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世之论士者不惟其身之观，亦观其师友源渊，然后可以知其人矣。洙泗七十二子，不必论其为人，以吾夫子卜之，可以知其贤。苏秦、张仪二子，不必观其行，观其所学者鬼谷子尔，则知其为仪、秦也。虽然，执此而论士，有大不然者。曾参以孝著于孔门，得参之学而行之者，宜其以孝而施于有政也，孰谓丧母不归、杀妻求将者，反出参之门哉？荀卿以中庸之学而为大儒，得卿之学而用之者，谓能必行王道也，孰谓燔诗书、灭礼乐者，反出卿之门哉？老子著五千言，明道德之旨，得其学而行之者，宜其清净自正，无为自化可也，孰知后世刑名法理之术、至于苛刻少恩者，反出于宗老氏者耶？不特此也。斯之学用于秦者至惨矣，意其学斯者又必甚于斯也。汉河南守与斯同邑，固尝学焉，治行乃为天下第一。申韩之术，施当时传后世者，至不仁矣，意其学之者必有甚于申韩。洛阳才子本名申韩，乃能陈《治安》之策，虽王者之佐亡以加。前四子者所学善矣，用之反不善；后二子者所学不善矣，用之反善，兹又何也？谓不在师友渊源耶，洙泗曷为而多贤，仪、秦曷为而皆诈？谓必在师友渊源耶，诸子之行事与其所学，又何其戾也？诸君择师尚友之日久矣，于师友渊源必能究之，愿陈数子之所以然者。

为纵约者六国，曰楚、曰齐、曰燕、曰韩、曰魏、曰赵。此六国者，相与约纵，合而为一以抗秦。张仪欲败纵约，必先说魏而使之归秦者，盖仪约之成与不成，其利害在于魏也。魏之为国，其地四平，无名山大川之限，实六国之战场也。使魏能守纵约，则秦必不敢越魏以谋六国也。自古天下有大梁，实为南北之限。汉吴楚之乱，梁孝王令兵守魏州，吴楚不敢越梁而北。唐安禄山之乱，张巡、许远固守睢阳，而禄山不得越之而南。以是知，梁地，古之战场，实南北之要冲也。故商鞅之欲强秦，必先诈公子卬而取之，使献西河之地，然后鞅之计得成。及张仪之败纵约也，亦先说魏，使之归秦，而后张仪连衡之说定。以是知梁之为地，天下之要。张仪之欲破六国之从，必先说梁，而后五国可得而服。若仪者，亦可谓善为衡者矣。

秦之破六国也，世之人皆谓其本于张仪之连衡，而破苏秦之从。夫从约之破虽出于秦，而秦之所以并六国者，实非衡之力也。使秦而不能知其先后缓急之序，则诸侯无自而平。秦之所以能并诸侯者，其实出于远交近攻之策。是谋也出于司马错，成于范睢。秦惠王欲伐蜀，以为道险阻难至，司马错欲其先从事于易以伐蜀。其后秦攻诸侯，欲以兵取刚寿，范睢以谓先韩、魏而后齐、楚。此二说者，秦并天下，其说盖出于此也。大抵用兵之法，攻坚则瑕者坚，攻瑕则坚者瑕。蜀瑕而韩坚，故先蜀而后韩；韩、魏瑕而齐、楚坚，故先韩、魏而后齐、楚。此盖先瑕而后坚也。瑕者既为吾所有，则坚者果何所恃哉？以此观之，则秦之并天下，实先此二策，而张仪之衡特为之助尔。

世之说者往往以谓周于战国之时不能复兴。盖当是时，周之为国特有百里，其地则不大于曹、滕，其民则不众于邾、莒、果何以能兴哉？然以吾观之，其实有可兴之理也。当威烈王之时，诸侯不朝于周，而威王独能率诸侯以朝之。显王之时，韩、魏皆称王，而赵武灵王独不肯称王。是周之名分犹存，安在其不可兴者哉！然所以终不能兴者，以其无能兴之人故也。如楚欲用兵破韩、魏，以窥周鼎。武公说楚王曰：「今子将欲诛残天下之共王，居三代之传器，吞三翮六翼，以高世主，非贪而何」？于是楚计辄不行。张仪之说秦下兵三川，以临二周之郊，司马错以谓今攻韩、劫天子，恶名也，惠王乃止。武公以居天下之传器、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为非；司马错以攻韩劫天子为恶名，周之为周，实有可兴之理矣。其所以不能兴者，是东西周无可兴之人也。周文王之兴特百里矣，安在其地广乎？

