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之圣人将立事于天下，必先有以变而通之；而智者之所以为智，亦贵夫利而行之。天下之事，惟其能有以变而通之，利而行之，而后无所不济。嗟夫，苏秦、张仪以小人之资变之之极，而利之之过，以入于倾覆之域，是以君子鄙耻其事而不道。然其以区区之匹夫，无尺寸凭藉，而能动天下于静，合天下于离，六国皆以万乘之尊，随其指意而不敢有后，秦之强视之以为轻重之决。方其用事，天下非无豪杰智略之士，而皆拱手熟视而不能投其隙，此其为智必有过人，而其为谋必有能尽天下之利者。且齐、楚与赵，皆天下所谓强国也。而苏秦之说必始于燕，张仪之说必始于魏，是二者其故何也？夫以孑然之身，而欲合天下之众，此诚事之至难，而又谁敢听从？惟能先得其一以招其馀，而后可以集事于天下。故夫仪、秦之说六国，必先得其一国，而后可以合其他。夫既已得其一，而使人得以撼动之，俾其势易以破，而其隙易以乘，则天下将有所不从，而事必有所不济。故尝观其纵之所以先于燕，而横之所以先于魏，然后知仪、秦之斟酌夫天下之势而巧于术也。纵非秦人之利，横非六国之利，天下所共知也。纵成则秦人必起而散其纵，横成则六国必起而破其横，是皆必然之势也。今也欲纵而使秦人得以散之，欲横而使六国得以破之，则二者皆不可得成，是以苏秦之说必始于燕者，以燕为远于秦。燕若叛秦，则秦人之攻远，而诸侯之救近。使燕知纵之利而无其害。然后决意而惟纵之听，得燕而后纵可合也。张仪之说必始于魏者，以魏去秦为甚近。魏而不事秦，则秦人之攻近，而诸侯之救远。魏知秦之可畏，而诸侯之不足恃，故决意而惟仪之从，魏从而后横可成也。此皆其至计也。使秦、仪而或先说赵与齐与楚，彼其皆强大之国，见纵横之无利害于己，则必有所不听。夫惟始于燕而后纵成，故秦人不敢动；始于魏故横成，横成而后秦得以逞。然则二子之游说，其始终盖亦有理，而岂苟然也哉？是知天下之事，必使之无衅隙之可动摇，而后可以望其有成。然世之君子，智不足以及此，故事有所不立，而或至于败。孟子之所谓居广居行大道者，既已不可得见，而当世之事又多无成，故仪、秦之事，亦或有取二三策于此也。

富贵可求乎？孔子七十有馀，聘而无所遇焉。富贵不可求乎？战国之士所至争以为卿相者，何哉？夫以其时而合于吾之道，然后有所为也难；以吾之道而求合于其时也，则孰有甚难者耶？吾之所谓道者，常与时之所欲为者戾。譬有人焉，其形羸而未至于萎，其气衰而未至于索也。或告之曰：「子之病幸其未痼，盍思所以病者，其由荒于色而沈湎于酒，于是戒焉，而择草木之性甚和而良者辅之，期年其瘉矣」。或告之曰：「人之生，以有室居饮食也，子之病羸而衰，无他焉，药之未至也。吾有药可以使子盛而强，朝用之夕可以充子之欲也」。闻斯二者之说，孰不曰禁吾之所欲期年而效者，其谁能待之？抑亦朝用之而效于其夕者斯可也。于是聚天下之药为之饵，于其形也，非以养之而以耗之；于其气也，非以锢之而以散之。形诚若不羸而将至于萎矣，气诚若不衰而将至于索矣。洎其萎而索也，则曰其命矣。噫，不可为也，故自孔子之时及于战国，举世之人皆惑于此者也。虽季路，其徒也，犹以夫子为迂，而孟子皆谓之迂阔，则固宜矣。遂使苏秦、张仪之说行于诸侯，诸侯卒受其祸，而嬴氏特后焉。天下后世一观之此，当何如也？第于孔子、孟子不敢曰迂阔，而有为孔子、孟子之道者，则犹曰是亦迂阔云尔。眩于名不究其实，其犹惑也。今明天子在上，吾之道盖将行之之时也。予戚师淮父将往焉，其无狃于世俗之所惑，而忧听者以为迂阔，不以孔子、孟子之道待其上，乃予之望也。

