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图号文惠师秘演者过我，道欧阳永叔为其作诗序，苏子美贻之诗。永叔悲演老且衰，子美有「惜哉不栉被佛缚，不尔烜赫为名卿」之句。予识演二十年，当初见时，多与穆伯长游。伯长明峻，人罕能与之合，独喜演。演善诗，复辨博，好论天下事，自谓浮图其服而儒其心。若当世有势力者冠衣而振起之，必荦荦取奇节。今老且穷，其为佛缚，讵得已邪？伯长小州参军，已死；演老浮图，固其分。演之再来京师，不饮酒，不与人剧谈，颇自持谨，与世名浮图者不甚异。演之心岂与年俱衰乎？永叔因石曼卿始以知演，见其衰而闻其壮所为，是以为之悲。然演始健于诗，老而愈壮，不知年之衰。予闻诗发于中，宁相戾邪？岂演老益更事，且不预世故，遂汩汩顺流俗，其外若衰，其中挺然，独于诗乃发之邪？演诗既多，为人所重，演亦不自爱之，数客外方，颇逸去，录之凡三百馀篇云。河南尹某序。

战国世，燕最弱。二汉叛臣，持燕挟虏，蔑能自固。以公孙伯圭之彊，卒制于袁氏。独慕容乘石虎乱，乃并赵。虽胜败异术，大概论其彊弱，燕不能加赵，赵、魏一，则燕固不敌。唐三盗连衡百馀年，虏未尝越燕侵赵、魏，是燕独能支虏也。自燕覆于虏，虏日炽大。显德世虽复三关，尚未尽燕南地。国初，虏与并合，势益张，然止命偏师备禦。王师伐蜀伐吴，泰然不以两河为顾，是赵、魏足以制虏明矣。并寇既平，悉天下锐，专力于虏，不能攘尺寸地。顷尝以百万众驻赵、魏，讫敌退莫敢抗，世多咎其不战。然我众负城，有内顾心，战不必胜，不胜则事亟矣，故不战未当咎也。原其弊，在兵不分。设兵为三，壁于争地，掎角以疑其势，设覆以待其进。边垒素固，驱民以守之，俾其兵顿坚城之下，乘閒夹击，无不胜矣。盖兵不分，有六弊：使敌畜勇以待战，无他支梧，一也；我众则士怠，二也；前世善将兵者，必问几何，今以中才尽主之，三也；大众傥北，彼遂长驱，无复顾忌，四也；重兵一属，根本虚弱，纤人易以干说，五也；虽委大柄，不无疑贰，复命贵臣监督，进退皆由中御，失于应变，六也。兵分则尽易其弊，是有六利也。胜败兵家常势，悉内以击外，失则举所有以弃之，苻坚淝水、哥舒翰潼关是也。是则制敌在谋，不在众。以赵、魏、燕南，益以山西，民足以守，兵足以战，分而帅之，将得专制，就使偏师挫衄，他众尚奋，讵能系国安危哉？故师覆于外而本根不摇者，善败也。昔者六国有地千里，师败于秦，散而复振，几百战犹未及其都，守国之固也。陈胜、项梁举关东之众，朝败而夕灭，新造之势也。以天下之广谋其国，不若千里之固，而袭新造之势，徼幸于一战，庸非惑哉！兵既久弭，士大夫诵习，谓百世不复用，非甚妄者不谈。然兵果废则已，傥后世复用之，鉴此少以悟世主，故迹其胜败云。