仲连非战国士也。战国之士如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之徒，所以为诸侯排难解纷者，大抵志于得利，不啻如商贾之所为。齐威王八年，楚伐齐，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，赍金百斤、车马十驷。髡仰天大笑，冠缨索绝，曰：「臣从东方来，见道傍有禳田者，操一豚蹄，酒一盂，而祝曰：『五谷蕃熟，穰穰满家』。臣以其所持者狭，而所欲者多，故笑之」。于是王乃益黄金千镒、车马百驷。此其所以异于商贾者几希。观仲连却新垣衍，不肯帝秦，平原君言于赵王而欲封之，仲连曰：「所贵于士者，为人排难解纷而无取也。即有取者，是商贾之事，仲连不忍为也」。及其下聊城也，齐人欲爵之，仲连曰：「吾与富贵而诎于人，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」。若仲连者，焉得以战国之士待之哉？盖为士者，欲轻世肆志，则无望乎富贵；苟有望乎富贵，则无耻而诎于人。此二者盖不可以两立也，又安得富贵而轻世肆志哉？魏文侯见段干木，立倦而不敢息，退而见翟璜，踞堂而与之言。翟璜不悦。文侯曰：「段干木，禄之则不肯，官之则不受。汝位则上卿，禄则万钟，既受吾食，又责吾礼，何可得哉」？汉高祖之得天下，张子房、韩信、萧何号为三杰。萧何位相国，韩信裂齐而王，独子房愿封留，闭门辟谷，弃人间事，从赤松子游，可谓不役于富贵，而能轻世肆志矣。卒之，萧何械系，韩信诛戮，独子房以功名自终，不取其区区之爵禄，故得以遂其志。扬子云曰：「鸿飞冥冥，弋人何慕焉」？其张子房、鲁仲连之谓欤！

求之而益深者，天下之备法也；叩之而不穷者，天下之能言也。为法立言至于益深不穷，而后可以垂教于当时而传诸后世矣。儒家者流惟苦《易》之为书，其道深远而不可穷；学兵之士尝患武之为说，微妙而不可究，则亦儒者之《易》乎？盖《易》之为言也，兼三才，备万物，以阴阳不测为神，是以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武之为法也，包四种，笼百家，以奇正相生为变，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，巧者见之谓之巧，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。迨夫九师百氏之说兴，而益见大《易》之义，如日月星辰之神，徒推步其辉光之迹，而不能考其所以为神之深。十家之注出，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，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，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。是则武之意不得谓尽于十家之注也，然而学兵之徒非十家之说亦不能窥武之藩篱，寻流而之源，由径而入户，于武之法不可谓无功矣。顷因馀暇，摭武之微旨而出于十家之不解者，略有数十事，托或者之问，具其应答之义，名曰《十注遗说》。学者见其说之有遗，则始信益深之法、不穷之言，庶几大《易》不测之神矣。

或问：「死生之地，何以先存亡之道」？曰：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将得其人。将能则兵胜而生，兵生于外则国存于内；将不能则兵败而死，兵死于外则国亡于内。是外之生死系内之存亡也。是故兵败长平而赵亡，师丧辽水而隋灭。太公曰：「无智略大谋，彊勇轻战，败军散众以危社稷，王者慎勿使为将」。此其先后之次也。故曰「知兵之将，生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」。

或问：「得算之多，得算之少，况于无算，何以是多少无之义」？曰：武之文固不汗漫而无据也。盖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七计，彼我之算尽于此矣。五事之经得三四者为多，得一二者为少。七计之校得四五者为多，得二三者为少。五七俱得者为全胜，不得者为无算。所谓冥冥而决事，先战而求胜，图乾没之利，出浪战之师者也。

或问：「计利之外，所佐者何势」？曰：兵法之传有常，而其用之也有变。常者法也，变者势也。书者可以尽常之言，而言不能尽变之意。五事七计者，常法之利也；诡道不可先传者，权势之变也。守常而求胜，如胶柱鼓瑟，以书御马。赵括所以能书而不能战，易言而不知变也。盖法在书之传，而势在人之用。武之意初求用于吴，恐吴王得书听计而弃己也，故以此辞动之，乃谓书之外尚有因利制权之势，在我能用耳。

或问：「因粮于敌者，无远输之费也，取用必于国者，何也」？曰：兵械之用不可假人，亦不可假于人。器之于人固在积习便熟而适其短长重轻之宜，与夫手足不相锄铻而后可以济用而害敌矣。吾之器敌不便于用，敌之器吾不习其利，非国中自备而习惯于三军，则安可一旦仓卒假人之兵而给己之用哉！《易》曰：「萃，除戎器，以戒不虞」。太公曰：「虑不先设，器械不备」。此皆言取用于国，不可因于人也。

或问：「兵以伐谋为上者，以其有屈人之易而无血刃之难，伐兵攻城为之次下明矣。伐交之智何异于伐谋之工，而又次之」？曰：破谋者不费而胜，破交者未胜而费，帷幄樽俎之间而揣摩折冲，心战计胜其未形，已成之策不烦毫釐之费，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，伐谋之义也。或遣使介，约车乘，聘币之奉；或使间谍，出土地，金玉之资。张仪散六国之从，阴厚者数年；尉缭子破诸侯之援，出金三十万。如此之类，费已广而敌未服，非加以征伐之劳，则未见全胜之功，宜乎次于晏婴、子房、寇恂、荀彧之智也。