天下之事，成于智者之善谋，而败于智者之多事。故成天下之事者智也，而败天下之事者亦智也。天下之事，是非利害之未形，非有智者，孰能辨之？因其是非利害之定势，而处之以是非利害之当然，则君子于智，何恶之有？惟夫智者过而矜之，裂道以徇名，任术以处事，取天下之所安行者而畀之胶胶扰扰之地，天下之事始有不循其理者矣。不循其理而从事于是非利害之际，将以利之，适以害之。多事之原，实基于此。智者行其所无事，宜有激于孟子之论也。天下果无事乎？不为则不利，不行则不成，天下盖未始无事也。故以无事而去智，则不足以立天下可成之功。天下果有事乎？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，天下盖未始有事也。故以有事而任智，则适以启天下纷纷之祸。君子于此，当何如哉？处事以智，不以智处事，如斯而已。盖处事以智，则智因事而后行；以智处事，则事因智而后起。二者之决，则祸福之歧，始分于此。世有激于用智以徼功，而不知古人处事，盖未始矜其智也。因民之饥而兴耒耜之利，因民之寒而兴蚕缫之利。民阻于险，而后舟楫之事兴；民狃于暴，而后弧矢之事作。相欺也，为之符玺以信之；相夺也，为之城池以守之。因其是非利害之定势，而处之以是非利害之当然，使夫人之不阻于饥也，不病于寒也，险而能通，暴而能御也，则耒耜之事、蚕缫之事、舟楫之事、弧矢之事，圣人之智亦何事于此哉！圣人不期于去智，亦不期于用智。因其事而有其智，固未尝以智而滋其事也。奈何后世之人急于有功，而志于趋事。权谋行而开行险之门，纵横兴而开捭阖之术，变诈用而骋乘时之利。苏、张以口舌投其机，孙、吴以爪距媒其权，申、鞅又以刻剥之术逞其欲。取天下自然之理而纷之，期以处事，反以败事。是非智者之罪也，过于智者之罪也。天下之事，惟其无智也，所以不成；惟其过于智也，所以求其成而败。世之说者有曰：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扰之耳」。夫庸人何足以扰天下之事？而扰天下之事者，皆智者也。是故处天下之事，与其过于智，宁过于庸。过于庸者虽不足以成其事，亦不至于败事；过于智者，一不成而万有馀败矣。尧之水，鲧治之，禹又治之。洪水一也，以禹则治之，以鲧则不治，何也？禹之治水，以水治水，智者之事也；鲧之治水，以鲧治水，智者之过也。天下之事无异于水，智者之于事无异于治水，知治天下之事以禹不以鲧，则智者之说尽矣。谨论。

督府备员，尝陪入幕；晚途起废，复贰乘轺。仰德宇以焉依，附愚衷而若厉。某官忠贯日月，名震华夷。修玉帛于兵革之交，动金石以精诚之异。大节若此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所称何以加？厥功茂焉，苏、张之使其犹劣。虽中外践扬之既久，而忠劳劝奖之未崇。方贤智不足之时，正睿圣有为之日。山待节，姑借重于漕台；魏阙流恩，即跻荣于禁路。某数奇寡偶，屡试罔功。嗟壮志之几何，已邻衰境；念辜恩之若此，敢意荣途？犹欣覆辙之馀，得托后乘之末。惟大匠之规矩，当务持循；而一时之英豪，且期亲附。