国家割弃朔方，西师不出三十年，而亭徼千里，环重兵以戍之。虽种落屡扰，即时辑定，然屯戍之费亦已甚矣。西戎为寇，远自周世。西汉先零，东汉烧当，晋氐、羌，唐秃发，历朝侵轶，为国剧患。兴师定律，皆有成功，而劳弊中国。东汉尤甚，费用常以亿计。孝安世，羌叛十四年，用二百四十亿。永和末，复经七年，用八十馀亿。及段纪明，用裁五十四亿，而剪灭殆尽。今西北四帅（泾原、邠宁、秦凤、鄜延。），戍卒十馀万。一卒岁给，无虑二万（平骑卒与冗卒，较其中者总廪给之数，恩赏不在焉。）。以十万较之，岁用二十亿。自灵武罢兵，计费六百馀亿，方前世数倍矣。平世屯戍，且犹若是，后虽无他警，不可一日辍去，是十万众有益而无损期也。国家厚利募商入粟，倾四方之货，然无水漕之运，所挽致亦不过被边数郡尔。岁不常登，廪有常给，顷年亦尝稍匮矣。傥其乘我荐饥，我必济师，馈饟当出于关中，则未战而西边已困，可不虑哉？为今之计，莫若籍丁民为兵，拟唐置府，颇损其数（按唐府兵，上府千二百人，中府千人，下府八百人。）。又今边鄙虽有乡兵之制，然止极塞数郡，民籍寡少，不足备敌。料京兆西北数郡，上户可十馀万，中家半之，当得兵六七万。质其赋无他易（赋以泉石者，不易以五谷。），畜马者又蠲其杂徭。民幸于庇宗，乐然隶籍。农隙讲事，登材武者为什长、队正，盛秋旬阅，常若寇至。以关内、河东劲兵傅之，尽罢京师禁旅。慎简守帅，分其统，专其任。分统则柄不重，专任则将益励。坚于守备，习其形势，积粟多，教士锐，使虏众无隙可窥，不战而慑。《兵志》所谓「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」，其庙胜之策乎！

宗庙世数，先儒论之甚详，历朝颇以七世为允，此不复议。然郡国建庙，及陵寝之制，可得概举。自汉世，郡国始立祖宗庙，及从叔孙议增建原庙，则京师祖庙有二。若夫陵寝之制，则因秦代而寖广之（古不墓祭，秦王起寝墓侧。汉因之，诸陵寝皆以晦、望、二十四气、三伏、社、腊上饭。后汉以正月车驾上原陵，如元会仪。）。独显宗遗制，无起庑居，故张辅称之曰显节陵，扫地露祭，欲率天下以俭也（魏武高陵，依汉立祭殿，黄初三年诏罢之，以从先帝俭德之志。自是园邑寝殿遂绝。）。唐氏陵寝，颇循汉制（永徽二年制：献陵三年之后，朔、望上食。昭陵依献故事。）。唯景龙世，特丰昵庙（景宠二年，博士以诸陵日祭非古，诏乾陵朝晡追奠，昭、献二陵，每日一祭。御史进贞观式，春秋仲月遣使巡陵，武后朝，每四季月并诞辰、忌日，遣使诸陵起居。敕乾陵冬至、寒食遣外使，忌日遣内使。诸陵准贞观式。）。至于西都行幸，并建太室（中宗后，两京太庙，四时俱享。自后议者纷焉，大旨有三：一曰必有其庙，时享之日，以他官摄：二曰建庙主而不祭，皇舆时巡，则就享；三曰存庙瘗主，驾或东幸，则饰齐车奉京师群庙之主以往。议不决而罢。）。今举汉、唐之典，迹其制度，大率主于隆而不主于杀也，岂非笃孝思之意，广亲亲之恩乎？然观夫先王之致孝也，极乎配天，盛乎禘祫，致精明之德，躬祼献之礼，重之慎之，尽夫至诚而已。若乃盛日祭于园寝，委时享于下国，虽美物备致，而至诚不笃，与夫《周颂》所称，不其异哉！