或问：「武之书皆法也，独曰『此谋攻之法也』，『此军争之法也」』？曰：馀法概论兵家之术，惟二篇之说及于用，诫其易用而称其所难。夫告人以所难而不济之以成法，则不足为完书。盖谋攻之法以全为上，以破次之，得其法则兵不钝而利可全，非其法则有杀士三分之灾。军争之法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，得其法则后发而先至，非其法则至于擒三将军。此二者岂用兵之易哉！乃云「必以全争于天下」，又云「莫难于军争」，难之之辞也。欲济其所难者必详其法。凡所谓屈人非战、拔城非攻、毁国非久者，乃谋攻之法也；凡所谓十一而至、先知迂直之计者，乃军争之法也。见其法而知其难于馀篇矣。

或问：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。后魏太武命将出师，从命者无不制胜，违教者率多败失；齐神武任用将帅出讨，奉行方略罔不克捷，违失指教多致奔亡。二者不几于御之而后胜哉」？曰：知此而后可以起武之意。既曰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」，则其意固谓将不能而君御之则胜也。夫将帅之列，才不一概，智愚勇怯，随器而任。能者付之以阃寄，不能者授之以成算，亦犹后世责曹公使诸将以《新书》从事，殊不识公之御将因其才之小大而纵抑之。张辽、乐进，守斗之偏才也，合淝之战，封以函书，节宣其用。夏侯惇兄弟有大帅之略，假以节度，便宜从事，不拘科制，何尝一概而御之邪？《传》曰：「将能而君御之，则为縻军；将不能而君委之，则为覆军」。惟公得武法之深。而后太武、神武，庶几公之英略耳，非司马宣王安能发武之蕴哉！

或问：「胜可知而不可为者，以其在彼者也。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佚与亲在敌而吾能劳且离之，岂非可为欤」？曰：《传》称「用师观衅而动，敌有衅不可失」，盖吾观敌人无可乘之衅，不能彊使为吾可胜之资者，不可为之义也。敌人既有可乘之隙，吾能置术于其间而不失，敌之败者可知之义也。使敌人主明而贤，将智而忠，不信小说而疑，不见小利而动，其佚也安能劳之，其亲也安能离之？有楚子之暗与囊瓦之贪，而后吴人亟肄以疲之；有项王之暴与范增之隘，而后陈平以反间疏之。夫衅隙之端隐于佚亲之前，劳离之策发于衅隙之后者，乃所谓可知也，则惟无衅隙者，乃不可为也。

或问：「守则不足，攻则有馀，其义安在」？曰：谓吾所以守者力不足，吾所以攻者力有馀者，曹公也。谓力不足者可以守，力有馀者可以攻者，李筌也。谓非彊弱为辞者，卫公也。谓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，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馀者，太宗也。夫攻守之法，固非己实彊弱，亦非虚形视敌也，盖正用其有馀不足之形势，以固己胜敌。夫所谓不足者，吾隐形于微而敌不能窥也。有馀者，吾乘势于盛而敌不能支也。不足者，微之称也。当吾之守也，灭迹于不可见，韬声于不可闻，藏形于微妙不足之际，而使敌不知其所攻矣。所谓藏于九地之下者是也。有馀者，盛之称也。当吾之攻也，若迅雷惊电，坏山决塘，作势于盛彊有馀之极，而使敌不知其所守矣。所谓动于九天之上者是也。此有馀不足之义也。

或问：「三军之众，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，奇正是也。受敌、无败，二义也，其于奇正有所主乎」？曰：武论分数、形名、奇正、虚实四者，独于奇正云云者，知其法之深，而二义所主未白也。复曰：「凡战以正合，以奇胜」。正合者，正主于受敌也；奇胜者，奇主于无败也。以合为受敌，以胜为无败，不其明哉！

或问：「武论奇正之变，二者相依而生，何独曰善出奇者」？曰：阙文也。凡所谓如天地、江河、日月、四时、五色、五味，皆取无穷无竭、相生相变之义。故首论以正合、奇胜，终之以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。相生如循环之无端，岂以一奇而能生变，交相无已哉！宜曰：善出奇正者，无穷如天地也。

或问：「其势险者其义易明，其节短者其旨安在」？曰：力虽甚劲者，非节量短近而适其宜，则不能害物。鲁缟之脆也，彊弩之末不能穿；毫末之轻也，冲风之衰不能起。鸷鸟虽疾也，高下而远来，至于竭，羽翼之力安能击搏而毁折哉！尝以远形为难战者，此也。是故曲义破公孙瓒也，发伏于数十步之内；周访败杜曾也，奔赴于三十步之外，得节短之义也。