先王之世，一道德、同风俗，故天下之大，人无异言，家无异学，岂复知有异端之害哉！及周之衰，正道陵迟，礼坏乐崩，夫子忧之，乃绪正六经，以明先王之教。当是时，异端虽不能无，犹未有以名家者也。及夫子没，世道益衰，狂僭之士见圣人之有作也，遂各逞其聪明，竞立异说以自名于世，顾与正道并驰而争胜，于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瞆，而莫知适从矣。然诸子百家虽各主其说，而其为害则有浅深，如老庄之虚浮，人固知其无著，申、韩之刑名，人固知其少恩，皆不足以惑人也。惟杨、墨之学假仁义以为名，而实为仁义之害，惑人之尤深者也，故孟子起而闲先圣之道，舍诸子而独辟杨、墨，以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使天下若醉而醒、梦而觉，然后正道廓如也。噫，孟子以来千有馀载，儒者溺于词采，实不见道徒辨杨、墨之非，至身为杨、墨则不自觉；徒恶杨、墨之害，至躬蹈杨、墨则不自知，况敢冀其有孟氏之功乎？夫浮屠出于夷狄，流入中华，其始也言语不通，人固未之惑也。晋宋而下，士大夫好奇嗜怪，取其侏离之言而文饰之，而人始大惑矣。非浮屠之能惑人也，导之者之罪也。今有人于此，诡衣冠而谈空无，众必止而诟之，一旦有贵显名誉之士亦从而效尤，则人皆眙愕改观，未论其事之是非，且以其人而信之矣，几何其不胥而为夷狄哉！此有识之所甚忧而永叹也。二苏、张、吕岂非近世所谓贵显名誉之士乎，而其学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，反引老、庄、浮屠不经之说，而紊乱先王之典，著为成书，以行于世。后生既未有所闻，必以其人而尊信之，渐染既深，将如锢疾，可不哀乎！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为心，大惧吾道之不明也，弗顾流俗之讥议，尝即其书，破其疵缪，针其膏肓，使读者晓然知异端为非而圣言之为正也。学者茍能因其说而求至当之归，则诸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间，非特足以悟疑辨惑，亦由是可以造道焉，故余三复而乐为之书云。乾道丙戌孟冬晦日，台溪何镐谨跋。

读苏氏书，爱其议论不为空言，窃敬慕焉。

苏氏议论切近事情，固有可喜处，然亦谲矣。至于衒浮华而忘本实，贵通达而贱名检，此其为害，又不但空言而已。然则其所谓可喜者，考其要归，恐亦未免于空言也。

为学之道，戛戛乎难哉！

为学之道至简至易，但患不知其方而溺心于浅近无用之地，则反见其难耳。

颖滨「浩然」一段，未知所去取。

反复读《孟子》此章，则苏氏之失自见。

《孟子集解》先录要切处一二事，如论养气、论性之类。

《孟子集解》虽已具稿，然尚多所疑，无人商确。此二义尤难明，岂敢轻为之说而妄以示人乎？来书谓此二义为甚切处，固然。然学者当自博而约，自易而难，自近而远，自下而高，乃得其序。今舍七篇而直欲论此，是躐等也。为学之序不当如此。而来书指顾须索，气象轻肆，其病尤大。

穷理之要，不必深求。先儒所谓「行得即是」者，此最至论。若论虽高而不可行，失之迂且矫，此所谓过犹不及，其为失中一也。

「穷理之要不必深求」，此语有大病，殊骇闻听。「行得即是」固为至论，然穷理不深，则安知所行之可否哉？宰予以短丧为安，是以不可为可也。子路以正名为迂，是以可为不可也。彼亲见圣人，日闻善诱，犹有是失，况于馀人，恐不但如此而已。穷理既明，则理之所在动必由之，无论高而不可行之理。但世俗以苟且浅近之见谓之不可行耳。如行不由径，固世俗之所谓迂；不行私谒，固世俗之所谓矫，又岂知理之所在，言之虽若甚高，而未尝不可行哉？理之所在，即是中道。惟穷之不深，则无所准则而有过不及之患。未有穷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。《易》曰：「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」。盖惟如此，然后可以应务，未至于此，则凡所作为皆出于私意之凿，冥行而已。虽使或中，君子不贵也。

前所论苏颖滨，正以其行事为可法耳。

苏黄门谓之近世名卿则可，前书以颜子方之，仆不得不论也。今此所论，又以为行事可法，本朝人物最盛，行事可法者甚众，不但苏公而已。大抵学者贵于知道，苏公早拾苏、张之绪馀，晚醉佛老之糟粕，谓之知道，可乎？《古史》中论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益、子路、管仲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、老聃之属，皆不中理，未易概举。但其辩足以文之，世之学者穷理不深，因为所眩耳。仆数年前亦尝惑焉，近岁始觉其缪。

所谓行事者，内以处己，外以应物，内外俱尽，乃可无悔。古人所贵于时中者，此也。不然，得于己而失于物，是亦独行而已矣。

处己接物，内外无二道也。得于己而失于物者无之，故凡失于物者，皆未得于己者也。然得谓得此理，失谓失此理，非世俗所谓得失也。若世俗所谓得失者，则非君子所当论矣。时中之说，亦未易言。若如来谕，则是安常习故，同流合污，小人无忌惮之中庸，后汉之胡广是也，岂所谓时中者哉？大抵俗学多为此说，以开苟且放肆之地，而为苏学者为尤甚。盖其源流如此，其误后学多矣。