汉史书元帝优游不断，为衰世之戒。夫揽御臣之柄，以强主威，孰不由断哉！然断者，或审之以昌，或任之以亡。周公忍亲亲之诛，尼父行伪辩之戮，汉祖从挽辂之说，审于己者圣，审于人者明也。商辛酷忠良之刑，桓、灵极党锢之狱，任于己者暴，任于人者昏也。是故天下惑之，我行之，审于己也；我惑之，正人庄士言而从之，审于人也。天下贤之，我戮之，任于己也；我惑之，嬖幸近习言而听之，任于人也。与其断而不审，不若优游之愈也。呜呼，圣或所不能，暴或所不为，若昏与明，后世其鉴哉！

刑罚世轻世重，其来尚矣。降三代称治，莫盛有唐。唐之宪令，大较施于今，不甚异。而贞观中，天下断死刑止数十，其治至矣（贞观四年，天下断死刑二十九人。）。国家两河罢兵三十年，民力不罢，仍岁丰稔，而断重辟，岁过二千（天圣元年至三年，或二千七百，二千四百，下乃二千二百。）。圣君慈仁，未尝以威怒肆一不辜，其请传死者，率用恩贷，昔帝无以尚此。然断狱烦简，何其辽哉！夫今之罪，丽于死者，贫十居九。非贫不忌法，盖其自爱不笃也。夫南亩之民，储一岁之备者，十鲜一二。其次榷钱富室，出倍称之息；其次质产入租，及为人佣；下乃转徙他郡，壮者丐兵，弱者丐食，不幸为盗贼，穷矣。今岁杀盗千数，而为盗者十不一死，是天下盗常数万也。远惟徐乐忧天下之患，可为深戒。至若山泽之利，古未榷者，复尽锢之矣。故民轻于犯禁，狃于变诈，势使然也。国家尽地力，笼物货，非以自奉，顾用度广尔。今天下有承平之名，而不免兵兴之费，虽欲轻敛弛禁，亦未免也。彼贞观世，西夷非素弱也，警急非无备也，文物制度非暂削也，何德而及此？亦御之有术而已。今欲师贞观之省刑，莫若究其源，其源在谨兵籍、制经用而已。夫兵食不浮，国用不冗，然后赋敛可轻，山泽可弛，人人自爱而重犯法也。如不究其源，虽日下钦恤之诏，察大小之狱，欲犯法者不冤则庶矣，期于刑省，不其难哉！

今太学生徒，博士授经，发明章句，究极义训，亦志于禄仕而已。及其与郡国所贡士并校其术，顾所得经义，讫不一施，反不若闾里诵习者，则师道之不行宜矣。若俾肄业太学者，异其科试，唯以明经为上第，则承学之士，孰不从于师氏哉？议者欲郡设学校，诚甚高论；然天下业经以万数，而传师学者百不一二。不澄其源，虽置之无益也。又卿大夫家阶赏典得任者，其年及程，止校以章句为中格，急用补吏，非志学者不能自勉。故门选益衰，世德罕嗣，废学故也。《周官》师氏掌教国子，盖公卿大夫子也，今祭酒实其任。谓由门调者，宜籍于师氏，策以经义，始得补吏。优其高第，勖其未至，则学者益劝，仕者能世其家矣。

国朝规唐制，设登闻四检，广言事之路，而宪防未著，非以惩艾诬讪，敦励忠谠也。若乃讥切人主，建明时政，固上之所欲闻也。至于抉擿隐过，牟敛细利，宁有补于政哉？夫黈纩非以蔽聪，外屏非以蔽明，盖任视听不足尽乎聪明也。前世居国者，或喜闻外事，任察为明。有陈闾里之事者，嘉其无隐，以为倾尽。至其垢污忠贤，害莫甚焉。是以钩党之锢，发于近习；告密之狱，起于广听。缅鉴前事，岂不根于微萌哉？谓可申严著令，凡人之隐慝，非律所得言者，罪之；谋利而遗民者，报罢。则昌言日进，而险诐徼幸者少儆矣。