或问：「十三篇之法各本于篇名乎」？曰：其义各主于题篇之名，未尝泛滥而为言也。如《虚实》者，一篇之义，首尾次序皆不离虚实之用，但文辞差异耳。其意所主非实即虚，非虚即实，非我实而彼虚，则我虚而彼实。不然，则虚实在于彼此。而善者变实而为虚，变虚而为实也，虽周流万变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。凡所谓待敌者佚者力实也，趋战者劳者力虚也。致人者，虚在彼也；不致于人者，实在我也。利之也者，役彼于虚也；害之也者，养我之实也。佚能劳之，饱能饥之，安能动之者，佚、饱、安实也，劳、饥、动虚也。彼实而我能虚之也，行于无人之地者，趋彼之虚而资我之实也。攻其所不守者，避实而击虚也；守其所不攻者，措实而备虚也。敌不知所守者，斗敌之虚也；敌不知所攻者，犯我之实也。无形无声者，虚实之极而入神微也。不可御者，乘敌备之虚也；不可追者，畜我力之实也。攻所必救者，乘虚则实者虚也；乖其所之者，能实则虚者实也。形人而敌分者，见彼虚实之审也；无形而我专者，示吾虚实之妙也。所与战约者，彼虚无以当吾之实也。寡而备人者，不识虚实之形也；众而备己者，能料虚实之情也。千里会战者，预见虚实也；左右不能救者，信人之虚实也。越人无益于胜败者，越将不识吴之虚实也。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，辨虚实之术也。得也动也生也有馀也者，实也；失也静也死也不足也者，虚也。不能窥谋者，外以虚实之变惑敌人也；莫知吾制胜之形者，内以虚实之法愚士众也。水因地制流、兵因敌制胜者，以水之高下喻吾虚实变化不常之神也。五行胜者实也，囚者虚也；四时来者实也，往者虚也。日长者实也，短者虚也；月生者实也，死者虚也。皆虚实之类，不可拘也。以此推之，馀十二篇之义，皆仿于此，但说者不能详之耳。

或问：「军争为利，众争为危。军之与众也，利之与危也，义果异乎」？曰：武之辞未尝妄发而无谓也。军争为利者，下所谓军争之法也。夫惟所争而得此军争之法，然后获胜敌之利矣。众争为危者，下所谓举军而争利也。夫惟全举三军之众而争，则不及于利而反受其危矣。盖军争者，案法而争也；众争者，举军而趋也。为利者后发而先至也，为危者擒三将军也。

或问：「兵以诈立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。立也动也变也，三者先后而用乎」？曰：先王之道，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后之次，而所尚不同耳。盖先王之道尚仁义，而济之以权，兵家者流贵诈利而终之以变。司马法以仁为本，孙武以诈立；司马法以义治之，孙武以利动；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，孙武以分合为变。盖本仁者治必为义，立诈者动必为利，在圣人谓之权，在兵家名曰变。非本与立无以自修，非治与动无以趋时，非权与变无以胜敌。有本立而后能治动，能治动而后可以权变。权变所以济治动，治动所以辅本立。此本末先后之次略同耳。

或问：「武所论举军动众皆法也，独称此用众之法者，何也」？曰：武之法，奇正贵乎相生，节制、权变两用而无穷。既以正兵节制，自治其军，未尝不以奇兵权变而胜敌。其于论势也，以分数形名居前者，自治之节制也；以奇正虚实居后者，胜敌之权变也。是先节制而后权变也。凡所谓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、修道而保法、自保而全胜者，皆相生两用先后之术也。盖鼓铎旌旗，所以一人之耳目，「人既专一，勇者不得独进，怯者不得独退」。此何法也？是节制自治之正法也，止能用吾三军之众而已，其法也固未尝及于胜人之奇也。谈兵之流，往往至此而止矣。武则不然，曰：「此用吾众之法也」。凡所谓变人之耳目而夺敌之心气，是权谋胜敌之奇法也。

或问：「夺气者，必曰三军，夺心者，必曰将军，何也」？曰：三军主于斗，将军主于谋。斗者乘于气，谋者运于心。夫鼓作斗争、不顾万死者，气使之也；深思远虑，以应万变者，心主之也。气夺则怯于斗，心夺则乱于谋。下者不能斗，上者不能谋，敌人上下怯乱，则吾一举而乘之矣。《传》曰「一鼓作气，三而竭」者，夺斗气也。先人有夺人之心者，夺谋心也，三军、将军之事异矣。

或问：「自计及间上下之法，皆要妙也，独云此用兵之法妙者，何也」？曰：夫事至于可疑，而后知不疑者为明；机至于难决，而后知能决者为智。用兵之法，出于众人之所不可必者，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于犹豫者，其所得固过于众人，而通于法之至妙也。所谓高陵勿向，背丘勿逆，盖亦有可向可逆之机，佯北勿从，锐卒勿攻，亦有可从可攻之利。饵兵勿食，归兵勿遏，亦有可食可遏之理。围师必阙，穷寇勿追，亦有不阙可追之胜。此兵家常法之外，尚有反复微妙之术，智者不疑而能决，所谓用兵之法妙也。