所与子约书甚善，但谓东莱遗言有涉于经济维持者别为一事而异于平日道学之意，则恐亦未免有累于东莱也。龟山尝讥王氏之学离内外、判心迹，使道常无用于天下而经世之务皆私智之凿，正谓此耳。又谓傥遇汉祖、唐宗，亦须有争不得、且放过处，亦是旧时意思尚在。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见识，便是枉尺直寻底根株。直须见得正当道理分明，不容些儿走作，即自然无复此等意思。虽欲宛转回护，亦有所不可得矣。古之圣贤以枉尺直寻为大病，今日议论乃以枉尺直寻为根本，若果如此，即孟子果然迂阔而公孙衍、张仪真可谓大丈夫矣。德章已见大意，自不必如此说。因笔及之，亦恐馀證未解，聊复云云耳。《仪礼》编已收，此间朋友未有能办此者。《春秋》想亦不辍用工。此文字未为切己，然亦可惜中废。但稍减课程，令日力有馀，不至忙迫，即玩索涵养之功不至欠阙矣。

某向来杜门，本无一事，而恭兄误使此来，以为到郡引疾，便可得去。今乃不然，不意德人亦时出此苏张之计也。近复冒昧以书恳左司曾丈，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。因通家问，幸启恭兄同为一言，以助其请，幸甚。累书求恭兄为记五贤祠堂，未蒙见报。亦告侍次语及，但得数语略记事实为幸。仍须及早得之，乘某未去刻石尤佳也。豫章欲刻《精义》大字版，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横渠诸说。此间传录未及数篇，专作此数字，今后遣人就借，得以付之为幸。彼有教授黄君者，此邦人，甚向学。令写了，即送来此转寄还不妨也。

欧阳子曰：「三代而上，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。三代而下，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」。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。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，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。夫古之圣贤，其文可谓盛矣。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？有是实于中，则必有是文于外。如天有是气，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；地有是形，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。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，则其著见于外者，亦必自然条理分明，光辉发越而不可掩，盖不必托于言语、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。但自一身接于万事，凡其语默动静，人所可得而见者，无所适而非文也。姑举其最而言，则《易》之卦画，《诗》之咏歌，《书》之记言，《春秋》之述事，与夫《礼》之威仪，《乐》之节奏，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，其文之盛，后世固莫能及。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，岂无所自来？而世亦莫之识也。故夫子之言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」。盖虽已决知不得辞其责矣，然犹若逡巡顾望而不能无所疑也。至于推其所以兴衰，则又以为是皆出于天命之所为，而非人力之所及。此其体之甚重，夫岂世俗所谓文者所能当哉？孟轲氏没，圣学失传，天下之士背本趋末，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，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。然在战国之时，若申、商、孙、吴之术，苏、张、范、蔡之辩，列御寇、庄周、荀况之言，屈平之赋，以至秦汉之间韩非、李斯、陆生、贾傅、董相、史迁、刘向、班固，下至严安、徐乐之流，犹皆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。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，是以君子犹或羞之。及至宋玉、相如、王褒、扬雄之徒，则一以浮华为尚，而无实之可言矣。雄之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，盖亦长杨校猎之流而粗变其音节，初非实为明道讲学而作也。东京以降，讫于隋唐，数百年间，愈下愈衰，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。韩愈氏出，始觉其陋，慨然号于一世，欲去陈言以追《诗》《书》六艺之作。而其弊精神、縻岁月，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。然犹幸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，因是颇溯其源而适有会焉，于是《原道》诸篇始作，而其言曰：「根之茂者其实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晔，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也」。其徒和之，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，则亦庶几其贤矣。然今读其书，则其出于谄谀戏豫，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。若夫所原之道，则亦徒能言其大体，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，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。故其论古人，则又直以屈原、孟轲、马迁、相如、扬雄为一等，而犹不及于董、贾；其论当世之弊，则但以词不己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。至于其徒之论，亦但以剽掠潜窃为文之病，大振颓风，教人自为为韩之功，则其师生之间，传受之际，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，而于其轻重缓急、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。自是以来，又复衰歇。数十百年而后，欧阳子出，其文之妙，盖已不愧于韩氏，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，则自荀、扬以下皆不能及，而韩亦未有闻焉。是则疑若几于道矣。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，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。抑又尝以其徒之说考之，则诵其言者既曰「吾老将休，付子斯文」矣，而又必曰「我所谓文，必与道俱」；其推尊之也，既曰今之韩愈矣，而又必引夫「文不在兹者」以张其说。由前之说，则道之与文，吾不知其果为一耶？为二耶？由后之说，则文王、孔子之文，吾又不知其与韩、欧之文果若是其班乎？否也。呜呼，学之不讲久矣，习俗之谬，其可胜言也哉！吾读《唐书》而有感，因书其说以订之。

