之民踵蹑其后，故先去其援。今既得志矣，则乘间而南。不在今春，必在今秋。若先自单州趋南京，次又趋宿州，次又自淮阳军趋楚州，则沿汴一带皆不可枝梧。然是特为淮甸虑而已，何者？我犹可恃江以为之限也。若更分兵，一自陈、颍出和州，渡宣化、采石以趋金陵，一自唐、汝出襄阳，抵鄂州、荆南以处上流，则长江之险，我亦不得专，吾复何以为计哉！此臣所以私忧也。为今之计，必先深戒靖康机会之失，然后论起备御之策。所为靖康之失者何也？固守京师而不知避是也。古之帝王一岁而四巡狩，初不以为难。后世巡狩之礼虽废，然事有急缓，必不得已而从权者，未尝有人主跬步不去王室之义。臣在经筵，尝因魏惠王迁都于梁之事论之矣，以谓王者无故而迁都则不可，因事而巡狩则无不可。自昔变难扰攘之际，未有不因迁避而存、迟疑固守而亡。故唐明皇以安禄山幸蜀，代宗以吐藩幸陕，德宗以朱泚幸梁，僖宗以黄巢再幸蜀。此五君者，虽一时不免奔趋远适之劳，而后日皆保安全无事之福。惟晋成帝当苏峻之变而不避故危，梁武帝当侯景之乱而不避故亡。此已事之明验，不待深考而知者。靖康主谋之臣不知论此，乃合迁都巡狩为一事，不料敌之弱彊，不度我之胜负，徒袭宣和末议，以固守京师为得计，已大误矣。又复决意谓虏必不再至，远则边境未尝为防托力拒之谋，近则大河未尝为经画必守之计，终岁分争于口舌之间者，仅在战和二说，以逞其私。缓其所可急，急其所可缓，逮期至事迫，始命李回复蹈何瓘之覆辙，以数万众守河，而旋设四辅。回至则尽溃，四辅兵未集，虏已过河，讫束手不能效一战，祸遂至于不可言，此天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释也。今扬州则京师也，东京、京西见存诸郡则边境也，长淮则大河也。陛下视靖康之失如彼，则今日之图其缓急先后宜如何哉？且天子居而在京师，则以京师为家，而外以经营四方；出而在外，则择外之安存深固之地为家，而外以经营四境。为家者一定，应事之机，往来进退，而以马上治之，固不以所一定者自为域也。汉高帝起于汉中，东向而当项羽，故以咸阳为家，而萧何守之。咸阳有定，而高帝往来进退，必至于擒羽者，未尝有定也。光武起于南阳，西向而当群贼，故以河内为家，而以寇恂守之。河内有定，而光武之往来进退，必至于诛贼者，未尝有定也。使高帝不离咸阳，光武不离河内，不唯天下得失未可必，安知无坐困于敌人者哉？臣愚以谓，今隆祐太后、六宫既在钱塘者，陛下之咸阳、河内，所宜为家者也。陛下若定家钱塘，銮舆进则负江而北，退则阻江而南，惟便利之所在，不必固守维扬，以顺动为重。陛下与大臣讲此宜详矣。今虏猖蹶大约已可见，臣所不知者，朝暮缓急之势也。慎重国体，固欲举措得宜；精审敌情，亦必机会中节。伏望陛下博通下情，广远斥候。如势必至于过江，则愿以进退顺动之意预定其期，亟下诏书，明喻中外，无幸其不来，而使得仓猝乘吾不意。所处既定，扈从臣子之心安矣，四方形势之望彊矣，则备御之策，惟吾力行而已。臣谓今日之务，有当为而未可为者，有不可不为者，有不得已而预为者。臣闻虏虽得吾两河诸郡，然事势犹未成，人心犹未一，吾能乘其未成未一之际，并兵力战，复过大河，以与河北见在诸郡山寨水寨之众相为表里，因以待衅驱逐，使不得安吾境，此当为者也，然势未可为。先且厚慰抚两河，然后专事京东、京西、淮南控扼之地，谋其藩篱，内拒淮为险，以塞南牧之路，使不得觊觎，此不可不为者也，则当速为。淮狭而难守，江阔而易守，万一三路藩篱不能捍，而淮不可保，必退而守江，则镇江、金陵与上游荆南、襄、鄂之地，择其要害，抗以舟师，此不得已而为之者也，然不可不预为。请试一二陈之。今夫虏之骤彊，诚天假之，连年战胜之威百倍于我。两至京城，如蹈无人之境，残破州郡，唯其所欲，我之不敌，亦已审矣。而臣方以可复过河驱逐出境者，夫较彊弱虽在力，而论强弱所由致则在理。天下无常弱，唯理之所在而已。我得其理，则其气伸；其气伸，则其势不激而自彊，不在力之众也。我失其理，则其气屈；其气屈，则其势不挫而自弱，不在力之寡也。昔后唐庄宗父事契丹阿保机，及庄宗之难，阿保机谓其使者姚坤曰：「吾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人、乐官千人，放鹰走狗，嗜酒好色，任用不肖，不惜人民，此其所以败也。我自闻其祸，则举家断酒，解放鹰犬，罢散乐官。我亦有诸部乐官千人，非公宴不用」。由此言之，虏虽非人类，未可谓冥然全无知识者也。及德光援石敬瑭，破张达，敬瑭问所以速战而胜者，曰：「吾谓唐兵能守雁门而扼诸险，则事未可知。今兵长驱深入而无阻，吾知大事必济。且吾兵多难久，宜以神速破之，此所以胜也」。然则德光虽彊，亦必视形势地利，度其所可济而后决胜。宣和之末，边臣失计，既与虏通，又与之来，我中国政事之过，觇之多矣。深谋狡智，乘我而重轻之者，既已窥于前，逮其两入，我所以待之者未尝有一事一为当其节，彼复谓我无能为而可侮者，又有以察于后，则饱其吞噬之气，以驯致其彊者，岂无自而然哉？今陛下若能监宣和致寇之失，而一切尽反之，屏声色，远谗佞，抑侥倖，戒奢靡，简诛求，抚彫瘵，凡可以兴衰扶危者无不为。左右大臣能承陛下之意，深求靖康误国之弊，而一切尽矫之，收人心，作士气，择将帅，练军伍，较地利，料敌情，凡可以救灾捍患者无不举。夫彼既以是觇而乘我，亦必以是觇我而知其不可乘；既以是察而侮我，亦必以是察我而知其不可侮。我亦持此感人而人服，率此用众而众从，其理一易，而气随之，彼岂终怙其彊，我岂终屈其弱乎？且周世宗之兴，中国、契丹之势未有以异也，奋然一起，以唐晋之兵治唐晋之敌，不血刃而复三关，虏遁逃折北之不暇，彊弱之易变，于此可见矣。窃闻两河山寨水寨之民动以万计，其怨虏深入骨髓，仰怀祖宗二百年德泽蟠结之久，南向号呼，以待中国之救者，未尝一日而忘。我诚能力行前之所陈于内，而使人重抚此遗民，以收其用于外，数月之后，徐为大举，臣知大势一返，当如转圜石于千仞之上。王寻之师非不众，而光武破之于昆阳；曹操之师非不彊，而周瑜败之于赤壁；苻坚之师非不锐，而谢玄溃之于淝水。事不至此，未可以定中兴之期，所谓当为而未可为者此也。天下之势在州郡，州郡能立形势者在将与兵。祖宗以来，处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边之术略可见矣。总之有帅，命之有将，属之有兵。以某郡为帅府，则与之将者若干人，与之兵者若干人。险要之地如何为堡寨，捍御之卒如何为屯戍，如是而守，如是而战，如是而分，如是而合，有定法也。其自中出者，唯选帅命将、出师之节而已。臣独怪兵兴之后，我之境土日蹙，则前日号为边面者皆迤逦次迁于腹里，而朝廷未尝以三边之法处之。除一二大帅之外，其馀州郡虽与敌境相接，犹一用承平故事，吏按籍，以书生文吏计资考而为之守，朝夕所从事犹在簿书狱讼、期会往来之间，将之有无未尝问也，兵之多寡未尝知也。忽遇卒变于内，盗贼聚于外，则时出行在之兵为之诛讨，事已复归，泰然相忘，守一定之法，而治不急之务，与从容无事之时无以异。主兵者不过兵官巡尉，为兵者不过弓手疲卒。幸而随其守之才，或粗能招集军民，或其僚属间有可用，皆各出私意，自保朝暮，帅臣有名无实，一旦有事，战守无所取谋，合散无所听命，胜不相闻，败不相救。如向者颍昌、蔡州等诸郡弃城逃遁，守臣例不过以力不足藉口，朝廷亦莫能诘。而日近濮州、冀州等处虽能固守，外无一兵一骑以为之援，亦卒至于陷没而后已。以此治边面，虏何惧而不吾侵也？臣愿亟取淮南、京东、京西三路要害之郡与虏相近者，一以前日三路极边之法治之。东则郓州、徐州、南京，西则颍州，寿州、和州，南则唐州、襄州、荆南，各随其远近立为军数，或使之召募，或为之分隶，而命以大将，与其帅参治。中择近臣明敏宏毅、忠信沉远者一人为之总帅，以节制之，小郡与偏裨联于大郡，大郡与将联于总帅。应州郡常事一皆命之馀官，守将专领军事，各条其所当为者上之，朝廷为择其可者颁于总帅，而授于所部。虏未至则如何守，既至则如何战，攻某州则某州应援，入某地则某州牵制，预定成算，日久按习，缓急有事，举而尽行，必使腹心可以相倚，臂指可以相及。守者如檀道济之在寿阳，援者如曹景宗之在钟离，击者如韦睿之在合肥，拒者如臧质之在盱眙。纵今人才寡少，未必皆得如数人，然不可不以是求而用之。虽未能克敌，岂遽以单弱奔溃孤绝陷没乎？所谓不可不为而速为者此也。保江，下策也。虏势既未可测，则我亦当为不可测之备。去年秋，始获进对，即尝论虏或宿师河洛，分兵鼓行，直趋襄沔，横据荆渚，因我舟楫人卒顺流进逼江左，即王浚等入吴之路，以为彼之上策。自许、蔡而南，一出历阳，俓断采石，以趋金陵，即苏峻所从乱晋、本朝曹彬所从下江南，以为彼之中策。是时河南与京东诸郡尚存，虏之去就犹远，姑自河洛言之而已。今既不止于此，则尤当过为之防。敢终言其详。自古有事于东南，未尝不先以舟师出上流，盖所以夺我者，以势不以力也。王浚自益州至荆南，作大船，连舫百二十步，受二千馀人，以木为城，驰马其上。及既进，自巴丘十四日至牛渚。苏峻在历阳，即今和州，其袭姑熟，进慈湖，盖今太平州之间，由采石而渡。我曹彬下李氏，亦循用其迹。虏骑去春尝已至汝州、蔡州矣。自汝州入襄州，至荆渚，自蔡州入光州，至历阳，固不难，则江之可防非一道也。然是犹有可言者，浚与彬皆中国人也，浚在益州作船，七年而后成。度虏虽得荆南，其势未必遽能至是。然虏多燕人，粗能知书，或窃取浚之馀意而效之，与袭苏峻之故道，则亦未易可当。但其驱我人而用之，吾固亦可以我人而拒之，无足惮者。若欲自为之谋，则弃鞍马、事舟楫，舍所长而用所短，我视平原易地，得算为终多也，唯控扼者如何耳。臣尝建议，欲以鄂州与荆南别为一路，置帅府。此实上流控扼之要，而襄汉之所从出，吴孙氏尝都以拒魏，唐始以岳鄂为观察使，后升为节度，其意可见。若镇江、金陵，韩滉在唐，最为近事。筑石头五城，修坞壁，起建业，抵京岘，楼雉相望。建业即金陵，京岘即镇江之境也。造楼船三千柁，以舟师由海门大阅至申浦，复与扬州陈少游以甲士三千临江，会于金山。当朱泚之乱，东南赖以安静。今车驾或驻两浙，则镇江、金陵尤所当先治。舟师不讲已久，去冬虽尝募海船四百馀艘于镇江，然而战阵之习未闻其严也。镇江之师止可为镇江之用，未见金陵所以待上流者，江东之备当以江东之舟与人用之。又镇江有子城而无外城，未有无城而能守险者。今若速以鄂州与荆南各分一路以抗于上，而命镇江、金陵、扬州三帅力举韩滉故事修之以至于下，则彼度地之利害，较技之短长，必有觇而知畏者。所谓不得已而预为者此也。恭惟陛下以圣神文武之资，诞受中兴之业，躬履艰勤，克己愿治，其长虑却顾宜无不至，今日复以虏势之迫，下询于众。《易》曰：「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。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」。夫圣人成天地之能，而并立于其间者，不过明则谋之人，幽则谋之鬼。而百姓之安危，天下之安危也，既尽人谋而同其安危，则内可以保一己，外有以保天下，百姓其谁舍之乎？《洪范》九畴，其次七稽疑曰：「汝有大疑，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，谋及卜筮。汝则从，龟从，筮从，卿士从，庶民从，是之谓大同。身其康彊，子孙其逢吉」。谋众稽疑之道，其效盖如此。陛下既用是道，则不可不求是效。若臣所见，常智皆所共察，利害得失，显然易明，窃料陛下亦尝熟计于胸中矣。今卿士之言亦或宜有与臣同者。陛下果尝计于胸中，而臣又言之，卿士又同之，则愿陛下断而必行耳。虽然，陛下无乃以方祈请二圣，宇文虚中奉使未回，意和议可恃，不欲重见兵端乎？臣以为不然。夫靖康所以旷日持久、不力为备者，正以耿南仲持和议，堕虏计中而不悟。今虚中之请，成否未可知，安可舍目前之急，而待万里之报？盍姑存其说而不废。幸而有成，不过虚为之备；如其不成，固无后悔。况必欲还二圣，非我形势先彊，彼肯遽有顺从？今但自为备，非彼见迫，我不交锋，不可谓之兵端。臣智识凡陋，思虑短狭，不足以仰塞明诏，不胜拳拳忧国爱君之诚，惟陛下垂惠采择。干冒天威，臣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夷狄之为中国患也，惟北虏为最盛。盖其天性忿鸷，怙气负力，逐水草，便骑射，习攻战，强忍难屈，真中国之坚敌，非三陲之比也。自昔制御之术，缙绅之儒则守和亲，介胄之士则言征伐，皆偏见一时利害，未有得全策者。请借西汉以明之。秦灭六国，使蒙恬将数十万众以北击胡，起临洮，尽辽东，阻山堑谷，筑长城者万里，匈奴北徙，不敢南下而牧马。然天下因之骚动，陈胜起于谪戍，而秦亡。其后楚、汉战争，中国纷扰，匈奴复居故塞，其兵寖强。高祖初定天下，有轻匈奴之心，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，士或七日不食，卒其所以脱者，世莫得而言也。于是刘敬脱挽辂以建和亲之议，妻单于以汉女，岁奉金缯以遗之甚厚，然匈奴为边患不为衰止。至孝惠、高后时，益骄倨，肆为嫚书以陵辱中国。孝文即位，与通关市，约和亲，而匈奴数背约束，边境屡被其害。是以文帝中年发愤，躬戎服，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，讲习战阵，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，亲屈帝尊，以伸亚夫之军，顾问冯唐，与论将帅，喟然叹息，思古名将。此则结和亲非策之全者也。武帝继文、景节俭之后，财力有馀，水衡之钱贯朽而不可校，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，一时将帅人材众多，慨然欲事匈奴，以摅高祖之宿愤。乃大兴师数十万，使卫青、霍去病操兵，前后十馀年，浮西河，绝大漠，追奔逐北，穷极其地，以临瀚海，虏名王贵人以百数，斩首虏以万计。然汉之士马物故大半，亦略相当，天下萧然。赖武帝末年悔悟，下哀痛之诏，弃轮台之地，海内少安。此则事征伐非事之全者也。迨孝宣时，值匈奴艰阨之运，五单于争国，饥馑荐臻，畜产殆尽，于是权时之宜，覆以威德，单于款塞，稽首臣服，遣子入侍，三世称藩，宾于汉庭。由此观之，终西汉之世，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者，有用武而克伐者，皆非全策。至于威服而臣畜之，则非天时人事若合符节，未有能也。得制御夷狄之全策，惟我本朝为然。方五季之乱，石晋割地以赂契丹，北乡而臣事之。其后耶律德光至举兵灭晋，拘出帝以归其国，则一时强盛，可胜言哉！周世宗奋威武，躬率六师以征之，仅能复关南之地。太祖受天命，至太宗时，海内僭乱以次削平，得良将帅以守边境，契丹不敢犯。澶渊之役，京师震动，辅臣有建议幸蜀、幸金陵以避其锋者，赖寇准力争，遂定亲征之谋。天助神相，巨弩潜发，歼其渠帅，于是契丹震怖，通使请和。当是之时，以骁将强卒邀其归路，则疋马只轮无返者。章圣皇帝天覆海涵，不邀一时之功，而建万世之策，乃许之盟，诏诸将勿追，而契丹得以全师出塞，戴德砻威，誓不复叛。当时盟誓之信，皎如日月，约束之严，曲为之防。通使有常时，赠贿有常数，燕犒有常礼，仆从有常制。其慰荐抚循，交际威仪，俯仰拜起，纤悉备具，故能结欢修好，百有馀年，并边之民不识兵革，振古以来所未尝有。谨守盟约，虽传至万世可也。故曰得御夷狄之全策，惟本朝为然。昔汉贾谊欲施三表五饵之术以系单于，当时以为疏；而董仲舒有言：与之厚利以没其意，与盟于天以坚其约，匈奴虽欲展转，奈失重利何？赖欺上天何？史臣亦谓未合于当时，而有缺于后世。然以今观之，则亦谊、仲舒之策得矣。或者曰：契丹桀黠，与中国抗衡，有志之士未尝不为之扼腕。今幸其种族之离叛，畜牧之凋耗，人卒之羸弱，北有女真以为彼扰，东有高丽以为我援，因时制变，一举破之，复中国之旧制，成祖宗之宿志，此千载一时，不可失也。则将应之曰：不然。昔汉高遣使使匈奴，匈奴匿其精壮，示以疲乏，使者还报，以为可击。高祖听之，故有平城之困。今契丹自澶渊之役以来，涵养亦百馀年，不有谋者，其能国乎？种族之离叛，畜牧之凋耗，人卒之羸弱，间牒之言，未可信也。往年女真尝为之梗，寻即底定。借使与之结约，共亡契丹，能保女真之不为患乎？自古与夷狄共事者，未有无患者也。至于高丽地接虏境，畏其威而服属之，我虽待之者厚，安可必其背彼而助我哉？夫百年养之为不足，一日坏之为有馀；动而扰之则易，静而安之则难。从子之策，吾惧契丹之衅结，而北陲之不复安，举未必胜，虽胜而不能无后患也。或者又曰：昔武帝以卫、霍而焚龙庭，显宗以窦宪而勒燕然，太宗以李靖而禽颉利。今我委属得人，风扫雷击，何遽不若古也？且胜负兵家常势，纵一举之未得志，何后患之有？则将应之曰：龙庭之焚，燕然之勒，颉利之禽，适会其时之可为，而将帅之有人也。子视今日将帅为何如哉？杜牧有言曰：「上策莫如自治」。自治者必有智勇之将帅，必有精鸷之士卒，必有山积无穷之金缯谷粟，必有必信素明之号令赏罚。无是数者，而欲谋人之国，盖亦难矣。夫西夏与北虏孰强？虽三尺童子知北虏强而西夏弱。自数十年来，西鄙用师，卒不能得灵武，而我之覆师蹶将者皆是也。今不能敌弱者，而欲与强者斗，可乎？吾恐二虏合而为中国患，非浅浅也。且天地之所以制限中外者，必有险阻之地，故北虏之与中国接者，若蜚狐、古北之口，所谓险阻也。幽燕割而险阻之地悉归于虏中，今之所恃者不过塘泺耳。自雄、霸以达畿甸，平原易野，健马疾驰，不半月可至。一有不然，可不为之寒心哉！故曰坚守盟约，可以传万世，勿见小利而败大事可也。作《制虏论》。