或问：「九变之法，所陈五事者何」？曰：九变者，九地之变也。散、轻、争、交、衢、重、圮、围、死，此九地之名也。一其志，使之属，趋其后，谨其守，固其结，继其食，进其涂，塞其阙，示不活，此九地之变也。九而言五者，阙而失次也。下文曰：「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，知用兵矣；将不通九变之利者，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」。是九变主于九地明矣。故特于《九地篇》曰：「九地之变，人情之理，不可不察也」。然则既有九地，何用九变之文乎？曰：武所论「将不通九变之利」，又曰「治兵不知九变之术」，盖九地者，陈变之利，故曰不知变不得地之利。九变者，言术之用，故曰不知术不得人之用。是故六地有形，九地有名，九名有变，九变有术。知形而不知名，决事于冥冥；知名而不知变，驱众而浪战；知变而不知术，临用而事屈。此所以《六地》、《九地》、《九变》皆论地利，而为篇异也。李筌以「涂有所不由」而下五利兼之为十变者，误也。复指下文为五利，何尝有五利之义也？「绝地无留」，当作「轻地」，盖「轻」有无止之辞。

或问：「凡军好高而恶下。太公曰『凡三军处山之高，则为敌所栖』，岂好高之义乎」？曰：武之高，非太公之高也。公所论天下之绝险也。高山盘石，其上亭亭，无有草木，四面受敌。盖无草木则乏刍牧樵采之利，四面受敌则绝出入运馈之路，可上而不可下，可死而不可久。此固有栖之之害也。武之所论，假势利之便也。处隆高丘陵之地，使敌人来战则有登隆、向陵、逆丘之害，而我得因高乘下、建瓴走丸、转石决水之势，加以养生处实，先利粮道，战则有乘势之便，守则有处实之固，居则有养生足食之利，去则有便道向生之路，虽有百万之敌，安能栖我于高哉？太武栖姚兴于天渡，李先计令遣奇兵邀伏，绝柴壁之粮道，此兴犯处高之忌，而先得栖敌之法明矣。学孙武者深明好高之论，而不悟处于太公之绝险。知其势利之便者，后可与议其书矣。

或问：「六地者，地形也，复论将有六败者何」？曰：恐后世学兵者泥胜负之理于地形也，故曰地形者兵之助，非上将之道也。太公论主帅之道，择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，则地形固非将军之事也。所谓料敌制胜者，上将之道也。知此为将之道者，战则必胜；不知此为将之道者，战则必败。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乱曰北者，此六者败之道，将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。是胜败之理不可泥于地形，而系于将之工拙也。至于《九地》亦然，曰「刚柔皆得地之理也」、「将军之事，静以幽，正以治」、「驱三军之众，如群羊往来、不知其所之」者，将军之事也。特垂诫于《六地》、《九地》者，孙武之深旨也。

或问：「『死焉不得，士人尽力』。诸家释为二句者何」？曰：夫人之情，就其甚难者，不顾其甚易，舍其至大者，不吝其至微。死难于生也，甘其万死之难，则况出于生之甚易者哉！身大于力也，弃其一身之大，则况用于力之至微者哉！武意以谓三军之士，投之无所往，则白刃在前，有所不避也。死且不避，况于生乎？身犹不虑，况于力乎？故曰死且不北。夫三军之士不畏死之难者，安得不人人尽其力乎？「死焉不得，士人尽力」，诸家断为二句者，非武之本意也。

或曰：「『方马埋轮』，诸家释方为缚。或谓缚马为方陈者，何也」？曰：解「方」为缚者，义不经据。缚而方之者，非武本辞。盖「方」当作「放」字。武之说本乎人心离散，则虽彊为固止，而不足恃也。固止之法，莫过于柅其所行。古者用兵，人乘车而战，车驾马而行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，不得齐勇之政，虽放去其马而牧之，陷轮于地而埋之，亦不足恃之为不散也。噫！车中之士，辕不得马而驾，轮不得辙而驰，尚且奔走散乱而不一，则固在以政而齐其心也。

或问：「兵情主速，又曰为兵之事，夫情与事义果异乎」？曰：不可探测而蕴于中者，情也；见于施为而成乎其外者，事也。情隐于事之前，而事显于情之后，此用兵之法，隐显先后之不同也。所谓兵之情主速者，盖吾之所由所攻欲出于敌人之不虞不诫也。夫以神速之兵出于人之所不能虞度而诫备者，固在中情秘密而不露，虽智者深閒不能前谋先窥也。所谓为兵之事者，盖敌意既顺而可详，敌衅已形而可乘，一向并敌之势，千里杀敌之将，使陈不暇战而城不及守者，彼败事已显，而吾兵业已成于外也。故曰所谓巧能成事者此也。是则情事之异，隐显先后也。

或曰：「九地之中，复有绝地者何也」？曰：兴师动众，去吾之国中，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敌人之地，疆埸之限，所过关梁津要，使吾踵军在后告毕书绝者，所以禁人内顾之情而止其还遁之心也。《司马法》曰：「书亲绝是谓绝顾壹虑」。尉缭子踵军令曰：「遇有还者诛之」。此绝地之谓也。然而不预九地者何？九地之法皆有变，而绝地无变，故论于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数也。或以越境为越人之国，如秦越晋伐郑者，凿也。