秦恃其强，以劫六国，而亦据其势以愚六国。劫之无以愚之，则六国或悟其情，其从必合。秦虑及此，故时以愚之。秦之取天下，虽专于力胜诈取，然亦不可谓不巧也。吾尝怪六国之君以五倍之地、十倍之兵合从以支函谷，从人又惎之以秦并天下之势，六国自救之说，其君亦或鞠龀太息，请计受事，然皆骤合而俄散，暂从而倏横，终不免中秦之祸，何也？则是秦以计愚而欺之也。秦之取诸侯也，不专取之也，取之而时以与之；故亦不专为战，而时与为讲；不专示其必胜可畏之形，而时亦示其慑怯不自必之势。使六国哗骇失据，若讲若战，谋皆不能专，而秦以得其志矣。其攻韩也，今年取我宜阳，明年与我武遂，今年与我河外、武遂，未几而败我伊阙。其攻魏也，今年取我汾阴、皮氏，明年归我焦、曲沃。攻楚无虚日，而或厚赂之，至与之上庸之地。释赵而遣质，讲楚而结婚，使车纵横于诸侯之境，亦皆重其币，佞其言，秦取之而亦时以予之，攻之而又释者，是其愚诸侯而侮之也。诸侯之心虽知虎狼之秦，搏取怒噬，以窥天下，见其方操之，又纵之，方见攻，又复讲焉，故狐疑陨濩，谋不自必，而茍且之心生矣。谋不自必，则无坚久之虑心乎？苟且则其势可以劫而取。甚矣夫！秦之愚诸侯如戏婴儿于掌股之上，而诸侯见愚而不悟，亦深可笑矣哉！秦之取者七八，而予者二三，取者尾闾，予者畎浍，受甘言之佞，茍目前之安，明日之患不暇计，六国尚为有人乎？不独是也，欲攻安邑，委宋于齐，寻以破宋罪齐；欲攻魏，则以南阳委楚，未几以塞鄳阨罪楚。张仪商于之事，商鞅公子卬之约，藐焉无人视敌，而诸侯亦卒无以却其戏侮之者。吁，可叹哉！使六国有贤王焉，辅之以智谋之士，明言秦之情，而告之以其必至之患，亲仁善邻，为不可侮之备，则秦将终身没世不能自说其不信之罪。诸侯不出此，而秦由此乎终如其志，亦诸侯可以愚而侮之，而后秦侮之欤？古所谓知彼己者，秦几矣。

秦既已一天下，隳名城，销锋镝，杀豪杰，欲以传之无穷，二世而亡之。或者罪秦以不明取守之道，怪其不以仁义守之，是以速亡。愚独以为不然。秦之为秦也，有六国则可以持秦，六国不存则不可以持秦，况天下乎？秦之先起于西戎之僻，渐进而与中国齿。其始也虽无以大过诸侯，而未得罪于天下也。自六国忌其彊，欲摈弗与通，则于是慨然发愤，求自彊之术。世之媒富贵之士，不皆原始要终，为后日无穷之计者，鼓其说而作其气，惟富彊是务，而求胜六国，切切乎志于彊而心乎胜，不暇问其他。张仪以口舌进，疢已兆矣；商鞅以其惨刻不仁之术用，而厚其毒。秦之俗如狂阳内盛之夫，脆之骨，丰之革，跳梁搏击而其脉寖微，人遇之，非不健勇可畏，而卢、扁已借忧久矣。秦民之耳目、心志、习尚，惟得是计，惟诈是为，处彊而置人于弱，惟是为务，蠢然趯然，不能自已。六国未毙，而与人抗衡则固，君民之间，并力一意，不敢少懈，以蕲遂乎进取之计。有秦而无六国，则非特君不能安其俗，而民亦不自安之也。民不自安其俗，未有能帖然而无事者。而其粗可以侥倖觊无事，必其国无隙而后可，而国不能必其无隙也，如国何，如天下何？故曰：秦有六国则可以持秦，六国不存则不可以持秦，况天下乎！