国朝考绩之制，自五品以下，悉自上功状，有可程殿最，覆奏以升退之，所以甄年劳而重禄赏也。夫以庸制禄，天朝之典也；难进易退，人臣之常也。故上推其赏，下竞于让，官唯其才，众无觊心，然后廉耻兴行，风俗敦厚也。今臣下自纪绩效，以干赏典，是则衒鬻者被禄，沈默者稀迁，奔竞之风靡然成俗，得不矫其弊哉？按唐贞观故事，门下置具员，以次补庶官，未尝人人自荐，以希进用也（建中三年，中书上言：「贞观故事，常参官、外官五品以上，每省除拜，中书门下皆主簿书，谓之具员，取其年课，以为选授。」此国之大经也。今诸刺史四考，郎中、侍御史各两考，馀官各三考与转，馀并准故事。）。宜循其制，申命有司，自五品而下，谨其官簿，取岁月当迁者，籍其治行于朝而命之。有司失举与自上功状者，钧其罚。庶乎爵赏之柄出于天朝，贪冒之源少以惩艾，岂非崇让之一端乎。

昔舜命禹曰：「毋若丹朱傲」。周公戒成王曰：「毋若商王受」。又曰：「小人怨詈汝，则皇自恭德」。是则君臣道隆，辞达而已矣。然《礼》有五谏，圣人从讽者，盖为人臣言之也。若为人君言之，虽闻怨詈，亦将自儆，不无益也。或曰：「禹、周公奚不讽」？曰：申戒于未然，虽激犹讽也；陈事于已兆，虽讽犹辨也。大禹、周公之为臣也，欲其君克终厥戒，俾后世不见其过，举德美充乎无穷，与夫违而弼之异矣。嗟乎，后世以禹、周公之道事君者，庸非忠乎！

论曰：天地有常位，运历有常数，社稷有常主，民人有常奉。故夫王者位配于天地，数协于运历，主其社稷，庇其民人，示天下无如之尊也，无二其称也。故《易》曰「大宝」，史曰「神器」。茍社稷有主而僭其称号，则其名曰盗，其位曰窃，示万民可得而诛，后世可得而贬，千古不易之道也。自晋室不纲，五朝猾夏，元帝艰难否运，奄有东南，景命未融，不失旧物，迄于恭帝，百有四年。宋祖有代德而受外禅，复六十年而禅齐，齐二十六年而禅梁，梁五十年，为侯景所篡。梁元帝攘戎狄而篡旧位，迁都江陵，三年，为西魏所灭，则东南之运绝矣。始，后魏道武以晋太元二十一年即位，都代。后六代，孝文迁都雒阳。后复六代，孝武遭高欢之难，迁都长安，是为西魏。西魏三代，恭帝二年始平江陵，江陵平一年，禅于周。周二十五年而禅于隋，隋三十八年而禅于唐。推而言之，则东南承袭之运，至江陵陷没，当传于魏，魏传周，周传隋，隋传唐，为得其实。而江陵之陷，陈霸先立梁元之子方智为帝，复不能辅，而代其位，是为陈。萧察据一州之旅，称帝三世，是为后梁。魏孝武之西迁也，高欢立清河王子善见为帝，称东魏。既而高欢子洋篡其位，是为北齐。而前史列东魏、后梁并篡为帝号，北齐、陈氏各有国书，逆顺不分，称谓纷揉。若以萧察为中兴之主，霸先是曰元凶；霸先为受命之君，隋氏当为叛国。昔蜀先主以宗室之胄，据有全蜀，为魏所灭，遂黜其帝。吴孙权以三州之众，传及四世，为晋所得，竟斥其名。以义则萧察未及汉中，以地则霸先岂偕孙氏？东魏之立，不异于圣公、盆子；北齐之僭，有同乎刘聪、石勒。但后梁、东魏，有国之后，可正以王名；陈氏、北齐，窃号之臣，宜斥为叛寇。或曰：「子以魏平江陵，始为正统，则道武而下，亦不可以称帝列纪邪？北齐、后周，俱承魏禅，岂独帝周而虏齐耶」？予曰：不然。夫魏武、晋宣未享于皇极，陈寿、干宝各标其帝号。彼为得理，此复何嫌？况魏氏孝文已来，文物大盛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至于末世，竟平江表。在昔秦为列国，太史公尚为立纪者，盖以其后世能成帝业也。此则恭帝而上，不犹愈于庄、襄前耶？但统而言之，平定南土，方为正统，非谓道武而下不可称帝列纪也。且孝武避狄于秦，安定公披草莱，建宫室，重延魏祚，踰于二纪而受其禅，魏传其玺，齐为其虏，梁为其臣，隋承其运，非帝而何？噫！周之吴、楚，太伯、鬻熊之后也，怙恃其众，僭号称王，仲尼修《春秋》而夷狄之。圣人之旨，垂戒于方来，所以乱臣贼子惧也。惜哉，唐太宗世修五代史，盖执笔史官多齐、陈之人，或其勋列之后，是以各夸本国，并列正史，失之一时，误及千古，至使乱臣贼子谓方面可据，位号可窃，为下莫得而诛，后世莫得而贬，不其惑哉！不其惑哉！