或问：「不知诸侯之谋，不能预交；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，不能行军；不用乡导，不能得地利。重言于《军争》、《九地》二篇者何也」？曰：此三法者，皆行师争利、出没往来、迟速先后之术也。盖军争之法，方变迂为直，后发先至之为急也。九地之利，盛言为客深入利害之为大也。非此三法，安能举哉？噫！与人争迂直之变，趋险阻之地，践敌人之生地，求不识之迷涂，若非和邻国之援为之引军，明山川、林麓、险难、阻阨、沮洳、濡泽之形而为之标表，求乡人之习熟者为之前导，则动而必迷，举而必穷，何异即鹿无虞，惟入于林，不行其野，彊违其马，欲争迂直之胜，图深入之利，安能得其便乎？称之二篇，不其旨哉！

或问：「何谓无法之赏，无政之令」？曰：治军御众，行赏之法，施令之政，盖有常理。今欲犯三军之众，使不知其利害，多方误敌，而因利制权，故赏不可以拘常法，令不可以执常政。噫，常法之赏不足以愚众，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，则赏有时而不拘，令有时而不执者，将军之权也。夫进有重赏，有功必赏，赏法之常也。吴子相敌，北者有赏，马隆募士，未战先赏，此无法之赏也。先庚后甲，三令五申，政令之常也。武曰「若驱群羊」，往来「莫知所之」。李愬袭元济，初出，众请所向。曰：「东六十里止」。至张柴，诸将请所止，复曰：「入蔡州」。此无政之令也。

或问：「用间使间，圣智仁义其旨安在」？曰：用间者，用间之道也。或以事，或以权，不必人也。圣者无所不通，智者深思远虑，非此圣智之明，安能坐以事权间敌哉？使间者，使人为间也。吾之与间，彼此有可疑之势。吾疑间有覆舟之祸，间疑我有害己之计。非仁恩不足以结间之心，非义断不足以决己之惑。主无疑于客，客无猜于主，而后可以出入于万死之地而图功矣。秦王使张仪相魏，数年无效，而阴厚之者，恩结间之心也。高祖使陈平用金数十万离楚君臣。平，楚之亡虏也，吾无问其出入者，义决己之惑也。

或问：「伊挚、吕牙，古之圣人也，岂尝为商周之间邪？武之所称，岂非尊间之术而重之哉」？曰：古之人立大事、就大业，未尝不守于正，正不获意，则未尝不假权以济道。夫事业至于用权，则何所不为哉！但处之有道而卒反于正，则权无害于圣人之德也。盖尽在兵家名曰间，在圣人谓之权。汤不得伊挚不能悉夏政之恶，伊挚不在夏不能成汤之美；武不得吕牙不能审商王之罪，吕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。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顺天应人、伐罪吊民之仁义，则非为间于夏、商而何？惟其处之有道而终归于正，故名曰权。兵家之间流而不反，不能合道而入于诡诈之域，故名曰间。所谓以上智成大功者，真伊、吕之权也。权与间，实同而名异。

或问：「间何以终于篇之末」？曰：用兵之法，惟间为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。所谓非圣智不能用间，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者，难之之辞也。武始以十三篇干吴者，亦欲以其书之法教阖闾之知兵也。教人之初，蒙昧之际，要在从易而入难，先明而后幽，本末次序而导之，使不惑也。是故始教以计量、校算之法，而次及于战攻、形势、虚实、军争之术，渐至于行军、九变、地形、地名、火攻之备，诸法皆通而后可以论间道之深矣。噫！教人之始者，务令明白易晓，而遽期之以圣智微妙之所难，则求之愈劳而索之愈迷矣，何异王通谓不可骤而语《易》者哉！或曰：「庙堂多算，非不难也，何不列之终篇也」？曰：计之难者，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七计，而索其情也。夫敌人之情最为难知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求象于事，不可验于度，先知者必在于间。盖计待情而后校，情因间而后知，宜乎以间为深，而以计为浅也。孙武之蕴至于此，而后知十家之说不能尽矣。

《春秋》书「王」，存周也。孔子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」？此仲尼之本心也。孟轲非周民乎？履周之地，食周之粟，常有无周之心，学仲尼之叛者也。周德之不兢，亦已甚矣，然终其虚位，犹拱而存也。使当时有能唱桓、文之举，则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道业，庸可几乎？为轲者徒以口舌求合，自媒利禄，盍亦使务是而已乎！奈何今日说梁惠，明日说齐宣，说梁襄，说滕文，皆啖之使为汤、武之为，此轲之贼心也。譬父病亟，使商臣为子，未有不望其生者，如之何而安明诸不救之地哉？轲，忍人也，辨士也，仪、秦之雄也。其资薄，其性慧，其行轻，其说如流，其应如响，岂君子长者之言也？其免于苏、张、范、蔡、申、韩、商、李之党者，挟仲尼以欺天下也。使数子者皆咈其素，矫其习，窃仁义两字以藉口，是孟轲而已矣。要之，战国纵横捭阖之士，皆发冢之人，而轲能以《诗》、《礼》也，是故孟轲诵仁义，犹老录公之诵法也。老录公，诵法卖法者也。轲诵仁义，卖仁义者也，安得为仲尼之徒欤？嗟乎！孔子生而周尊，孟轲生而周绝，何世人一视孔孟之心？记曰：拟人必于其伦，宁从汉儒曰孔墨。