按《西南维卫无量寿佛像记》云：「阿育王第四公主以姿貌寝陋，冀其端严，舍金银铜，冶铸斯像四十九躯，首饰火焰，足饰莲花，布四天下为众生植福之本」。此山得四十九躯之一，而居其冠。初，晋成咸和四年，有婆罗门僧宝奉斯像泛海东来，比至，齐祖兵乱，徬徨无所向，因穴地而藏之大河之侧。顷之，发藏无见，夜梦神人告曰：「尔其往江左谒丹阳尹高公悝，当自知之」。婆罗门僧如其言诣悝，悝曰：「某年月日，偶以职事至张侯桥，远望桥下有五色光，轮囷覆水，命左右视之，得斯像于溯流。因闻于朝，有旨致之阙下，辟瓦官寺以居之。辇入金陵，抵长岸坊口，牛不肯进，鞭之若与人竞，径入长干寺中。有司以闻，上叹异久之，赐内府钱数百万为殿以奉香火」。婆罗门僧闻悝言，悲喜交集，因辞悝走长干瞻礼，以终其身。更宋齐，迄梁大同中，昭明太子统亲自长干辇送斯像，奉安山中。至山之日，顶放白毫相光，宛如组练，萦绕十峰。明年，山发洪水，坠石崩崖，摧压涧谷，寺成巨浸，而像设中立，瑰然独存。肆唐会昌之变，欲毁为钱，以不能碎故存之。始在长干，当宋齐之代，尝失火焰、金莲所在。宋人董琮因采珠于交州，睹物触舟之祥，而遂获火焰。齐人张世系因捕鱼于临海，睹蟹相附之异，而遂获金莲。呜呼！变化不常，去来自在，地祇所不能秘，王命所不能拘，火所不能烧，水所不能溺，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与于此哉？故书之以告来者。

昔司马相如作《上林赋》，设子虚、乌有先生、亡是公三人相答难。子虚，虚言也；乌有先生者，乌有是事也；亡是公者，亡是人也。故其词多夸而其事不实，如卢橘黄柑之类，盖上林所无者，犹庄生之寓言也。余赋会稽，虽文采不足以拟相如之万一，然事皆实录，故设为子真、无妄先生、有君答问之辞。子真者，诚言也；无妄者，不虚也；有君者，有是事也。以反相如之说焉。