问：西师之兴，几一岁矣。为守计则师无还期，坐耗廪粟，又边税所入不广，当有转输之劳。若乘之以饥凶，民困于内，兵失于外，非策之善也。远惟前世深入之利，近鉴至道之役，岂谋今者不可参以古事，将胜败不系于人耶？然则攻与守，必有一术焉。为今计者，当如何？所论守之害，与计胜之说，然则若云折、李族击其前，大将继而乘之，似未得宜。何者？二族壤土相远，虽俾俱进，其战地、战日不能预制，是有俱进之名，其实不合势也。彼若置一族之众，纵之深入，独与一族之兵斗，则众寡相绝，胜势在彼矣。彼既胜，则深入者益孤，吾之大军复何乘哉？古有攻其所必救者，虏之以救何地耶？所谓吐蕃、回鹘者，正合以夷狄攻夷狄义。然今之唂厮颇得吐蕃故地，犹见命于朝，回鹘有君长通于京师，此二国骤亲之，使其自为攻计，恐不能得其深效，徒市虏自利耳。若循唐至德故事，使大将领之，又虏且不从。凡此皆当详极其说。

甚哉，世人谋其身之周也。山外之战（好水川、姚家川战，虏并在陇山外，属平凉，西去羊牧隆城，俱不及五里。），诸将以力战死，明白不可欺（得诸将尸，皆被重创，赵律者去其首。）。或者咎其失计，且不与其死。噫！趋利以违节度，其失计信然（经略副使韩公行边，二月己丑至高平，逻报贼逼怀远城，公尽发镇戎军，先募勇士总万一千人，俾行营部署任福尽统诸将，合力以制之。于是都监桑怿为先锋，钤干朱观继之，武英又次之，任福居后。其夕宿三川，贼已退怀远东南去。翌日，诸将由怀远蹑其后，两路巡检常鼎、刘肃与贼战于张家堡南，斩首数百。贼弃驼马羊牛万计，桑怿以骑趋之，任福又分兵自将以往。其夕，任福、桑怿为军屯好水川，与贼接垒；朱观、武英为一军，屯笼落川，隔山相去五里，犹遣信相通，期以明日会兵川上，不使贼得逸去。是时昊贼自将兵十馀万众，营于川口，逻者言贼四塞，然数少，是以兵益进。）；秉义不屈，奈何不与其死也（癸巳，任福、桑怿逐贼，循好水川西去，未至羊牧隆城五里，与贼大军遇。怿驰犯其锋，贼益兵，自辰至午，军溃，怿与刘肃俱战没。任福一子在阵，亦死。福中数箭，小校刘进劝福自免，福曰：「吾为大将，军败何以苟生？一死足以报国。」遂死之。先是，韩公召渭川都监赵律将死事骑军二千二百为诸军后继，是日及朱观、武英会兵于姚家川，与贼遇，战合。行营都监王圭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来阵于朱观阵西，圭屡出略阵，闻坚不可破。武英重伤，不能视军。自午至申，贼兵大至，东偏步军溃，众遂大奔。王圭、武英众千馀人保民，恒发矢四射，会贼暮引去。观与任福战处，相去十五里，然至败不相闻也。始，贼未与官军遇，大掠武延川。诸将既战死，即以其夕收军去，故山外之民不甚被毒。然诸将战兵以千六百，总二万三百，死者六千馀人，指使、军校死者数千人。）？忠义，世之所高；死，人之所难。以甚难之节，负至高之名，茍与之，则己当蹈之矣，恶所以谋其身哉？善谋其身者不然，必非之曰：「丧兵沮威，虽死，吾弗与」。然后享其富、保其生为无愧，为身之谋，岂不周乎？寇仇在境，师兵在行，欲必生以保功，难乎哉！呜呼！丧兵沮威以取死，岂诸将心耶？亦不幸而已。为国家言，无使谋其身者终其幸，死义者重不幸，则节士劝矣。