义利之说，相资以为用，不患其并立而患利之偏胜，此圣贤之立言所以不同也。《易》以「元亨利贞」为乾之四德，《文言》释之曰：「利者，义之和也」。义、利岂可以相无哉！至孟子游于战国，始专以义为言，凡及于利者必深诋之，非恶于利而好为甚高之论也，因时救弊，不得不然也。昔者尧不以天下利丹朱，而以舜利天下，舜不以天下利商均，而以禹利天下，当时信之，后世仰之，灼知尧舜以天下之大义兴天下之大利也。故义利之说并立而不害，不辨而自明。至于禹之传子，非以为利也，将以息天下之争也，后世已疑其德衰。汤之放桀，非以为利也，将以除天下之虐也，后世果以为口实。禹、汤皆圣人也，时非唐、虞，不得已而为夏、商。天下之君子固知其心，而众人或未之知也，于是义利之说始交相胜而不明矣。武王之克商，无以异乎汤，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则义士固非周矣。商民之心，亦不能无疑于周，周公作书谆复谕之，若曰：「非我小国，敢弋商命」。又曰：「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，时惟天命」。又曰：「非予罪，时惟天命」。其言武王则曰：「不敢替厥义德」。其命康叔，则曰：「用其义刑义杀」。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纣，非利而为之，皆义而已矣。至于周衰，王者不作，齐桓、晋文始假义以济其利，伐楚以责贡，纳王以示民，夫岂出于诚心哉！吾夫子盖悯之，乃判为义利之说，曰：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」。又曰：「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」。门弟子知之，故曰：「子罕言利」。夫子之言，已有心于救世矣。逮至战国，先王之道丧，天下始专于趋利，而不知有义，为君者好利而忘其民，为臣者见利而遗其上，游说之士朝纵而暮衡，捭阖之徒俯贺而仰吊。若孙、吴、申、商、苏、张、公孙衍之属，既甘心于为利，杨、墨之说，又乘间而入之。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，是贼义以利其身也；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，利天下为之，是贼仁以利于人也。孟子以一身扶持王道，倘不深斥为利之说，以专明吾义，不几于推波助澜、抱薪救火乎？是故答梁王则曰：「王何必曰利」？辟宋牼则曰：「何必曰利」？不从陈代枉尺直寻之请，力辨万章割烹食牛之问，鄙仪衍为妾妇之道，斥杨、墨于禽兽之域。至于汤、武放伐之事，往复论之，尤为详明。夫岂好辩哉？将以存吾义也。虽时君谓之迂阔，终莫能听，然使万世之下知有仁义之说，不相胥而为夷狄者，孟子之力居多也。世之论者，谓夫子以周为至德，言武为未尽善，而孟子告诸侯，则每言汤武之事，殊不知春秋之际，诸侯犹有畏义之心，而王室之衰微，未若战国之甚，故夫子不忍言汤武之事，而每有为东周之心；至于孟子之世，天下合为六，皆国富兵强，侈然有辟土地、朝秦楚、莅中国而抚四夷之志，故孟子每言汤武而要之仁义，使诸侯知有仁义之说，则征伐之事敢轻为之乎？是乃孟子之所以存周也。然则义利之道，得尧、舜而行；义利之说，得孔、孟而明。圣人之有功于后世，岂不大哉？