有客过越，自称子真，介于无妄先生，贽见于有君。谒入，乃膝而前曰：「闻有君之名雅矣，今幸际颜色，聆话言，仆辄有请，君其听焉。君世家于越，以风流自命，业传缃素，才播歌咏。越之山川人物、古今风俗，载在君腹，愿闻其略，可乎」？有君乃歛衽肃容谢曰：「唯唯。客姑坐焉，吾以语尔。越于九域，分曰扬州（《禹贡》：「淮海惟扬州。」《周礼》：「东南曰扬州，山曰会稽。」《图经》：「大都督府越州，《禹贡》扬州之域。」）。仰瞻天文，度当斗牛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「吴地斗分野。」《晋书·天文志》：「自斗十三度至女七度为星纪，于辰在丑，吴越分，曰扬州，而会稽入斗一度。」白乐天诗云：「牛斗天垂象，台明地展图。」）。在辰为丑，自夏而侯（《史记》：「越王勾践，其先禹之苗裔，夏少康之庶子也，封于会稽，以奉禹祀。」《图经》：「封少子无馀于越，是为越侯。」）。郡于秦汉（秦始皇灭荆，置会稽郡。汉以其地属吴国，景帝诛吴王，复为会稽郡。），霸于春秋（《春秋》：「哀公十三年于越入吴。」《史记》：「勾践已平吴，兵横行于江淮，号称霸王。」）。州于隋而使于唐（隋大业中改为越州，唐乾元中置浙江东道节度观察等使。），公有素而王有镠（隋杨素封越国公，唐末钱镠平董昌，封吴越国王。）。因种山而中宅（《图经》：「种山一名重山，即今卧龙山也。」《吴越春秋》：「越王葬文种于国之西山，一年，伍子胥自海上穿山胁持文种去，与之俱游于海。」今西山低处是也。），廓蠡成而外州（《吴越春秋》：「勾践自吴还，范蠡筑小城，周千一百二十二步，一员三方。西北立为龙翼之楼，以象天门。东南伏漏石窦，以象地户。陵门四达，以象八风。外郭筑城而缺西北，示服事吴也。」《图经》：「会稽治山阴以来，此城即为郡城。」）。龙楼翼而屹峙，石窦伏而巽流。法天门兮地户，惟昆崙兮是侔（《吴越春秋》：「范蠡曰：『臣之丛城也，其应天矣，昆崙之象存焉。』」）。实东南之大府，号天下之无仇（天下本无仇。）。其山则郁郁苍苍，岩岩嵬嵬，磅礴蜿蜒，嵂崒崥崹。若骞若奔，若阖若开，或凸或凹，或阜或堆，或断而联，或昂而低。虎卧龟𥖁，龙盘雁徊。舒为屏障，峙为楼台。崦映江湖，明灭云霓。八山中藏（府城之内有八山：种山、⿔山、蕺山、火珠山、鲍郎山、彭山、白马山、蛾眉山。今所存者惟四山耳，鲍郎、彭山、白马、蛾眉俱已湮灭，仅存其名。），千里周回。彭鲍名存（《图经》：「彭山在会稽县北四里。」《典录》云：「彭祖所隐居之城。鲍郎山一名阳堂山，在今大能仁寺之前。」《郡国志》云：「山有鲍郎祠。」蛾马迹迷。蛾眉山不见于《图经》，父老云：在府桥之东，轩亭之西，形如蛾眉。白马山在会稽县北五里。），钜者南镇，是为会稽（《史记》：「禹会诸侯江南，计力命曰会稽。会稽者，会计也。」《皇览》曰：「会稽山本名苗山。」唐开元十年封四镇为公，故会稽山为南镇永兴公。）。洞曰阳明，群仙所栖（《⿔山白玉上经》曰：「会稽山周回一百二十里，名阳明洞天，皆仙圣天人都会之所。」）。石伞如张（《图经》：「石伞山在会稽县东南十五里玉笥侧，状如伞。」），石帆如扬（石帆山在会稽县东十五里。夏侯曾先《地理志》云：「射的山北有石壁，高数十丈，中央少纡，状如张帆。又有文石，状如鹞，人亦谓之石鹞山。」）。石篑如藏（《舆地志》云：「宛委山上有石篑，壁立干云，升者累梯而至。」），石鹞如翔。石壁匪泥（并见石帆注。），石瓮匪携（巨石三在照湖东，状如酒瓮，时人谓之秦皇酒瓮。）。香炉自烟（会稽一峰状如香炉，人谓之香炉峰，一名覆釜山。），天柱可梯（《吴越春秋》：「九山东南天柱，号曰宛委。」《图经》：「望泰山一名天柱山。」）。韫玉有笥（《图经》：「玉笥山在会稽县东南十五里，出美玉，其形如笥，因以为名。一名茅岘。」），降仙有台（《皇览》云：「宛委山上有一巨石，屹然如几台，尝有神仙降其上，号降仙台。苗龙先生于此台上升。」）。禹穴窅而叵探（《史记》：司马迁登会稽，探禹穴。唐郑鲂有禹穴碑。），葛岩蜚而自来（《龙瑞图经》：「禹穴北有石岩，高丈馀，南面侧平如削。」《真诰》云：「此石于赤乌二年天降，从安悉国飞来，上有索痕二条，名为飞来石。晋葛仙公曾筑坛炼丹，后人名葛仙岩、炼丹井。」）。射堂丰凶之的（孔晔《会稽记》云：「射的山半有石室，乃仙人射堂。东峰有射的，遥望山壁有白点如射侯。士人常以占谷贵贱，故语云：『射的白，米斛百；射壁玄，米斛千。』」），宛委日月之圭（《遁甲开山图》云：「禹开宛委山，得赤圭如日，碧圭如月，长一尺二寸。」），应天上之玉衡（《舆地志》云：「会稽山一名衡山。」《吴越春秋》：「禹闻黄帝藏书于此，乃东巡，登衡岭。」《龙瑞图经》注云：「谓天文盖度中权，衡，星名，非南岳之衡岭。」），直海中之蓬莱（旧志：「蓬莱山正属会稽。」沈绅《蓬莱阁》诗云：「三山对峙海中央。」）。至若嵊山岿其东（《图经》：「嵊山在剡县东三十四里。」唐武德四年置嵊山，因山为名，今曰嵊县。），涂山屹其西（涂山在山阴西北四十五里。旧《图经》云：「禹会诸侯之所。」应劭云：「涂山在永兴北。」按永兴即萧山也。杜预注《左传》云：「在淮南寿春。」亦未详在何所。），阜至繇蜀（蜀阜山在山阴县北三十五里。旧经按地志云：「昔自蜀飞来，带儿妇二十馀人，随山而至，善织美锦。自云：『家在西蜀，今忽至此。』」又云：「勾践将伐吴，置妇女于山上，以邀军士。」后讹为阜。），龟来自齐（⿔山在山阴县东八十步，下有东武里，或谓之怪山。《吴越春秋》：「范蠡筑城既成，怪山自生琅玕，东武海中山也，一夕自来，故名怪山。」《越绝书》云：「勾践游台也，东南司马门所以灼⿔。又仰望天气，观天怪也，云，远望似⿔形。或名⿔山。」）。梅山乃隐吏之窟（梅山一名巫山，在府城北一十八里，梅子真所隐之地也。其西则有梅市里、梅福里。），纻罗盖西子之闺（《舆地志》云：「诸暨县罗山，西施、郑旦所居，有方石，云是西施晒纱处。今名纻罗山。」）。五泄争奇于雁荡（《掇英集》：五泄，瀑布也。在诸暨西四十里，有两山夹溪，造云壁立，高二百丈、广数十丈，水泻五节，故曰五泄。山多奇峰，或比之雁荡云。），四明竞秀于天台（《图经》：「四明山在馀姚县。」孙绰《天台赋》云：「涉海则有方丈蓬莱，登陆则有四明、天台。」）。五云中令之故居（晋义熙三年，中书令王献之居是山，有五色祥云见，安帝诏建云门寺。），十峰昙翼之招提（法华山在会稽县南四十里，晋僧昙翼栖此，诵《法华经》，因置寺焉。其山十峰，其水双涧，今天衣寺是也。）。故越为之首兮，剡为之面兮。沃洲天姥，眉兮目兮（白乐天《沃洲山记》云：「东南山水越为首，剡为面，沃洲天姥为眉、目。」二山今属新昌县。）。金庭桐柏，仙子宅兮（金庭观在剡县东，王子晋学道登仙之所。《真诰》曰：「南岳真人云：『越有桐柏之金庭，养真之福地，升仙之灵墟也。』」）。南明嵌崆，宝相涌兮（新昌南明山有宝相寺，梁建安王造石佛一躯，高一百尺。）。南岩嵯峨，海迹古兮（南岩在新昌县西南。唐李绅《龙宫寺碑》云：「南岩海迹，高下犹存。」）。陟秦望而望秦兮（《史记》：「秦始皇二十七年，上会稽祭大禹，望于南海，立石刻颂。」《图经》：「秦望山在会稽南四十里。又有望秦山，始皇登山，群臣于此以望秦中。」），登洛思而思洛兮（洛思山在萧山县东。《舆志》云：「永兴县有洛思山，洛人朱隽来会稽，三年不得反，乃登山北顾而叹，因以为名。」）。采葛食蕺，敬吊前王兮（蕺山在府治东北三里。赵璘直碑云：「蕺，蔬类，昔越王所嗜，常采于此，遂用名之。在晋为王逸少别址，尚留故池与祠堂。」葛山在会稽县东一十里。《吴越春秋》云：「勾践使女织布，以献吴王，采葛是山。」）；脩竹茂林，缅想陈迹兮（《舆地志》云：「山阴县西有兰亭。」王羲之序云：「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脩竹。」又云：「俯仰之间，以为陈迹。」）。连山如珠，秦皇之所驱兮（连山在萧山县西。夏侯曾先《志》云：「连山长冈九里，西北至定山，秦始皇欲置石桥渡浙江，今尚存石柱数十列于江际，世传始皇驱山塞海。」）；擪山如玦，亚父之所割兮（擪乌山在萧山县南。东方朔《神异志》云：「山是亚父割断萧山南岭，将擪断乌江。」）。北干隐兮明月在（北干山在萧山县北。孔灵符《地志》云：「许询家于此山之阳，询诗云：『萧条北干园。』刘真长叹曰：『清风明月，恨无玄度。』」），东山卧兮白云迷（东山在上虞县西北三十里，谢安石高卧之处。李白《忆东山诗》云：「白云他自散。」）。少微寂兮幽鸟怨（少微山在会稽五云门外十里。《职方员外郎齐唐墓表》云：「公退居湖山日，少微依山有亭榭，独以书史音乐自适。」），太白空兮野猿啼（太白山在剡县西六十里，与少白山连。夏侯曾先《地志》云：「峻极于天岩崔嵬。赵广信炼丹登仙之处，上有白猿赤玃。」）。其水则浩淼泓澄，散漫萦迂，涨焉而大，风焉而波，净焉如练，莹焉如磨。溢而为江，潴而为湖，为沼为沚，为潢为污。汇为陂泽，疏为沟渠，𥧲而田畴，淤而泥涂。生我稻粱，溉我果蔬。集有凫雁，戏有龟鱼。实有菱芡，香有芙蕖。鹘舟如击（晋安《海物异名记》：「越人水战，凌波赴敌则有鹘，舟名。」），马楫如驱（《吴越春秋》：「越人以舡为车，以楫为马。」）。船龙夭矫，桥兽睢盱（白乐天诗：「船头龙夭矫，桥脚兽睢盱。」）。堰限江河，津通漕输。航瓯舶闽，浮鄞达吴。浪桨风帆，千艘万舻，大武挽繂，五丁噪謼，榜人奏功，千里须臾。境绝利博，莫如鉴湖。有八百里之回环，灌九千顷之膏腴（《图经》：「后汉马臻字叔荐，山阳人，为太守，创立鉴湖。在会稽、山阴二界筑塘蓄水，水高田丈馀，田又高海丈馀。若水少则泄湖溉田，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，所以无凶年。其塘堤周回三百十里，溉田九千馀顷。」一说鉴湖八百里，盖总言之。钱昭度诗云：「越国荷花八百里。」）。浮贺监之家（《唐书》：「贺知章以秘书监请为道士，诏许之，以宅为千秋观，赐《鉴湖剡州》一曲。」），浸允常之都（《史记》：「少康庶子封于会稽，后二十馀世，至于允常。」《吴越春秋》云：「越之兴霸，自允常始。」）。人在鉴中，舟行画图（《舆地志》：「南湖萦带郊廓，款属峰岫，白水翠岩，互相映发，若鉴若图。」王逸少云：「从山阴上路行，如在鉴中游。」）。五月清凉，人间所无（杜甫诗：「鉴湖五月凉。」）。有菱歌兮声峭（谢灵运诗：「菱歌调易急。」王翰诗：「不知湖上菱歌女，几个春舟在若耶。」），有莲女兮貌都（西施采莲于若邪溪，李白有《采莲曲》。）。日出兮烟销，渔郎兮啸嘑。东泛曹江，哀彼孝娥（曹娥江在会稽东四十里。娥，上虞人，父溺死不得尸，娥年十四，沿江恸哭，昼夜不绝，旬有七日，遂投江而死。）；西观惊涛，吊夫子胥（浙江在萧山县西十三里。《史记》：「吴王杀伍子胥，取其尸盛以鸱夷革，浮之江中。吴人怜之，为立祠于江上，命曰胥山。」）。槩浦思夫槩之封（槩浦在诸暨县北，吴阖闾弟之子夫槩所封之地，因以为名。），翁洲访偃王之庐（翁州属会稽，《郡国志》云：「徐偃王昔居于翁州。」）。箪醪投兮沼吴国（箪醪在会稽南三里，勾践投醪之所。