昔天子锡人官之问，有曰安身取誉为难，盖见知于上则能安身，得心于下则能取誉，二者并行而不相悖，斯足以仰膺睿眷，俯慰民瞻，坐俾声华勋业辉映今古。而今之为政者或尚威严以足国，谓可安身矣，奈结怨于下何？或推慈惠以济民，谓可取誉矣，奈速辜于上何？速辜于上则身难以安，结怨于下则誉难以取，而况戎事方兴，神州未复，有征防饷馈之供，使府送迎之费，□□府库见赖之物，必假皂隶鞭笞之势乃能率办先期。而朝廷恩诏，常存宽恤，毋得横歛，兹莅官者所以尤难于宰邑之职也。龙泉自国初创置以来，绾铜章墨绶者其详靡得而闻，稽诸图志，谓寺丞何公从水南徙治于此，惟陆若济茂著政绩。粤自金兵乱夏，黄巾猬起，建炎庚戌虔寇邱权长驱入境，时玉牒赵公迪之率吏民栅山为垒，旗鼓振耀，凶徒畏詟，焚剽郊外而去。有逋卒刘雄荐起郴界，寻至绍兴之初，其徒彭友遂冲入县治，于是邵宰世卿苍皇出奔，侨治于赣阳，而寇势益张，绵亘数百里，编氓咸遁于大江之东。越明年季春，承宣使岳飞始提精锐，鼓行而西，擒剿殆尽。克复之初，朝请王公下车寓长寿寺为理所，爰召百姓，分葺廨舍，不日而成。满考，而李文林代之，居无几何，残寇奄至，再罹暴焰，帑廪为之一空。既而以疾在告，郡将舍人王公移檄敦讲，里居郭倅权邑事，时有旨，宰田地亩分倅以私税均敷，不扰而办，王捐之以表诸邑。暨李不禄，摄理凡三人，越四载，王宣教被命而至，未几解官。繇此士夫相传，谓是邦当恶少出没之地，闾里不安，租税难辨，久缺正授，凡假摄者又十有三年络绎去来，视如邮传，举无善最可记，惟郭修职、张承议、苏奉议、张从政以抚字教养为意，人到于今思之。迨甲戌季冬，上官承议甫获正调，自此胡宣教、张承议以次莅政。大抵自兵火之后，宰于兹者非太宽则太猛，猛则民残而越诉者繁，宽则民慢而干纪者众，其弊不可毛举。独苏、张之治宽猛适中，而张公天资忠厚，学识明敏，持心公正，视篆之初，抚摩凋瘵，振起颓纲，兼五美以为政，用片言而折狱，期限靡至而人户乐输，赋歛不加而□□毕集。其育材则两科之士皆步青云，其恤税则万井之间普沾实惠。揉强梗以为善良，驱寇攘而事稼穑，是以干戈载戢，狴犴屡空。上致军国之饶，下格士民之誉，二千石以列于外台，部刺史以闻于当宁。信乎黎元之父母，师师之表仪，则安身取誉之道两造其极矣。以故邑之士庶私相谓曰，古郡县皆有题名，而吾邑蔑然，端为缺典。今公之善政彰彰炳炳，讵可不书？乃属勋序其大概而记其爵里，植于厅事以示将来，庶期后之君子承继不泯焉。

致身紫橐，浸高视草之班；接武黄枢，初乏徙薪之策。仰祗茂渥，莫遂深辞（中谢。）。伏念臣性愚不移，材薄无用。咨四岳能典朕礼，微讨论制作之长；俾万姓咸大王言，非明白温纯之比。久忝俊轨，屡触危机。载寻匽革之盟，首预乘轺之选。念先臣有雪毡之厄，虽秃节之尚存；而同产遭霜简之弹，亦覆车之可畏。偶凭帝力，获缔邻驩。将沥请以休故山，忽拜恩而长翰苑。未安坐席，又陟筹帷。顾宥密之责匪轻，惧谴何之事难免。兹盖伏遇太上皇帝陛下蹈尧、舜圣神之迹，记苏、张忠义之家。两世受知，曷报隆天之施？一门集宠，荐叨政地之除。内揆侥踰，益增陨越。臣敢不鞭笞驽驾，景行英尘？抱公灭私，常无忘于三省；整军经武，庶有补于一毫。臣无任。

起家荒戍，旁邻左衽之巢；易地辅州，复接东阡之畛。溢寸襟而怀德，具片札以贡诚。伏念某技则五穷，虑无一得。自祸萌于偃月，已望绝于干霄。落南山之箕，久营半菽；决西江之水，孰顾常鳞！忽叨乘障之除，未著利氓之最。饥者易食，谓拙政之可称；实不副名，偶外台之并奏。何期误渥，骤畀迩封！夸三组以过乡，敢循覆辙？歌一襦之安堵，请事旧闻。兹盖伏遇某官任重经邦，道高弼后。枫宸纳说，非尧、舜而不陈；松漠结成，虽苏、张而犹劣。夙垂推挽，致玷选抡。某敢不愿补毫分，恪遵甲令？台星两两，仰光焰以非遥，夏屋渠渠，喜帡幪之有托。