山外之役，参军事耿傅在行（傅以通判庆州参任福行营军事。是役也，傅本当后，韩公讽之，遂行。）。战合，虏骑益至，或以傅文吏，无军责，劝其避去。傅不顾，被数创，死于阵（行营都监武英劝傅避去，傅不答。英曰：「英当死，君非主兵者，奈何遂与英俱死？」未败时，外辖朱观辈咸劝傅少避锋镝，傅愈前，指顾自若，观及武英能言其详。）。人或诬之曰：「傅督诸将进，使与大憝，卒遇败，傅致也」。后得傅与诸将书，戒以持重，虑为虏诱，此岂督诸将进邪（壬辰夕，傅在朱观营中作书与任福，以其日小胜，虑首与虏大军相遇，切戒之，自写若朱观名以致任福军中，任福败，孔目吏以书白韩公，公即奏上之，俱录其言，以示疑者尔。）？宋兴八十载，文吏死事者，或以城守之责，或不幸与祸会，其死义一也。至如临大敌不慑，与骁雄之士争致其命如傅比者亦鲜。悲夫！谋既不用，又从之死，犹不免于诬，为诬者岂喜于立异邪？恶夫为忠邪？作《辩诬》。

今之戎狄，地兼燕、凉，然强大之势，未过乎前世。中国士卒，专力武事，非若古者籍兵于民，农战兼用者也。是中国兵胜于古，夷狄不胜于古也。古者中国鞭笞四夷而役属者有之，给缯帛以怀来者有之，与之战，或胜或负者有之。今厚赂以厌其求，惟恐不及；或与之较，未尝一胜焉，其故何哉？非夷狄之兵强，非中国之兵弱，法制之失也。何谓法制之失？以吏事而制戎事也。为今而言，策之长在战与守，策之失在禦与校。废策之长，用策之失，所以亟败也。假以虏事言之，若闻其将寇我境，我之大将不计敌众寡之势，不论战迟速之利，必分兵禦之。禦之不胜，制令者曰：「吾知出兵而已」。行者曰：「吾知奋命而已」。朝廷必薄其责，议者亦置其罪。茍不禦之，虽全其师，朝廷诛其逗留，议者称其畏懦，此所以必禦之也。若闻一城被围，不计受攻之急缓，不论城垒之坚脆，必尽锐救之。救之不胜，制令者曰：「吾知救之而已」。行者曰：「吾知死之而已」。朝廷必薄其责，议者亦置其罪。茍不救之，虽城获全，朝廷咎其不进，议者言其坐观，此所以必救之也。禦与救，非将之罪也，以吏事制戎事，法制之失也。或曰：禦亦战也，救亦战也，禦与救皆为失策，何谓战为长策也？夫禦与救，非利战，不得已而战也；非我利，则敌之利也。所谓战者，我利则战，不利则不战，先计而后战者也。先计而后战，鲜不胜矣；不幸而不胜者，将之罪也。然则中国之为守备久矣，何得守为长策而废不用也？所谓守者，方面之守，非一堡一障之守也，非尺寸之地守也。今敌入吾地，不计众寡利害而禦之；敌围吾城，不计坚脆急缓而救之。禦之必败，救之必败，兵溃于外，民溃于内，失所以为守矣。守方面者异于是。使城自守，毋望救兵之出。盖兵不出，则势不分；势不分，则有以待之。夫待之者，不战则敌疑，作战则敌惧，必战则敌北。能守所以办战，能战所以济守。明战守之利，而不得志于夷狄者，未之有也。