《左传》：「伍子胥曰：『吴其沼乎？』」），扁舟去兮变陶朱（《史记》：范蠡事越，既灭吴，乃乘舟浮海以行，终不反，止于陶，天下称陶朱公。）。鼓樵风兮游若邪（若邪溪在会稽县东南。后汉郑洪字巨君，山阴人。孔灵符《会稽记》云：「射的山南有白鹤山，此鹤为仙人取箭。郑洪尝采薪，得一遗箭，顷有人觅，洪还之。问何所欲，洪识其神人也，曰：『常患若邪溪载薪为难，愿朝南风暮北风。』后果然，故溪风至今犹尔，呼为郑公风，亦名樵风。」），兴雪棹兮寻隐居（剡溪一名戴溪。《晋书》云：「王子猷尝居山阴，夜雪初霁，四望皓然，忽忆戴逵，时在剡，便夜乘小船诣之。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反。人问其故，子猷曰：『乘兴而来，兴尽而反，何必见戴！』」）。禊事脩兮觞兰渚（兰渚即兰亭也。羲之序云：「会于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有清流激湍，引为流觞曲水。」），陶泓沐兮池戒珠（戒珠寺在蕺山，本王羲之别业，有鹅池、砚池、题扇桥在焉。）。了溪凿兮禹功毕（了溪在剡县东北，源出了山。《越绝书》云：「禹疏了溪，人方宅土。」），刑塘筑兮长人诛（刑塘在会稽县北。《越绝记》：「大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，防风后至，禹乃诛之于塘。」贺循《会稽记》云：「防风氏，其身三丈，刑者不及，乃筑高塘临之，故曰刑塘。」）。酌菲泉兮怀古（会稽山大禹寺有泉，名曰菲泉。），饮清白兮自娱（卧龙山下州宅之西隅，有清白堂、清白泉，太守范文正公命名，有记。）。其物则有鱼盐之饶（沈立《越州图序》：「濒海居人以鱼盐为生。」），竹箭之美（《尔雅》：「东南之美者，则有会稽之竹箭。」）。山涵海蓄，言其有几。贡入王室，利周遐迩。耕焉以火，耨焉以水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「江南地广，火耕水耨，民食鱼稻。」）。南风翼苗，翠浪千里。𥝧稏一空，玉粒如峙。炊粳酿秫，既甘且旨。檿桑之奇，号为第一（《吴录》、《太康地记》并云：「诸暨境土诸山第一产，檿桑文采如博綦，方正骈次，有如画作，可为屐鞒。上品者一两至数十万。」）。龙精㒩㒩，吐丝满室（《蚕书》曰：「蚕为龙精。」荀卿《蚕赋》云：「有物于此㒩㒩兮，其状，屡化如神。」）。万草千华，机轴中出，绫纱缯縠，雪积缣匹（《图经》：「越贡花纱白编绫、轻交梭绫、轻容生縠、吴绢十样绫、大花绫、编文纱花罗。」）。木则枫梃千丈（《名山志》云：「天姥山有枫木千馀丈。」），松封五夫（上虞有地名五夫，始皇封松木为五大夫之处。），桐柏合生（嵊县金庭观，《道经》云：「上有桐柏合生。」），檫棐异隅（《舆地志》云：「馀姚有太平山，四角各生一种木，不杂他木。一角纯檫，一角纯梓，一角纯棐。」），文梓楩楠（《吴越春秋》：「吴王好起宫室，越王使工入山伐木，天生神木一双，大二十围，阳为文梓，阴为楩楠，以献吴王。」），栎柞槠榆（《郡国志》：「若邪溪有栎木，谢客儿、惠连作诗联句刻于其上。上虞有历山，山下多柏木，吴越名柞为历，故曰历。」诸暨有槠山，剡有榆木山。）。连理之柯（诸暨有木连院，因有连理木，故得名。），合抱之株，乃斧乃斤，以舆以庐。乃有萧山陆吉（东坡《黄甘陆吉传》：「吉隐萧山。」），诸暨三如（《图经》：「诸暨出三如，谓如锦之桑，如拳之栗，如丝之苧。」）。胡楠成林，贺瓜满区（《尔雅》：「梅，楠。」任昉《述异记》：「中有王氏橘园、胡氏梅山、贺氏瓜丘、陵家白莲。」）。枣实全赤，檎腮半朱，火榧壳玉，樱桃荐珠，鸭脚含黄，鸡头去卢，百益七绝之奇（《尔雅》：「楙，木瓜。」《埤雅》：「梨百损一益，楙百益一损。」隐居云：「山阴兰亭、尤多木瓜，人以为良果。」《酉阳杂俎》：「材有七绝，一寿，二多阴，三无鸟巢，四无蛊，五霜叶可爱，六嘉实，七落叶肥大。」），双头四角之殊（越多双头莲，《埤雅》云：「俗言菱芰、而不分别，惟《武陵记》云：「四角三角曰芰，两角曰菱。」）。蔗有昆崙之号（《本草注》：「甘蔗有两种，赤色名昆崙蔗，白色名萩蔗，赤蔗出江东会稽。」），梅有官长之呼（越有杨梅二种，绝佳，一曰官长梅，一曰棱梅。）。蔓生则马乳蘡薁，土实则凫茈慈菰。野蔌溪毛，园蔬木菌。湘湖之莼，箭里之笋（萧山湘湖出莼菜，会稽有美箭里。）。可荐可羞，采撷无尽。鳞虫水族，海生池养，丁首丙尾，皤腹缩项，赤鲩文鳢，玄𩺀黄𩺞（以上鱼名并载于《图经》，越所有者，余皆类此。）。䱷人骈集，以钩以网。羹金鲙玉，不数熊掌。能言之鹜，善鸣之鹅（陆龟蒙养能言之鹜，王羲之爱善鸣之鹅。），输芒之蟹，孕珠之蠃，文身合氏之子（蛤有文，故谓之文蛤。元微之诗：「乡味尤珍蛤。」合氏子见东坡《江瑶柱传》。），跛足从事之徒（元微之诗：「鳖解称从事。」），街填巷委，与土仝多。异兽珍禽，屑铜吐绶（铜牛山在会稽县，夏侯曾先《地志》云：「昔有铜牛见于灵汜桥，人逐之，奔入此山，掘地视之，悉铜屑也。」《图经》：「太白山有鸟，尾似鸡，文采五色，口吐绿绶，长数尺，号吐绶鸟。」）。猛虎负子（萧山有去虎山，本名虎子山，有猛虎伤人。景德四年六月晦日，虎负一子而渡浙江而去，知县杜守一因改名焉。），灵乌送𪆪（法华山有双乌鹡，长则送出之，故惟此乌在焉。唐万《齐融守碑》云：「双乌所以示北。」）。凤栖鹿化（会稽有凤林乡。按《吴越春秋》：「禹会诸侯于稽山，因传国政。凤凰栖于木，百鸟伺于泽」。华公《凤林诗》：「苗山会计图书曰，威凤曾栖璧玉枝。」《龙瑞图经》：「葛仙翁有桐木，隐几化为白鹿，三足，号为鹿迹山。」），鹤拾雁耨（孔灵符《会稽记》云：「射的山西南有白鹤，为仙人取箭，因号箭羽山。」上虞有雁田，州志云：「夏禹与诸侯虞乐于此，化感鸟兽，故其地雁为民田春拔草根，秋除其穗。」）。熊罴狸豹，猴玃猿啼。鵁衔鸬吐（《埤雅》：「鵁鶄子衔母翅。」「鸬鹚吐而生子。」），莺求鹑斗。鸥浮鹬浴（《禽经》曰：「凫善没，鸥好浮。」《埤雅》：「鹬翡翠也，衒其毛羽，日浴登阑洄渊之间。」），鸦寒鳦瘦（越多寒鸦，秦少游词「寒鸦万点」，黄岩叟词「寒鸦如豆」，俱得其实。鳦，燕也，有二种：有胡燕，有越燕，胡燕肥，越燕瘦。）。巧妇锥喙（《埤雅》：「鹪鹩性巧，故俗呼巧妇。其喙尖利如锥，巢至精密。」），舂锄雪脰（《尔雅》：「鹭舂锄。」《埤雅》：「步于浅水，好自低昂，故曰舂锄。」）。林栖水宿，脩尾长咮（《禽经》曰：「陆鸟曰栖，水鸟曰宿。」又曰：「山禽之咮多短，水禽之咮多长，山禽之尾多修，水禽之尾多促。」）。江湖为笼，山林为囿。以牡以牝，以蜚以走。甲第名园，奇葩异香。牡丹如洛，芍药如扬（欧阳公《花品序》：「牡丹西出丹州、延州，东出青州，南出越州，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。」扬州出千叶芍药。）。木兰载新（吴蜕《镇东军监军使院记》云：「大厦之前，木兰特异，越城之中，称为一绝。当前政不轨之际，忽焉凋零，逮彭城王之镇临也，绿叶紫苞，载新阳艳也。」），海榴怀芳（州宅旧有海榴亭。唐李绅诗：「怀芳不作翻风艳，列萼犹含泫露妍。」）。菊山黄华（《图经》：「菊山在萧山县西，山多甘菊。唐县令李萼、尉丘丹目之曰菊山。」），兰亭国香（《越绝书》：「兰亭在山阴，越王种兰处。」）。天衣杜鹃（天衣寺有杜鹃花最奇，每岁盛开，观者竞集。），东山蔷薇（李白诗：「不到东山久，蔷薇几度花。」）。湖映香雪（越多梅花，又馀姚有梅澳湖，以梅得名。），鉴生水芝（李白诗：「荷花鉴里生。」）。鸳梅并蒂（越有鸳鸯梅，双头千叶。），仙桂丹枝（越有丹桂。）。司华骋巧，天女效奇。桃李漫山，臧穫视之。药物之产，不知其名。白术丹参，甘菊黄精，吴萸越桃（山栀子一名越桃。），禹粮石英（嵊县了山出禹馀粮，诸暨乌带山出紫石英。）。蓟训鬻之以疗疾（《图经》：「古废市在州南。」《舆地志》曰：「昔蓟训卖药于此市中。」），彭祖服之而延龄（彭山在会稽县北。《典录》云：「彭祖隐居之城。」），秦皇求之而莫致（《史记》：「始皇令方士徐韨等入海求神药，数岁不得。」），葛仙饵之而飞升（葛仙翁炼丹飞升，禹穴北有仙岩。）。日铸雪芽（日铸山在会稽东南五十五里，欧冶铸剑之所。《览古集》云：「会稽日铸洪崖双井不在建腊之后。」），卧龙瑞草（卧龙山亦产奇茗。范文正公《清白堂记》：「以建溪、日铸、卧龙、云门之茗试之，甘液华滋，悦人襟灵。」张伯玉云：「卧龙茶冠吴越。」），瀑岭称仙（《茶经》云：「馀姚县茶生瀑布岭者号仙茗。」），茗山斗好（《图经》：「茗山在萧山县西，其上多奇茗。」），顾渚争先，建溪仝蚤。碾尘飞玉，瓯涛翻皓，生两腋之清风，兴飘飘于蓬岛。剡藤番番，管城斑斑（越纸出于剡，舒元舆有《悲古剡藤》文。《图经》：「越出笔管。」）。冰敲嵊水（张伯玉诗：「敲冰呈巧手。」注云：「越俗呼敲冰纸为巧手。」），竹剪顾园（《述异记》：「越中有顾家斑竹。」），制于蒙、蔡之手，游于羲、猷之间。友陈元与端紫，仝文字于人寰。至若龙护金书（《龙瑞图经》：「黄帝藏金简玉字书于宛委山，禹探得之。唐开元二年，投金笼于禹穴，俄有一龙自穴出，现于坛上，赐号龙瑞宫。」），苔封石刻（《齐书》志云：「会稽剡县刻石山相传于名，不知文字所在。宋升明本县名家儿，袭祖行猎，忽见石上有文，凡三处，苔生其上，字不可识，刊笞去之，有大石文、立石文、小石文云云。或云卫夫人碑堕此中，因以为名。），苗山金玉（《山海经》：「会稽山上多金玉，下多珠石。」），邪堇铜锡（《吴越春秋》云：「欧冶子为越王铸剑，破赤堇之山而出锡，涸若邪之溪而出铜。」）。黄帝之鉴（《述异记》：「世传黄帝铸鉴于此，故名鉴湖。」），神禹之璧（绍兴丁丑，禹祠之前有光见，人即其处得圭璧。），欧冶之剑（见「邪堇铜锡」注。），蔡邕之笛（《舆地志》：「蔡邕避难于越，宿千秋亭，仰见榱竹，知有奇响，因取以为笛，遂为宝器。」），虞翻之床（《图经》：「五官省相传有虞翻床，翻为吴长沙王所礼，特设此床，以表贤客。」），秦皇之石（《舆地志》：秦始皇刻石，前有方石，广十丈，云是始皇座，两边有方石八所，云是丞相已下座。）。淳碑斯篆（汉邯郸淳作《曹娥碑》，蔡邕题曰：「黄绢幼妇，外孙齑臼。」秦望山有始皇《颂德碑》，李斯篆。），江笔肃墨（府治之北有笔飞巷，江淹梦笔之所也。汉王肃随父在郡东斋，夜有女子从地中出，与肃语，将晓辞别，赠墨二员，时肃方注《周易》，多有凝滞，旦用此墨，觉才思开敏。）。雷鼓铜漏（《汉书·王尊传》：「母持布鼓于雷门。」注云：「雷门，会稽城门也，有大鼓，声闻洛阳。」会稽黄閤故有铜漏，古制甚精，王羲之书陆机《漏赋》，镌刻于上，历代以为宝。），梅梁窆石（《越绝书》：「少康立禹祠于陵所」，梁时修庙，少一梁木，夕有风雨，漂一木至，乃梅梁也，今存。窆石在禹陵之前，旧经云：禹葬会稽，取此石为窆。秦少游诗云：「一代衣冠埋窆石，千年风雨锁梅梁。」）。罍金履铁（晋太康中，上虞县于道观井中获金罍，故县以金罍名驿。《郡国志》云：涂山有石舡，长一丈，云禹所乘来。