战国之际，七雄以诈力相倾，处士横议，申子、商君、苏秦、张仪、虞卿、犀首、吴起、孙膑之流，既以富强约阖之术，徼时好以取富贵；淳于髡、邹衍、列御寇、庄周、田骈、慎到、杨朱、墨翟之徒，又相与造为异端，充塞天下。圣人之道不绝如线，所幸者孟轲阐其前，荀卿振其后，虽周游天下，穷老无所致用，而垂世教。孟子之书七篇，荀卿之书二十二篇，观其立言指事，根极理要，专以明王道，黜霸功，辟异端，息邪说，皇皇乎仁义、礼乐、性命、道德之旨，二书盖相表里矣。后世学者推尊之曰「孟荀」，莫敢少贬，或皆称其优入圣域，或皆许以王者之师，以为诚然。以吾观之，孟子而用，必为王者之佐，荀卿而用，不过霸者之佐，二子不可同日而语也。王霸之道，起于用心诚与不诚之间，至其所就，乃有霄壤之异。故自其外而观之，王者为仁，霸者亦为仁，王者为义，霸者亦为义，王者有礼信，霸者亦有礼信，王者有刑政，霸者亦有刑政。及自其内而观之，王者之心一出于诚，故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，霸者之心杂出于诈，故假仁以为利，利胜而仁衰，仗义以率人，人从而义废，汤、武、威、文，由此分也。商自契至于成汤，周自后稷至于文、武，积功累仁，其来也远，岂有心于得天下哉！正心诚意于闺门之内，而道化行于万里；发政施仁于朝廷之上，而德泽溢乎四海。其植本固，其流波远，天下欣然归之，有不可辞者，后世凭藉其德，斯民爱戴之心，至数百年而未已，是岂出于伪为者哉！若威、文之霸也，救邢封卫，以窃存亡之仁，伐楚会世子，以假尊王之义，伐原以示之信，大蒐以示之礼，类非出于诚心。故葵丘之会振矜而失诸侯，河阳之狩以臣而召天子，不终其身而德业俱丧，伪为之事可暂而不可以久故也。吾观荀卿之书，若尊王而贱霸矣，至于论王霸之说，则不一而足，既曰：「粹为王而驳为霸」。又曰：「义立而王，信立而霸」。又曰：「隆礼尊贤而王，重法爱民而霸」。又曰：「善日者王，善时者霸」。是何说之多端耶？以卿之不知本故也。卿之言性，曰人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夫善之可以伪为，则仁义礼信何适而非伪？四者既出于伪，何适而非霸者之心？其去王者不亦远乎？吾以是知卿之用，必为霸者之佐也。卿之言既不用于世，而李斯之学实出于卿，斯用于秦，卒蹶六国而夷之，又佐始皇焚诗书、杀学士，以愚黔首，卿之伪，盖有以启之。使卿用，虽未如斯之过，其不能为王者之佐，固昭然矣。或曰：「卿之书，言诚多矣。若曰：『君子养心莫善于诚』。又曰：『诚者君子之所守，而政事之本也』。卿岂不知王道之出于诚哉」？曰：子以为诚者自外至耶，将在内耶？性者与生俱生，诚者天之道，初非二物也。既以性为恶，则诚当自外入，外入则伪，乌睹所谓诚乎？人之性善如火热而水寒，其诚如水之能润，火之能热也。今既更之曰水热而火寒，又求其火热水润之功，岂不惑哉？「然则孟子之必为王佐何也」？曰：孟子之言王霸盖亦多矣，而不外诚伪之说，故曰：「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；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」。又曰：「汤武身之也，五霸假之也」。其言深知王霸之本，则其为王佐断可识也。吾观告子先孟子不动心，又其言辨几与孟子角，至于言义则以为外，言性则以为犹𣏌柳，故孟子力诋之，卒挫其说。荀卿之书，其辨诚过人，至其化性起伪，有似乎𢦤贼𣏌柳之说，然则荀卿者，告子之俦，非孟子比也。

问：以当世之治乱成败，考论古今之士，略可睹矣。春秋之季，晏子在齐，叔向在晋，蘧伯玉在卫，季札在吴，皆贤士大夫也。然浮沉自爱，无所能发明功名者。申、韩、苏、张，盖战国倾覆之徒耳。而富国强兵，所试辄效，此其故何也！汉自元、成以来，士习偷堕，视东都节义有愧焉。及观亡新之败，寇、邓、耿、贾之伦，拳拳于汉，卒复旧物。三国鼎分，则散为曹、吴之役者，不可胜数。其不忍舍汉者，诸葛亮数人而已。是何节义成俗，而识所向者滋寡也？唐袭八代之衰，历房、杜、姚、宋，不能救也。诗至李、杜，文至韩、柳，经术至啖、赵，庶几乎古，而唐衰矣。内则朋党，外则藩镇，皆一时之俊，何没没也？将所谓文与政通者，非此之谓欤？宋兴七十馀载，百度修矣，论卑气弱，儒士犹病之。及乎庆历，始以通经学古为高，救时行道为贤，犯颜纳说为忠。呜呼，盛矣！然向者丁、寇、吕、范之朋党兴而复熄，庆历以后，则朋党遂炽而不可救，而世故亦非向者之睹矣。岂论卑气弱，乃所以为盛时耶？有司惑焉，愿与诸君订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