予家洛阳，汝距洛为近，凡过汝而馆昭禅师居者，三十年矣。今年贬官汉东，道汝复馆焉，因言：「禅师始见予进于文，已而益进以名，遂以仕。禅师视予之为进久矣。山林乐也，盍退乎以休吾勤」？禅师曰：「退与进均有为也，不若两忘焉」。予竦然愧其说之胜。然予之所谓退者，岂以进为不偶，退为高邪？直以不才，于退适宜耳，乐之不为过也。既而自诋曰：「予之不才，于退适宜者，非今而始自知也。向天子命之治民，又命之治兵，不于是时自退，今以罪黜，乃曰乐退，退之乐与否，非所得而言也。禅师之说旨哉」！于是作。

甚矣，世人毁誉之亟也！观人之色辞，则是非纷焉。其色之庄也，誉之则曰「重而有守」，毁之则曰「狠而自恃」。其色之和也，誉之则曰「易而兼容」，毁之则曰「谄而求合」。其辞之直也，誉之则曰「慎而让善」，毁之则曰「险而伺迎」。其辞之博也，誉之则曰「通而适理」，毁之则曰「夸而尚胜」。为是说者，皆好恶之为也，好恶发乎其人，非性之所好恶也。噫！色与辞乌足以尽其中邪？吾将一之以恕。观其色，不曰重则曰易而已；听其辞，不曰慎则曰通而已。与其失于誉，不犹愈失于毁也？若夫察其中也，必考乎古圣人之道，由之者贵之，戾之者贱之，贵者为君子，贱者为小人。贵贱者，君子小人之分，非吾所得而贵贱也，何好恶之为哉？

或曰：「子之谓好恶发乎其人，非其性之所好恶为讥者，兹惑焉。夫介者好拘，通者好放，晦者好默，察者好辨。反是，则其所恶皆性之偏固者也。乃若因其人可好则好之，可恶则恶之，不亦广哉」？予释之曰：「吾疾夫世人毁誉之亟也，视其外而不考其中，摘其末而不究其原，故举色辞而言，盖浅之为好恶，非其人有可好可恶之实也，是以一之于恕而已。则性之偏固者，不犹贷哉？果其可好恶，予固曰君子小人之分矣。《诗》曰「好是正直」，《传》曰「恶夫佞」。虽圣人不无好恶，庸何疑哉」！

或者复曰：「好恶发乎其人，与性之所好恶，奚以异邪？人之性，莫不有好恶者也。其施于人，同者好焉，异者恶焉，是好恶皆发于己，何从而发于人邪」？予应之曰：「吾友有爱直者，其议论古今，必以直为爱也。然有所不喜者，考其人，悫士也。予质焉，答曰：恶其邪也。是则恶者是，而所恶者非也」。或者遂解。