宋元嘉中于舡侧掘得铁履一双，梁初又得青玉印。」），罂铜印玉（晋太元年中，谢輶为郡守，掘郡厅柱下深八尺，得古铜罂，可容数斗，封题作「越王」字，文甚分明，是今隶书，馀不可识，輶以为范蠡厌胜之术，遂埋之，今不识处。玉印见上注。）。胎草蹄石（《图经》：「猎士陈惠度于剡山射孕鹿，既伤，产下一子，以舌舐子，身乾而后鹿母乃死，惠度弃弓矢为僧，鹿死之处生草，号鹿胎草。诸暨有马蹄石，传云始皇东巡，马蹄践此，其迹存焉。），黄竹神木（萧山，黄竹山。《越绝记》云：「范蠡遗鞭于此，生笋为林，竹色皆黄，状如刀割。」神木见「文梓楩楠」注。）。流黄汉簟（《西京杂记》：「会稽贡竹簟，号流黄簟。」），錞于周乐（《会稽记》：「涂山庙中有周时乐器，名錞于。」）。活人之草（《郡国志》云：「会稽横山有草，茎赤叶青，人死覆之，更活。」），止痛之木（《图经》：「郡王官廨两杉梁，相传勾践听事之旧梁，历代虽远，材质不异，俗谚云『千年之木，能止心痛』，有削服者，多愈。」），柘敷荣而华含戚（《石氏宗谱》：新昌石昉墓前有柘木，生而内向，覆坟如盖然。守墓者言，每有登科者，则柘有枝特生，一枝一人，或二三枝则二三人云。《会稽览古集》：「四明山有双石如笋，高数尺，野花丛生其顶，杜鹃鸣时，烂若霞锦。」国朝祖宗遏密，皆三年不荣。职方齐唐尝为之赞。华镇诗云：「鼎湖龙去苍髯断，三载丛花不记春。」），天雨钱而山储粟（剡有禅房寺，旧经云：齐安南将军黄僧成有德政，感天雨钱数亿万，遂舍造寺，号钱房院。梁天监中改禅房寺。储山在会稽，东南有粟山。周处《风俗记》：「舜时供储在此。」）。皆希世之奇迹，盖欲言而不足。其人则见于《吴越春秋》、《会稽典录》，图经地志，历代柬牍，大书特书，班班满目。孝者悌者，忠者义者，廉者逊者，智者健者，优于文词者，长于吏事者，擢秀科目之荣者，策名卿相之贵者，杀身以成仁者，隐居以求志者，埋光屠钓之微者，晦迹佛老之异者。虞翻之言有所不能尽，朱育之对有所不能既（《会稽典录》云：「孙亮时，山阴朱育少好奇字，仕郡门下书佐。太守濮阳兴正旦宴见掾吏，问：『昔王景兴问士于虞仲翔，而未睹仲翔对也，书佐宁识之乎？』育对云云。府君称善。」），予亦焉能缕数之哉，姑摘其尤之一二：前则种、蠡、计𥓋，号贤大夫（按《吴越春秋》，越王有八臣四友，文种、范蠡、计𥓋最显。），后则严助、买臣，直承明庐（《汉书》：严助、朱买臣皆会稽、吴人，武帝时，俱为侍中，后皆为会稽守。）。孝悌则张万和之父子（唐张万和，诸暨人，遭父母丧，兄弟庐墓二十馀年。万和终，子亦庐墓。），韩灵敏之弟昆（齐韩灵敏，剡人，早孤，与兄灵珍并有至性。母亡，无以营凶，共种瓜半亩，朝暮生，遂办葬事。）。邓、斯、祁、樊自杀以代罪（朱育对曰：「处士邓卢叙弟犯公宪，自杀乞代。吴宁斯敦、山阴祁庚、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。」），董黯、朱、魏报雠而名闻（虞翻对曰：「句章董黯尽心色养，丧致其哀，怨亲之辱，白日报雠，海内名闻。又魏朱恭明，永兴人，父为乌伤长陈硕所杀，恭明志在报雠。未间，硕病亡，刺杀其子，遂奔魏。后汉魏少英，上虞人，兄为乡人所杀，少英报雠讫，遂亡命。）。或湿衣以障火（丁兴，会稽人，家近荒野，野火沿烧，兴母老病，乃湿衣覆母，以身障火，身死母存。），或泣血以戢焚（许伯会，萧山人，遭母丧，结庐墓侧。野火将及坟所，乃悲号恸哭，天忽降雨，火则随灭。），或衔哀而庐墓（山阴钟离表、剡郑僧保、诸暨张万和、萧山许伯会、戴恭，皆以庐墓著名。），或负土以成坟（诸暨张孝和、申屠氏女、萧山郭世道、许伯会，并负土成坟。），或以行而名里（剡王知元父丧，哀毁卒，高宗改为孝义里。诸暨贾思会母亡，以至孝闻，有司奏改其里为孝义里。永兴郭世道负土成坟，袁愉表其行，敕改所居里为孝行里。），或以义而旌门（山阴严世期好施慕善，有司奏榜其门曰义行。剡公孙达居丧事母，名闻郡县，诏表门闾。萧山俞仅一门四代，兄弟十五人，老幼八十馀口，为乡里所称，观察使孟简书于《图经》，以励风俗。）。懿矣三女（《齐书》：「会稽陆氏有三女，无男，祖父母年八九十，相继卒，三女自营坟葬，为庵，舍墓侧。），贤哉二娥（曹娥见「曹江」注。国史：朱娥，上虞朱回女也，母亡，养于祖媪。娥十岁，里中朱颜与媪竞，持刀欲杀媪，一家惊溃，独娥号呼而前，拥蔽媪，手挽颜刀曰：「宁杀我，毋杀媪也。」媪脱，娥死，事闻，赐其家粟帛。其后会稽令董偕为娥立像于曹娥庙，四时配享。），处子之孝，凛然可多。节义则黄公居四皓之列（虞翻对曰：「鄞大里黄公絜己，暴秦之世，高祖即祚，不能一致。惠帝恭逊，出则济难。」），魏少英参八隽之俦（少英见《后汉·党锢传》。虞翻曰：「少英遭此屯蹇，忘家忧国，列在八隽，为世英彦。」）。蒙难卫主则有若丁潭（晋丁潭字世康，山阴人。苏峻乱，成帝蒙尘于石头，潭随从不离帝侧。），委身授命则有若王脩（虞翻曰：「句章王脩，委身授命，垂声来世。」）。虞喜躬岁寒之操（晋虞喜字仲宁，馀姚人。太康中诏曰：「喜洁静其操，岁寒不移。」），孔愉洪止足之谋（晋孔愉字敬康，山阴人。史赞曰：「愉洪止足之分，有廉逊之风。」）。或一门死三世之义（虞翻曰：「决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义。」），或一邑萃三康之㳅（山阴孔愉敬康、张茂伟康、丁潭世康，齐唐时人，号会稽三康。）。至若㮤杨柳朱，永宁瞿素，妇节峥嵘，蹈死不顾（朱育对：「其女则松杨柳朱，永宁瞿素，或一醮守节，丧身不顾，或遭寇劫贼，死不亏行。」）。卓行则郑洪、韩说、钟离意、朱隽、戴就举于孝廉（后汉郑洪、韩说、钟离意皆山阴人，朱隽、戴就皆上虞人，并举孝廉。），虞潭、孔奂、沈融、朱仕明举于秀茂（晋虞潭，馀姚人，陈孔奂，山阴人，唐沈融，会稽人，并举秀才。齐朱仕明，剡人，举茂才。）。虞寄起于对策（虞寄，馀姚人，弱冠对策，高第起家。），赵晔推于有道（后汉赵晔，山阴人，举有道。）。陈子公退侵地之藩（会稽陈嚣，字子公，以逊为行，与纪伯为邻。伯窃嚣蕃地自益，嚣见之不言，移一丈以润纪伯。伯觉知患，俱乃还所侵之地。两边俱退，乃为一路。鸿嘉二年，太守右扶风周府君刻石旌表，号曰义里长詹路。），钟离牧拒惭还之稻（吴钟离牧，山阴人，居永兴，种稻二十亩，临熟，民认之，牧遂与稻，后民惭还牧，闭门不受。）。循吏则有还珠孟尝（《后汉·循吏》：孟尝，字伯周，上虞人。为合浦太守。郡无耕稼，所资珠玑，前政贪残，珠徙交趾，尝清洁无求，珠乃还郡。），致雁虞国（孔晔记云：虞国，馀姚人，汉时为日南太守，有惠政。行部有双雁随轩翔舞，及还馀姚，雁奔随归国。卒，雁栖于墓侧，后遂成群，今馀姚有双雁乡。），希铣遗四州之爱（唐康希铣，会稽人，为饶、海、台、睦四州刺史。颜鲁公撰碑，今断碑犹存。），夏香著历任之绩（夏香字曼卿，萧山人。《会稽典录》云：「香历任邑长，皆有声绩。」）。儒学则王充以《论衡》显（后汉王充，字仲任，上虞人，著《论衡》八十五篇。），沈珣以《大义》称（唐沈珣，会稽人，撰《九经大义》百卷。），谢沉、谢承之史学（晋谢沉字行思，山阴人，明练经史，撰《晋书》三十馀卷。承字伟平，亦山阴人，博学洽闻，撰《后汉书》一百馀卷。），孔佥、孔祛之明经（梁孔佥，山阴人，通五经，尤明三《礼》，生徒数百人，三为五经博士。孔子祛亦山阴人，讲《尚书》，听者尝数百人，著《尚书义》二十卷。），贺孝先擅儒宗号（晋贺循字孝先，山阴人，经学第一，为江东儒宗。），虞伯施剸博学之名（唐虞世南字伯施，太宗称世南有五绝，其一博学也。）。文章则孙兴公掞金声之赋（晋孙绰字兴公，会稽人，作《天台赋》，谓友人曰：「卿试掷地，当作金声。」），徐季海挥玉堂之策（唐徐浩字季海，为中书舍人，诏令诰策，皆浩为之。）。晔若春荣则任奕、虞翔（朱育对曰：「文章之士则任奕、虞翔，齐驰文檄，晔若春荣。」），文不加点则四明狂客（唐贺知章字贵真，永兴人，自号四明狂客，醉后属词，动成篇卷，文不加点。）。二贺、二虞蜚声籍籍（唐贺德仁，山阴人，与从兄德基以文辞称，人为语曰：「学行可师贺德基，文质彬彬贺德仁。」虞世南与兄世基俱善属文，时人方之二陆。），吴融十诏成于俄刻（唐吴融，山阴人，昭宗时，为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，帝曾指授叠十许藁，融跪作诏，少选成，语当意详。）。隐逸则严、谢、秦、方、述睿、充符（后汉严光字子陵，馀姚人。晋谢敷，会稽人。月犯少微，星占者以隐士当之，俄而敷死。唐秦系会稽人，初隐于剡，后居泉州南安，人号其山为高士峰。方干字雄飞，今五云门外有方干岛、登波坊，有方干池，皆隐所也。唐孔述睿山阴人，与兄充符皆隐嵩山。），方术则介象、吴范、严卿、夷吾（吴介象字元则，学气术，能于茅屋上煮物而火不焚。吴范字文则，明历数，知风气。晋严卿善卜筮。皆会稽人。后汉谢夷吾字尧卿，山阴人，学风角占候，克日卒。）。丹青则孙遇、道芬（《名画录》：孙遇、僧道芬皆会稽人，以善画著名。），笔札则孔琳、徐峤（宋孔琳之山阴人，徐峤之会稽人，皆善草隶书。），浮屠则道林、灵澈（晋僧支遁字道林，居沃焦山，与王谢诸公游，唐僧灵澈，会稽汤氏子也，工诗，与刘柳善。），神仙则刘晨、阮肇（《续齐谐记》：汉永平十五年，剡县有刘晨、阮肇，入天台山采药，因遇女仙，半年还家，并无相识，验得七代孙，至太康年失二人所在。）。乃有溪上浣纱之女（诸暨有西施浣纱石。），林间舞剑之姝（《吴越春秋》：越有处女，出于南林，越王聘之，问以剑戟之术。」），色白天下（杜诗：「越女天下白。」），气雄万夫（越女论剑曰：「闻斯道者，一人当百，百人当万，王欲试之，其术即见。」）。故勾践复国也，有六千君子（《史记》：「越伐吴，发教士四万人、君子六千人。」），项氏崛起也，有八千子弟（《史记》：「项羽起会稽，得精兵八千人渡江。」今山阴有项里，乃羽与叔父梁避仇之地。），霸有江浙，横行当代。彼二霸之得人，尚斗量而车载，矧历世之人材，亦足明其大槩。逮我国朝，尤号多士，二百年间，不可胜纪。大则杜正献之勋德（杜祁公衍，字世昌，会稽人，谥曰正献。），次则孙威敏之功名（孙大资沔，字元规，会稽人，谥曰威敏。）。姚石郎司元祐之直（姚给事劬，字辉中，山阴人，元祐中为谏官，有直声。），顾内相号江南之英（顾内翰临，字子敦，会稽人。东坡赠诗云：「君为江南英，面作河朔伟。」）。万石云仍，匪建则庆（新昌石氏为东南名族，国朝登第者几三十人。）；二陆棠棣，如云与衡（陆左丞佃字农师，弟傅字岩老，俱有才名，比晋二陆。）。吴先生风高于贺老（吴先生名孜，嘉祐、治平间名士，舍宅为泮宫。今有祠堂存，君子以为贤于贺监一等。），齐职方迹拟于渊明（齐贤良唐字祖之，仕至职方员外郎，退居湖山，名曰少微，自为诗云：「直当山面开三径，平截波心种绿杨。」）。钱氏世贤科之盛（钱内翰易，会稽人，景德三年中制科。子明逸庆历二年、彦远庆历六年并中制科。），史门继衣锦之荣（剡中史氏兄弟相继登科，乡号继锦。）。刘求以义门显（会稽求氏、上虞刘氏，并号义门。），杜赵以处士称（王荆公有《赠越中处士杜醇》诗。赵处士仲渊，祥符中被召，不赴。）。或览古以流咏（故朝奉大夫华君名镇字安仁，尝著《会稽览古诗》百馀篇。），或编图而著名（诸葛深字通甫，总集历代帝王年纪，自三皇至于大宋，编之为图，名曰《绍运》。）。至若联翩桂籍，焜耀簪缨，名登史策，足叠天庭，盖尝询之故老，往往莫识其名矣。故千岩竞秀、万壑争流者，顾长康之言也（刘义庆《世说》云：「顾长康从会稽还，人问山川之美，顾云：『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。』」）；山转远转高、水转深转清者，李浙东之记也（唐李逊《游妙喜寺记》：「越州好山水，山转远转高，水转深转清。」）；瑰奇市井、佳丽闉阇者，白馀杭之诗也（白乐天《和元稹阳明洞天》诗云：「瑰奇填市井，佳丽溢闉阇。」）；忠臣系踵、孝子连闾者，虞功曹之对也（虞翻对王府君曰：「海岳精液，善生俊异，是以忠臣系踵，孝子连闾，下及贤女，靡不育焉。」）。越之山川风物，其大略如此」。子真始惊而疑，卒叹而敼曰：「壮矣哉，盛矣哉！山川如斯，人物如斯，吾未之前闻也。然越在春秋，僻处东夷，夫子作经，𡬯为于越，其人材风俗，固未可与齐、晋、鲁、卫诸列国抗衡也。今有君所称，几不容口。岂昔日远于京畿，含香未越，如王景兴之言邪（王景兴问虞翻曰：「闻玉出昆山，珠生南海，远方异域各生珍宝，曾闻士人叹美贵邦，旧多英俊，徒以远于京畿，含香未越尔。功曹雅好博古，宁识其人邪？翻对云云。）？抑山川降灵孕秀，固自有时邪？抑亦因人作成而致然邪」？有君曰：「昔严朱二子，为汉名卿，昼绣故乡，夹道郊迎，争观快睹，歆艳其荣，故其俗始尚文学而敼功名（严助、朱买臣贵显汉朝，文辞并发，上拜买臣会稽太守，谓曰：「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，今子何如？」买臣顿首辞谢。）。晋王右军为越内史，雅会兰亭，流觞曲水，临池墨妙，辉映千祀，能使遗文感槩君子，故其俗始尚风流，而多翰墨之士（晋王羲之除右将军、会稽内史，以上巳日与谢安、孙绰、许询之流会于兰亭，流觞曲水，自为之序，其末云：「后之君子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」）。唐元微之一代奇才，罢侍玉皇，谪居蓬莱，宾窦邻白，唱酬往来，繇是鉴湖秦望之奇益闻，故其俗至今好吟咏，而多风骚之才（唐元稹字微之，罢相为浙东观察使，辟窦巩为副，巩工于诗，与之酬和，故鉴湖秦望之奇益传，时号兰亭绝唱。微之《州宅》诗云：「我是玉皇香案吏，谪居犹得小蓬莱。」时白乐天守杭，常以诗筒往来，后白赴阙，留赠云：「从此舟人应省事，寂寥无复递诗筒。」）。不独此数君子也。任延、张霸以尚贤为治，而俗始贵士（后汉任延为郡尉，会稽称多士，延皆聘请高士，如董子仪、严子陵，待以师友之礼，郡中贤士大夫争往附焉。张霸为守，表用处士顾奉、公孙松等，其馀有业行者皆见擢用，郡中争厉志节，习经者以千数。）；刘宠、车俊以洁己化下，而人斯尚清（后汉刘宠为太守，郡中大化，召为将作大匠，山阴五六老叟人赍百钱送宠，宠为人选一大钱受之。吴车俊为太守，在公清忠。）。第五伦下令而淫祀之风革（后汉第五伦为太守，俗多淫祀，常椎牛祭神，财产困匮，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，先为牛鸣，前后郡将莫敢禁。伦到官，移书属县，晓告百姓，后遂断绝。），诸葛恢莅政而陵迟之俗兴（诸葛恢为太守，元帝谓曰：「今之会稽，昔之关中，政之所先，君为言之。」恢曰：「今天下丧乱，风俗陵迟，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进忠实，退浮华。」帝纳之，以政绩第一增秩。）。至若李唐，刺史九十八公，首有庞玉，显有姚崇，图经十子，郡绩称雄（《唐太守题名记》凡九十八人，总管庞玉为首，其最显者姚元之，后为开元贤宰相。其以名见于图经者十人：李大亮、窦怀正、薛平、陆亘、杨于陵、李逊、薛成、元稹、王式、式弟⿔。）。国朝逮今，盖百馀政，前有文简，后有文正，题名所记，比唐为盛（《宋太守题名记》始于毕文简公士安，其间显者非一，而尤贤者范文正公。）。承宣得人，风俗斯美，盖亦理之然也」。子真曰：「是诚有之，然皆二千石之事尔，未足多也，愿闻其上者」。有君曰：「昔勾践惩会稽之栖也（《史记》：「越王伐吴，吴败之夫椒，越王乃以馀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。」），痛石室之辱也（《吴越春秋》：「越王入臣吴，拘于石室胆之中，越王服犊鼻、著樵头，斫剉养马。」），蓼目水足，抱冰握火（越王念复吴雠，苦身劳心，夜以接日，目卧则切之以蓼，足寒则渍之以水，冬常抱冰，夏还握火。），采蕺于山（越王为吴王尝恶，遂病口臭，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乱其臭，越人至今以为俗。岑草，蕺也，见前注。），置胆于坐（《史记》：「勾践反国，置胆于坐，坐卧即仰胆，饮食亦尝胆也，曰：『汝忘会稽之耻邪？』」）。葛妇兴歌，名曰《何苦》，其词曰：『尝胆不苦味若饴，令我采葛以作丝（《吴越春秋》：「越王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作布，以献吴王，吴王大悦。葛妇伤越王用心之苦，乃作《何苦》之诗云云。」）』。二十年间，焦心苦志，卒灭强吴，以雪前耻。《越绝》之称，权舆于此（《越绝书》：闻者曰：何谓越绝？越者国之氏也，绝者绝也，谓勾践时也。）。故其俗至今能慷慨以复雠，隐忍以成事。若是何如」？子真曰：「兹霸者之事也，传不云乎，『碎而王，驳而霸』，彼齐威、晋文之盛，犹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，况勾践乎」！有君曰：「昔禹治水之毕，与群后计功苗山，更名会稽，卒而葬焉，祠庙陵寝，于今尚存（《图经》：「禹陵在会稽山。」《吴越春秋》：「禹到越，因病死，葬焉，苇椁桐棺，穿圹七尺，下无及泉，坟高三尺，土阶三等。」《越绝书》：「少康立祠于禹陵所。」）。上有遗井（贺循《地志》云：「会稽山有禹井，去禹穴二十五步，谓禹穿凿，故因名之。」），下有菲泉，过而饮者，莫不发免鱼之叹，兴河洛之思。不独勾践有其烈（《史记》：「勾践有禹之遗烈。」），马侯嗣其功（马臻创立鉴湖。），至今其俗勤劳俭啬，实有禹之遗风。若是何如」？子真曰：「美哉禹功！宜其代舜而有天下也。游于是，穸于是，庙食于是，兹所以化被万世之久也。然说者以为入圣域而未优，其必有大于此者乎」？有君曰：「舜生于诸冯，孟子以为东夷之人，历世逾远，流传失真，太史公以为冀州，然邪，否邪（《史记》：「舜，冀州人」，冀在河南，非东夷也，与孟子之说异。）？然越之邑则有上虞、馀姚（《图经》：夏禹与诸侯会计，因相虞乐于此，故曰上虞。周处《风土记》云：「舜后支庶所封，舜姓姚，故曰馀姚。一曰谓邑有姚丘，即舜母握登感大虹生舜之地。」），山有虞山、历山（《图经》：虞山在馀姚西三十里。一云在上虞之东。太康《地志》云：舜避丹朱于此。历山在会稽东南八十四里。旧《图经》云：「昔舜耕之所。」），水有渔浦三怃（《图经》：上虞县北有渔河，是舜渔之处。又上虞有地名渔滨，虞滨。《水经》：妫石入东海，江里有上中下三怃，言二女降，时妫地高险回曲，使者至险，辄怃然而叹，故曰三怃。），地则有姚丘百官（《风土记》：「舜生于姚丘，去上虞四十里有姚丘，即姚丘也。《新记》云：「《书》『平章百姓』，今上虞有百官里。」《会稽记》：「百官者，丹朱从舜于此。」）。里焉有粟（上虞有粟里，舜时供储在此。），陶焉有灶（上虞有古陶灶，言舜所作。），汲焉有井（舜井在上虞西北三十五里，又有舜水，在县南二百五十步。），祀焉有庙（舜庙在上虞县西三十五里。），皆其遗迹也。意者，不生于是，则游于是乎？舜为人子，克谐以孝，故其俗至今烝烝是效；舜为人臣，克尽其道，故其俗至今孳孳是蹈；舜为人兄，怨怒不藏，故其俗至今爱而能容；舜为人君，以天下禅，故其俗至今廉而能逊。若是如何」？子真矍然离席而立，拱手而对曰：「于戏，噫嘻！尽善尽美，虽甚盛德，蔑有加矣。昔季札观乐而止于《韶》，自《韶》之外不敢观。余问风俗，亦极于舜，自舜之外不复问矣」。无妄先生粲然失笑于旁，曰：「固则子真之问、有君之答也。兹皆古之越，非今之越也。人死骨朽，世变风移，山川虽在，人物已非。前日淳朴变而浇伪，前日廉逊变而争敚，前日勤俭变而矫怠，前日忠孝变而凶悖，尚何执纸上陈迹而譊譊其颊舌邪」？有君曰：「先生之言是也。然风俗不常美，亦不常弊，善焉恶焉，维人是系。今朝廷驻跸东南，越为钜藩，密迩尧天，盖尺五间。帝命重臣，来镇是邦，入境问俗，登堂观风（卧龙山有观风堂。），因舜禹之遗化，明吾君之至仁，布德教于黄堂，变薄俗而还淳。矧何世之无才，亦奚有于古今？子不见夫衔命虏庭，死于王事，如陈公、张公者乎（陈公名过庭，张公名宇发，靖康间为和议使，咸死于虏中。）？议礼靖康，赴难建炎，如华君、傅君者乎（华君名初平，靖康初为太常博士，议礼不屈，事见李参政所作墓志。傅君名崧卿，建炎间虏犯浙东，越守以城降，公举兵赴难，越人赖之。）？是岂异代之人邪？又不见夫姚江陈公（陈公名橐。），所临有声，亦克知退，身名两荣；执政李公（李公名光。），忤意权臣，老于沦落，世贤其人；悯孝蔡子，捐生可悲，同彼旌忠，庙食于兹（蔡孝子名定，父以罪系狱，请代弗许，遂自沉于河，竟脱父罪。事闻乎朝，立庙号悯孝。建炎间，越守以城降虏，班直唐琦奋砖击虏酋，慢骂而死，庙号旌忠。）；隐吏王君（王君名公衮，手斩发冢之雠，自投于府。），斩雠著名，一门可称，贤父难兄。兹固先生目所亲睹也，安知后之视今，不犹今之视古乎」？先生曰：「有君越人也，知越之风俗而已矣。昔子虚夸云梦，乌有先生诧齐，亡是公折之以上林之事。今越未足侔齐楚之大，尚何足以夸之」？有君曰：「昔吴子问柳先生以晋国之事，而柳以晋对；今子真问余以越国之俗，而余以越答，亦各因其所问而及之尔，余岂瞢然无闻无知于越之外哉！今天子披舆地之图，思祖宗之绩，求治如不及，见贤而太息，文德既修，武事时阅，盖将舞干戚而服远夷，复侵疆而旋京阙。余俟其车书仝，南北一，仿吉甫，美周室，赋《崧高》，歌吉日；招鲁公，命元结，磨苍崖，秃钜笔，颂中兴，纪洪烈。迈三五，夐前牒，亘天地，昭日月。于是穷章亥之所步，考神禹之所别，览四海九州之风俗，掩《两京》、《三都》之著述。腾万丈之光芒，有皇宋一统之赋出，回视会稽，盖甄陶中之一物」。无妄先生自知失言，色有馀愧，乃与子真逡巡而避。有君退而啸傲于南窗，有飘飘凌云之气（《梅溪先生后集》卷一。又见单刻本《会稽三赋》卷上，《山堂肆考》卷一二九，《历代赋汇》卷三七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职方典卷九三四，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卷二六九，《南宋文录录》卷一。）。