至哉！仁之施于政，其感人深切而无穷已也。羊公之治襄阳，及今几千载，襄阳士人与民之有知者，望岘山则缅然而思羊公，其仁矣乎！自汉而下，郡县吏以循名者，虽参用威术以临其民，要其归，皆一于治。当其时，莫不有听讼燕息之所，于今皆微，民无足道焉者。若是，羊公之思，恶乎至哉？其由不用威术，而纯乎仁者欤。夫威者，强人以为治；术者，使人不见其所以为治。强人者，人勿怨则已；不见其所以为治者，有见焉，则人不思。若纯乎仁者，不必身被其化，后之人闻其风，则咨嗟吁欷，宜乎思之而不忘，久之而益彰也。燕公之来襄阳，时与僚佐游岘山，山故有亭，坏甚，公易而新之。昔所谓堕泪碑者，梁刘之遴、唐李景让再易之矣，今存唯景让所易者。公命工镌其字之刓缺者，使人可辨识焉。呜呼！羊公之仁，不系乎山若碑之存，然后为不朽。而燕公勤勤遗迹者，徇其民之思，若周人之爱棠树也。然则公之政，其仁矣乎，未有爱其迹而不思其人者也。若夫亭之爽垲与登览之胜，则公尝赋诗在焉。

宋兴八十载，天下久承平，天子端拱，率祖宗法度，讲礼文，登隽贤，欲一以声教，格民于太和。为吏者循上化，其治大概务宽平，耻以持法刺奸取能名，专用厚风俗、向廉让为休。故郡府立学校，尊先圣庙，十六七。河南为天子西都，建国子学，称号与东都侔。其属邑曰巩，距府百里，据大道之冲，河洛所会，舟车之饶，民以富强。先是，县之先圣庙暴为水坏，材亡地污，不复兴矣。凡释奠行礼，寓今署中且十年。大理寺丞李君惟章，既莅邑事，顾曰：「地要而民富，礼教所宜先。今圣庙圮而弗谋，亦非所以称畿县之剧，甚为乡老吏民羞，其易而新之」。于是相县署之西偏以营焉，且上其状于府，得民施它祠钱六万以济其役。募善工，购良材，堂邃而崇，像严以尊，学有舍，斋有次，逾时而成。邑民休之，相与议曰：「兹庙之兴，既营既勤，皆由吾李君。不志不刻，无以章君之化」。遂以文来请。某按著令，县皆立先圣庙，释奠以春秋，唐韩文公所谓郡县通祀孔子与社稷者也。自五代乱，祠官所领，在郡邑者颇废坠不举，间或增祀，率淫妄不经，独孔子、社稷，其奠祭器币莫之能损益，真所谓通祀哉！今朝廷向儒术，西都建学官，聚生员，为郡国倡始。巩为西畿剧县，能尊先圣以厉学者，则他邑之兴学从善，又当自巩而始，且不失著令通祀之典。李君之举，其贤而法哉！年月日记。

宝元元年春，伊阙筑堤于县之东，延袤五百步，高一丈。凡三十日，堤成，总庸万工，障伊水也。伊水自县西南来，俯城而东，靡迤北下。前此一岁，夏大雨，水暴侵东郛，坏民庐。已而水循故流。知县事张君承范请于府，宜建堤以为后虞，府听之，乃有是役。夫捍灾不怠，令事也，今而书之，有以嘉焉。尝闻古之为令者，其虑民也深，教之恤之，又兴利树功，非以名己能，盖审其生殖，谨其祸灾而已。虑民之深者若是。今之为令者，其虑己也深，兴一物，更一政，必思曰谤与咎将及焉；诚不及，犹曰吾无改为尚，可俟后人。后之人亦视前之政，曰：吾独何加焉？积日以幸他迁，茍自简而已也。其虑己之深若是。呜呼，为令者岂当然哉！诚能忘己之私，唯行之宜，虽谤若咎，勇且不顾，奚古人之远哉？今伊水既循故流，不十数年一大暴，张君能预图而为之防，此虑民之一术也，故从而为之说。年月日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