「登洛思」下原衍「兮」字，据雍正本、四库本、光绪本删。

泫露：四库本同，雍正本、光绪本作「濯露」。

君讳善俊，字俊臣，太宗皇帝七世孙。曾祖仲营，崇信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追封成王。妣，楚国夫人王氏。祖士訔，登进士第，终左承议郎，赠中奉大夫。妣，令人石氏。父不衰，任闽路兵马钤辖，家于邵武，赠大中大夫。母，硕人满氏。君幼力学强记，为文日数百言。年十六，荐名南宫。绍兴二十一年，以取应补承节郎、监南岳庙。又六年中文科，以忠翊郎换左承务郎、南城县丞。三十二年转承事、宣教郎，签书昭信军节度判官厅公事。明敏练达，遇事风生，太守以名闻，孝宗方留意人物，虞丞相允文亦荐君有边帅才。乾道三年，堂选干办诸司审计司。五年，两易提辖榷货物都茶场。六年夏，求补外便亲，知郴州，陛辞，敷奏详华。上喜曰：「宗室乃有斯人」！留为太府寺丞，发左帑奸弊，人服其能。兼权度支郎官，历奉议、承议、朝奉郎。十二月，擢淮南转运判官，分治西路，兼刑狱、茶盐。帅郭振卒，诏君摄事。明年就除直秘阁、知庐州。岁旱，江浙饥民麇至，君既竭力周恤，仍括境内荒熟官田三万六千馀亩，分三十六圩，请凡土著流移视力均给，而贷以牛种。生者予屋，死者给棺。条具未上，诏大理寺主簿薛季宣同君措画，竟亦不能易也。时土旷人稀，招耕户一率费缗钱数十。君因流民仰食，为裁其值，主客俱利，户口日增，严戒团甲队长毋以徭役扰之，仍乞给复五年，大称上意。八年进直徽猷阁，上手札问：「今岁二麦几何？经旱乾者何以振之」？君奏麦已登场，并疏耕种次第。上就委君廉问官吏贪残、刑狱冤滥，其倚信如此。州城旧为虏人所夷，郭振修筑未竟，君自请续其功，诏金陵都统司共图之。君言：「异时恃焦湖以通馈餫，今堙涸当浚，乡兵旧保孤、姥二山且储粟焉，今屋坏当葺，愿辍州财充其费。脱虏败盟，则吾守城之兵饷道无乏，守险之民至者如归矣」。又陈军政三弊及招万弩手补神劲军之阙，稍旌民兵武勇者以励其馀，禁奸人盗马淮北，事多施行。于是大修学校，新马忠肃、包孝肃公祠，广姚兴庙，春秋奉尝，文武之士归心焉。诏以职事入觐，上嘉奖再三，遂令再任。九年春，召为考功员外郎，年劳边赏，转朝散郎、朝奉大夫。七月，罢主管台州崇道观。才半岁，上思君筹边，复召赴阙，道除知襄阳府。其临遣也，谕以「虏泛使在此，故择重镇付卿」，加直龙图阁，淳熙元年也。至则治民整军如合淝时。亦有盗马北界者，对境执以来，君受而戮之，边人畏服。转朝散大夫。十二月移漕淮东，士民挽留，间道乃得去。以亲老请閒，徙知婺州，未上，求守瓯宁，去家仅二百里。三年，奉双亲开府，闽人以为荣。君因俗而治，痛惩不举子者。凡产育给金谷如格，仍捐俸助之。会淮西再谋帅，四年复知庐州。君言：「和好不可恃，戍兵不可不增，城濠不可不浚。军士屯田费大利微，罢之便」。上以为然。孙叔敖芍陂、西汉七门堰，溉田不赀，君推寻故迹，募民修复。属邑坊场河渡已输正钱，又取羡入公帑，君皆蠲之，淮人迄今有遗爱。六年，恳求归养，诏与便郡，迁朝请、朝议大夫。俄丁外艰。服除，主管武夷山冲佑观。十三年，起知鄂州。上曰：「武昌凋敝，藉卿抚摩，行召卿矣」。未至，南市大火焚万室，客舟皆烬，溺死千计。君驰往视事，辟官舍、出仓粟，以待无所归之人。弛竹木税，开古沟，创火巷以绝后患。僚吏争言用度将不足，君曰：「吾且瘠己肥人」。凡燕游馈遗、册例所供，下至车骑鼓吹一切省去。未几，公私交裕，亟代民输税役麦子一年。郊恩封祥符县开国男，食邑三百户，转中奉大夫。十四年再守瓯宁，奸滑乘谷贵导饥民群趋富家发其廪，监司议调兵掩捕。君曰：「是趣乱也」。揭榜许自新，而谕有力者平其价，人以安堵。邑尉获盗希赏，笞掠抵重坐，君平反十三人。俗喜斗杀，君按甲令禁私造军器，置义冢以葬旅柩，皆画旨行之。十六年，豫章阙帅，上亲用君，会枢臣出镇，改闽漕，引乡嫌移江西转运副使。寿康皇帝覃恩，转中大夫。初议减月桩，君言：「及州不及县，则县仍迫取于民，犹不减也。如本道隆兴岁取十四万缗，抚州半之。州不能足，率均外邑，而邑之多寡自不均。宜通一路裁额若干下之漕臣，酌郡县偏重者均减之，实惠乃可及民」。又奏：「和买已百科，从而折变，益以糜费，其数反重于正绢。江州德化县倚阁逃户税，而总领所犹督折帛，请并议蠲减。诸州黠卒遇赦还为民害，宜听其留，不则改刺铺兵」。凡所献明，见谓合宜。阅半年，除帅湖南，首乞择郴、桂守臣而赏其有治理效者，严拣中禁军教阅而劾事艺不应格者。其后皆如君言。凡代纳潭州属县经总制钱及放折米、折粳、脚头等万计，又代输善化县两乡营田米二分，湘阴荒田正米五百斛，停醴陵渌水渡钱，补以州用。攸县旧科黄河铁缆岁万六千缗，其二留州，君既不取，其一送使，复为丐免。其加惠斯民多类此。会臣僚请诸道节州费宽属县，君曰：「是吾心也」。又减七万缗。巫唐法新假神言易卜者诅其妇翁刘子光，子光忿甚，募人支解易沈之江。狱成，以尸不经验奏裁。君曰：「是可贷乎」？卒请杀之。因毁淫祠，勒他巫改业。治行转闻，绍熙二年，迁秘阁修撰，招军赏赐服金紫。召还，在道差知镇江府，易泉州。将赴，丁母忧，追慕切至，筑蓼庵以居。甫免丧而卒，庆元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也，享年六十有四。妻令人黄氏，佐君侍亲以孝称。子男三人：汝将，迪功郎、抚州司户参军；汝石，受命而夭；汝正，从事郎、监泉州在城盐税。女二人：长适从政郎、兴化军兴化县令谢好古，次早死。孙女一人。明年十月庚申，葬邵武军邵武县大坂之原。君风仪秀整，襟度坦夷，与人交缓急尽力。年壮气盛时以功名自期，尤喜论事，如谓相位不可久虚，日中黑子，郡国地震，当饬边备。孝宗每嘉之，屡欲用君。因奏：「进士、任子自分两涂，仕州县者不相下，盖繇阶带左右，流弊至此，顷杨时尝论之。今华贯清涂非进士自不可至，岂在二途？宜如元丰官制」。有旨从之。自后每为议者所指，无里言矣。所著诗文二十卷，藏于家。余识君三纪，中尝同朝，晚代君守长沙，嘉其整暇，又能集名士裒《图志》五十二卷，贯穿古今，自为之序，益知其才之高。汝将等以司马衍󰜐状求铭，乃为铭曰：

昔在裕陵，作成宗英。养而教之，以义济仁。粤踰百年，应若麟趾。儒猷吏方，与寒畯齿。君才有馀，皇眷实纾。三驰牡辔，四提帅符。声名孔昭，光我帝系。猗欤盛哉，本支百世。

圣人之道，宁无经而合于经，不可执经而乱大义。非不知经，不知道也。道者经之本，皇帝之经效，而伯则其浅也。昔者圣人，其帝五帝也，其王三王也，未有五经之言，五经之效著矣，斯无经而合于经也。秦汉而下则执经而乱大义也，其弊皆起于不知经，与知之而不深，或知而入于异端也。汉四百年，可谓久矣。可称者文帝也，而黄老乱之；可称者宣帝也，而伯道杂之。其后若元帝，虽通经而泥于经，汉氏衰矣。此执经而乱大义也。章帝、成帝犹元帝也，故汉无可称，帝王之效何有哉！唐三百年，可谓久矣。太宗可称也而惑辞章，元宗可称也而惑庄老。文宗于唐犹元帝于汉也，肃宗、代宗犹文宗也，此执经而乱大义，帝王之效何有哉！故二代之弊，皆起于不知经，知之不深，而流入于异端也。呜呼，五帝三王虽无五经而有经之效，愚以此不为无经也。两汉之君虽务通经而无经之效，于经无益也，皇帝三王之道何自至哉？若夫晋、宋、隋、魏南北之君，一话一言，流入词章，两汉罪人也，惭德多矣。传曰：六经之文积案盈箱，俱是风云，文衰如此，何暇经乎？故宋明、梁武、宋文、周武、魏文、陈后帝、隋文帝，其名知经者，亦知章句也。洁静精微之于《易》，温柔敦厚之于《诗》，疏通知远之于《书》，经纪治乱于《礼》、于《乐》、于《春秋》，可知而不知也。皇帝王之道，求之于此，斯妄也矣。呜呼，其父爱盗，其子必且行劫。彼时君执经而乱大义，其臣为章句之儒，何怪乎！虽然，公卿大夫则有矣，愚伤其不多，且伤其不用也。汉有贾谊，唐有陆贽，其言六经之效，非执经而乱大义也。故陆贽辩于谊，谊之术则王术也。传曰：「贾生言尧舜，陆贽言仁义」。非帝王之道，何自出哉？此相望孔孟，更驾合辙也。或曰：「孔子所尽心《春秋》、《易》也，孟子所长则《诗》、《书》也」。孔子千里问礼于周，学乐于弘，孔子于他经，岂容易哉？如以孔子尽心于一经，则行在《孝经》者，二经又非《孝经》之行矣，如此其安乎？若轲之长则无所不长也，而止云《诗》、《书》。彼轲长于譬喻，亦尽出于《诗》、《书》乎？此诸儒之说，执经而乱大义也，故失之诬，失之愚，失之贼。非圣人之经失也，解经者之失也。愚断之曰：执经而乱大义也，不知经者也。呜呼，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

据都昌县税户董翌等状：「伏睹本军榜示询访先贤事迹，数中一项：晋侍中、太尉长沙陶桓公兴建义旗，康复帝室，勤劳忠顺，以没其身。谨按图经，公始家鄱阳，后徙寻阳，见有遗迹在本军都昌县界，及有庙貌在本军城内及都昌县，水旱祷禳，皆有感应。未委上件事迹是与不是诣实。且翌等系都昌县居民，县境之南北的有陶桓公庙二所，其神聪明正直，阴有所助。庙貌建立年代深远，逐时居民商旅祈祷，无不感应。及本县管下并邻近州县等处，遇春夏阙雨，乡民诣庙祈求，立有感应。兼本庙边临汇泽大江，水势湍急，纲运舟船往来祈祷，风涛自然恬静，前后庙记声述分明。今来翌等不敢没其实，陈乞详酌，具录陶桓公灵应事迹，保明奏闻，乞加封号」。本军所据前项状述，寻行下都昌县，勘会得董翌等所陈委是著实，保明申军。及缴到江南刘羲仲所撰公赞曰：「晋太尉陶桓公侃有大功于晋，读其书，凛乎若见其唱义于武昌，破石头，斩苏峻，何其壮也！东坡苏公尝为予言，桓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，《晋史》书折翼事，岂有是乎？且就其说考之。桓公梦生八翼，登天门，九重登其八，阍者以杖击之，坠地折左翼。及握彊兵，居上流，潜有窥觎之志，辄思折翼之祥，自抑而止。心之所寓者为志，神之所寓者为梦，何自而知其然哉？至其书梅陶，称机神明鉴似魏武，忠顺勤劳似孔明，岂不信哉？魏武起徒步，唱义兵，非若桓公威名之著也。以汉德之深，磐石之固，可折箠驱之，以息天下之祸，非若成帝削弱之资也。董卓之乱，未必大于苏峻；魏武之功，未必过于桓公。保兖州以为固，挟天子以为资，其意安在？则其托兴复以为名，是乃窥汉之计也。名莫大乎忠孝，分莫大乎君臣。若魏武无忠臣之节，其所谓机神明鉴者，奸雄耳，桓公岂其比乎？始苏峻之祸，贼将害其子者，冯铁也。冯铁奔石勒，为戍将。石勒畏桓公之彊，杀冯铁。石勒自以为一时豪杰，标置二刘之间，俯视曹孟德、司马仲达而气出其右，顾畏桓公如此。桓公没，距今几千年，所在庙祀之。都昌县南北庙为尤盛，庙屡废而屡兴，由其有功德于斯民者厚也」。又缴到近世抚州布衣吴澥所著辩论曰：「卓哉，陶士行之独立也！方魏晋之际，浮虚之俗摇荡朝野，一时闻人达士、名卿才大夫莫不陷于末流，罔知攸济。唯士行深疾时弊，慨然有作，蓄其刚毅沉厚之气，秉其忠悫贞固之节，以与流俗争衡。虽动而见尤，所向白眼，一入仕途，荆棘万状，而方寸耿耿者，未始少渝，终日运百甓于竹头木屑间，纤悉经营，虽一束之穟，劬劳不怠。当时名士观之，宜若老农俗吏，无足比数。而士行确然为之不屑也，卒能恢廓才猷，立功立事，以大庇斯民，当晋室横流之中，屹为底柱。自非明智独立，安能臻此哉？然览庾亮之传，应詹之书，则疑侃有跋扈之心；观温峤之举，毛宝之谋，则见侃有顾望之迹。比至洒血成文，登天折翼，动可疑怪，岂有是事也哉！此盖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。加以苏峻之诛，庾亮耻为之屈，既士行溘先朝露，后嗣零落，而庾氏世总朝权，其志一逞，遂从而诬谤之耳。秉史笔者既有所畏，何所求而不得哉？是其旁见曲出，乃所以證成其罪也。然观士行义旗既建，一麾东下，子丧不临，直趋蔡洲，一时勤王之师蔑有先者。暨元勋克集，实主斯盟，而退然不有，旋师归藩。既坐拥八州、据上流，己重泰山，晋轻鸿毛，移其宗社，曾不反掌，而臣节益修，未始擅作威福，以自封殖。朝廷惮其勋名，每加疑备，而士行泰然，曾不少芥胸次。及末年卧疾，封府库而登舟，举愆期而自代，视去方伯之重，不啻脱屣，其臣节终始夷险，无一可訾。穷晋二百年间，卓然独出，不忠之迹，果安在哉？今舍其灼然之实而信其似是之虚，岂可谓善观史也哉！嗟乎！自古欲诬人而不得者，必污以闺房之事，以其难明故也。今《晋史》欲诬士行，而乃以梦寐之祥，是其难明殆又甚于闺房哉。然不知士行而实怀异志，则如此梦寐之祥，正合自知耳，人安得而知之？《晋史》以此待士行，其智果不得与小儿等，其说固不待攻而自破云」。本军今检准乾道重修令，诸道释神祠祈祷灵应，宜加官爵封号庙额者，州具实事状申转运司，本司验实保明。及详本县缴到文字，所以发明公之心迹，尤为明白，有补名教，理宜褒显。而公位登三事，爵冠五等，当时所以品节尊名者，亦已称其行事之实。今据士民陈请在前，欲乞朝廷详酌，采其行事，特赐庙额，以表忠义，更不别赐爵号，须至申闻者。右谨具申转运使衙，伏乞照会，详酌前项所申事理，依条施行。伏候台旨。

《春秋》于鲁桓书「至」，至者，以礼至于庙也。春秋之时，典礼大坏，时君能以礼至于庙者无几，史书之，圣人无敢削焉。是，之也。说者谓危之，凿矣，左氏近之矣，而亦未有以明其为道。鲁桓天下之大恶也，何道之有？盖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。圣人如天焉，无私好，无私恶。鲁灭大恶，圣人已著其罪，所以明其非道，非私恶也。至于至庙一节，犹知遵礼之善，犹知有祖庙也。虽其中心之藏未必果出于诚，而其事则礼也，圣人知所是也。是者是道，非者非道。《春秋》不以善掩恶，不以恶掩善，终不以桓公弥天之恶掩其毫毛之善，以善者道之所在，圣人不得不明之也。《春秋》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斯道，非为《春秋》之君臣设也，为万世设也。

《春秋》为明道而作，所以使天下后世知是者是道，非者非道。而诸儒作传，不胜异说，或以为尊王贱霸，或以为谨华夷之辨，或以为正名分，或以为诛心。凡此固《春秋》所有，然皆指其一端，大旨终不明白。子曰：『吾志在春秋』。于二百四十二年扰扰颠倒错乱中，而或因或作，是是非非，靡不曲当。所是是道，所非非道，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皆所以明彰大道。古诸侯无私史。《周官》小史掌邦国之志，《费誓》载《周书》，汉汝江沱之诗编诸二《南》。自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三史作，而诸侯有私史矣。孔子因之，道之变也。

《春秋左氏传》襄四年穆叔如晋一章，与《国语》大同小异，义不甚同。《大戴记》与《家语·王言》等篇亦大同小异，义亦大殊。以是知尽信书不如无书。书难尽信，于是甚明。

《春秋》人物多贤，而吴季子、晋成鱄，其言某尤心敬焉。季子请观周乐，使工为之歌，至歌《颂》，曰：「至矣哉！直而不倨，曲而不屈，迩而不偪，远而不携，迁而不淫，复而不厌，哀而不愁，乐而不荒，用而不匮，广而不宣，施而不费，取而不贪，处而不底，行而不流。五声和，八风平，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」。季子非有道，安能为此言？成鱄曰：「《诗》曰：『维此文王，帝度其心。莫其德音，其德克明。克明克类，克长克君。王此大国，克顺克比，比于文王』。心能制义曰度，德正应和曰莫，照临四方曰明，勤施无私曰类，教诲不倦曰长，赏庆刑威曰君，慈和遍服曰顺，择善而从之曰比，经纬天地曰文」。某甚有味乎应和之莫，照临之明，经纬天地之文也。

秦穆公欲立重耳，穆公之心本善也，公子絷以利说之而移。晋夷吾欲从兄于翟，夷吾之心本善也，冀芮以利说之而移。兹利也，乃害也。韩原之战，穆公几为韩简所止，徇絷之说，以至于此也。夷吾虽以不正得国，身陷于恶，子不免戮，害孰甚焉！

汲古问：「《春秋》经有书『王正月』，有不书『王正月』，此是略阙文否」？先生曰：「十一公之元年皆书『王正月』，惟桓公三年而后不书『王』，定公元年不书『正月』，而书『王三月」』。汲古云：「未达其义」。先生曰：「不书者，非脱阙也。孔子削之也。子曰：『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』。即此类也。盖《春秋》法甚严而亦甚宽。鲁桓弑君，周王当诛之，至三年而王不能诛，始不书『王』。鲁昭公之见逐于三家，薨于乾侯。逐虽轻于弑，既七年矣，故定公元年不书『王正月』，明王不能正三家之罪而讨之」。汲古见《庄子》云，仲尼曰：「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命也，其一义也。子之爱亲，命也；臣之事君，义也。事其亲者，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。事其君者，不择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」。汲古谓：「忠孝名虽异，而实无异。如以有二言之，恐非圣人语。孔子曰：『资于事父以事君，而敬同』。又曰：『以孝事君则忠』。又曰：『君子之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』。庄子以一命一义而分忠孝，以为圣人语，诚难取信」。先生曰：「忠孝一心，无惑于异论。如周曰以无为首，又曰物不胜天久矣，是皆自纷纷于意虑之间，岂知乎孔子！曰「天下何思何虑」，又曰「汝神将守形，形乃长生」。既谆谆言无物之妙，而又曰守形，陋矣，又自矛盾矣。

汲古问：「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，许世子止弑其君买，以进药致祸，何《春秋》书弑其君？《左氏》曰：『许悼公饮太子止之药，卒，太子奔晋，《书》曰弑其君』。《公羊》曰：『曷为加弑？讥子之道不尽也』。《谷梁》曰：『弑，正卒也，正卒则止不弑也』。何三《传》皆言止不弑君」？先生曰：「礼，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。如君有疾饮药，臣先尝之。亲有疾饮药，子先尝之。许止不慎不敬，轻果进药，致此大祸，虽奔而弃位，未踰年而卒，足明其心，而《春秋》犹加之以弑名者，所以明道也。夫人心自善，自清明谨重，必不轻进其药于君亲。惟其意动而昏，不敬不谨，故轻进药于君亲，而不免此祸。许止虽未踰年而死，亦不足以赎弑君之罪者。孔子不削，欲使后世深思力索，求免此罪，必至于复吾本有之道心，则静重敬谨，自备万善，自绝万过，自信其可以免矣」。

善誉闻险要视平地，攻与守属诸人。古今之地未始殊绝，而或得或失者，人事之不侔也。自三国以迄于陈，南北攻守之变备矣。其事可览而类也，□其地不可不考而图也。览古之事，以考今之地，□为有用之学哉。难之者曰：「古寻阳本治江北，而今在江南，自温峤始徙也；古当涂本以涂山为邑，而今在姑熟，晋成帝迁之也。是郡邑之不常，未易以今究也。古骆谷道自盩厔南通汉中，今塞矣，唐武德间所开，非必汉魏之旧也；古巢河水北流合于肥河，今堙矣，吴魏舟师之所由，不可见也。是川陆之不常，未易以今论也。若此之类，不胜殚举，则此书欲以有用，无乃几于无用也」？吁！杜征南预以晋之郡国而释《春秋》之地名，颜秘监师古以唐之州县而注汉、秦之疆域，其曰未详者，不害为阙疑，而二书遂瞭然于千载，而以古今之难穷为诿，而不尽其心哉！故因《通鉴》编年，参之正史，以类南北之武事；即地理之书，考之今日，以究攻守之所在。既载其事以论之，又为图于前，以便稽览。虽曰昔人遗迹不无湮灭，而古今地志亦或疏略，然寻文□图，可考者十常八九，其所未究则阙之，以俟博□，于史学不为无补也。唐太宗有言曰：「以古为鉴，可知兴替」。而光武系隆炎汉，廓清六合，实有感于披舆地图之日，则是书之有用，将不止为观史之助焉。赵善誉谨序。

晋中兴，称王谢，一导而二安石，皆以不能恢复中原责之。窃以为过矣。当典午不竞以来，士大夫慷慨立事，志远而才短，否则清谈高视，漫不以世务介意。有人焉如导、安沉浮委折于群儿角逐之内，焉得不贤？然自王敦、桓温之徒，扰乱王室，其来也如归，其去也如寄。敦不病笃，导不敢称其死；温不病笃，安不敢缓其篡。江左之不亡幸耳，乃欲责之擒刘曜，枭石勒，醢苻坚，而轘姚苌，无乃过耶？按导以识量清远之资，识元帝于潜龙未用之时。在洛阳则劝其归藩，镇建业则劝其兴复。患难未除，则讨陈敏馀党以振起之；士论未归，则引名贤骑从以厌服之。勠力王室，不肯作楚囚对泣。去非急之务，行清静之政，置谏鼓，立谤木，使晋氏偏有东南，称制者十有一帝。导身相三君，每见亲任辅佐，中兴之功不可掩也。安神识沉敏，风韵调畅，渔弋山水而不以为遁，禁锢终身而不以为困。一旦居公辅之寄，任弼谐之责，镇以和静，御以长算，不存小察，宏以大理。戒秦任商鞅之弊，沮桓冲勤王之师。身退广陵，志在东山。安之出处本末，指不多屈。论中兴而数导、安，诚不为过。然尝怪导以得君行志之秋，委以大义灭亲之事，逆臣王敦近在门内，不以杀管、蔡之例为比，又从而纵臾之。导之踪迹，不可以缕数也。敦之举兵内向也，专以刘隗、刁协为名。人徒知隗、协二子与敦不相好耳。考其本末，则导初相元帝，亲近无二。及刘隗用事，渐见疏远。协崇上抑下，为王氏所嫉。敦既作逆，隗又请诛王氏。导之切齿二子，非特一日。则举兵而诛隗、协，不可谓非导之意矣。敦之录尚书事也，召周顗、戴渊问之，畏其人望，犹欲使为公辅。顗尝极力救导，导不知，故敦三问于导，而导皆不答。欲杀顗而滥及于渊，久乃自悔。则无罪而诛顗、渊，不可谓非导谋矣。温峤、陈敦逆状，敦深恨之，移书于导，以为太真别来几日，已作如此等事。明帝在东宫，敦欲废之，问及百官，声色俱厉。逆折奸谋，惟温峤一人耳。导与峤孰亲于敦，不闻有所正救。设使无故而废太子，导得以辞其责哉？此犹可也。王彬、王舒皆王氏之党也，彬尝数敦之罪，祸及门户，导实在坐，反欲使彬谢过。王含、王应既败，舒使人迎而沉之。自刺史而累迁，不过为会稽内史，封爵且不及焉，导之不乐于敦败明矣。夺祖逖之事权，谁实为之？知刘琨之死而不问，谁实纵之？以中兴风鉴自任，使天下之有志者皆不得志。导固本无反谋，而心之所欲，每与王敦、苏峻合。大抵导之遇事，往往多其私意，望其公正耿介，断不可得。是以明帝在殡，嗣皇未立，群臣议进玺于成帝，导受顾命，乃独以疾不至。其后舆疾而来，则卞壸实迫之也。成帝之逼迁石头，导实失其故节。其后遣人取之，曾无赧容，则陶侃实讥之也。郭默贼杀刘胤，导即以豫州赏之。其后斩默父子，始服公论，则陶侃实专之也。庾亮以帝舅执朝柄，趋势者多归之。导既不平，每有「元规尘污人」之叹。则苏峻之攻庾亮，知中朝之有隙也。亮之不为刘隗、刁协，适不与导谋耳。成帝每幸导宅，下车先拜，又拜其妇曹氏，受之不疑。侍中孔恒密表其非，可以愧矣。导闻之乃曰：「王茂弘驽疴耳，若卞望之之岩岩，刁玄亮之察察，戴若思之峰岠，当敢尔耶」？则卞壸之死于先锋，亦导之所不与也。孔恒之不为卞壸，适未有隙耳。元帝以敦、导、顗、协、渊为腹心，明帝以导、亮受遗诏，不杀不逐，导意不止。导为累朝大臣，官至司徒、丞相、太傅，权至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假黄钺，爵至郡公，号至仲父，其他如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给班剑鼓吹羽葆，皆非人臣所常得。坐视贼臣犯阙至再三，遂至蒙尘天子，陵辱妃后，其初始于争权，而其后乃至于党亲。苏峻之后，以为天下莫己若矣。每发一言，举坐莫不赞美，喜同恶异，不恤国事，文中子之所谓敬犹有遗论焉。谢安以简得名，故迹之着于外者犹有限。其望尘而拜温也，人或以为怯矣。其以壁后置人而却温也，人或以为勇矣。得捷书而不动声色，人或以为静。过户限而不觉折屐，人或以为躁。大要仕进之心，始于桓温之辟召；却敌之谋，亦出于玄琰之尝试。挟恩威则易掣肘，决胜败则难肆志也。王彪之之沮新宫也，得其道矣，安辞屈而犹或为之，不可谓服义。武帝之立精舍于殿内也，失其道矣，安坐视而不能止之，不可谓守正。然方之于导，犹在可贷。导之才实过于安，而其事之着见乃复若此。士大夫适遭其逢，固有幸不幸者。苟不出于己私，而以公道行之，始可以论幸不幸矣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