伏见朝廷比修军政，汰拣冗籍，更易将帅，威令复振。惟是功赏一事，如出战、暴露、从卫、守把之类，项目颇多。昨缘将帅非人，保明奏请之间不无伪冒，或增减功效，或添入姓名，受赂不公，任情轻重，奸弊百端，时有陈告。近据殿前司白旗子队谭进告论鲁真等、前军使臣张仪告论洪盛等、马军司左军蔡仲告论田俊等，蒙朝廷送大理寺究治，委是告论得实，虽已将冒赏人追夺元官资，并保明不实将佐并降官行遣外，窃虑诸军尚有似此冒滥之人，若不措置许之自首，深恐日后告论稍多，有失行伍上下之分。欲望朝廷备坐行下三衙并驻劄诸军，大字出榜，晓谕逐军寨门，如有似此功赏不实，已转官资，或申奏未下之人并元保明不实将佐，并候指挥到限一月日，许经逐军或所在官司尽行陈告，并与免罪改正。如出限不首，却致因事发露，定将犯人并保明将佐取旨重作施行。庶得不致引惹告讦，而军无滥赏，有以激劝实立功效之人。

右秦《告巫咸神碑》，在凤翔府学，又一本《告亚驼神》者，在洛阳刘忱家，书辞皆同，唯偏旁数处小异。案《史记·世家》，楚子连「熊」为名者二十二，独无所谓熊相者。以事考之，楚自成王之后，未尝与秦作难。及怀王熊槐十一年，苏秦为合从之计，六国始连兵攻秦，而楚为之长，秦出师败之，六国皆引而归。今碑云「熊相率诸侯之兵以加临我」者，真谓此举，盖《史记》误以熊相为熊槐耳。其后五年，怀王忿张仪之诈，复发兵攻秦。故碑又云「今又悉兴其众，以偪我边境」也。是岁秦惠王二十六年也。王遣庶长章拒楚师，明年春，大败之丹阳，遂取汉中之地六百里。碑云「克齐，楚师复略我边城」是也。然则碑之作正在此时，盖秦人既胜楚而告于诸庙之文也。秦人尝与楚同好矣，楚人背盟，秦人疾之，幸于一胜，遍告神明，著诸金石，以垂示后世，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是欤！余昔固尝怪秦、楚虎狼之国，其势若不能并立于天下，然以邻壤之近，十八世之久，而未闻以弓矢相加，及得此碑，然后知二国不相为害，乃在于盟诅之美、婚姻之好而已。战国之际，忠信道丧，口血未乾，而兵难已寻者比比皆是，而二国独能守其区区之信，历三百有馀岁而不变，不亦甚难得而可贵乎？然而《史记》及诸传记皆不及之也。碑又云：「熊相背十八世之诅盟」。今世家所载，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尔。又云：「楚取我边城新隍及𣃶长」。而《史记》止言六国败退而已。由是知简策之不足尽信，而碑刻之尤可贵也。秦惠公二十六年，周赧王之三年也。自碑之立，至今绍圣改元，实一千四百六年。

《国策》，史家流也。其文辩博，有焕而明，有婉而微，有约而深，太史公之所考本也。自汉称为《战国策》，杂以「短长」之号，而有苏、张纵横之说，学者讳之，置不论，非也。夫史氏之法，具记一时事辞，善恶必书，初无所决择。楚曰《梼杌》，书恶也；鲁曰《春秋》，善恶兼也。司马《史记》、班固《汉书》有《佞幸》等列传，学者岂以是为不正，一举而弃之哉？矧此书若张孟谈、鲁仲连发策之慷慨，谅毅、触詟纳说之从容。养叔之息射，保功莫大焉；越人之投石，谋贤莫尚焉；王斗之爱縠，忧国莫重焉。诸如此类不一，皆有合先王正道，孔、孟之所不能违也，若之何置之？曾巩之序美矣，而谓禁邪说者，固将明其说于天下，则亦求其故而为之说，非此书指也。起秦迄今千四百岁，由学者不习，或衍或脱，或后先失次，故「肖」、「立」半字，时次相糅，刘向已病之矣。旧有高诱注，既疏略无所稽据，注又不全，浸微浸灭，殆于不存。彪于是考《史记》诸书为之注，定其章条，正其衍说，而存其旧，慎之也。地理本之《汉志》，无则缺；字训本之《说文》，无则称。犹杂出诸书，亦别名之。人姓名多不传见，欲显其所说，故系之一国。亦时有论说，以翊宣教化，可以正一史之谬，备《七略》之缺。以之论是非，辨得失而考兴亡，亦有补于世。绍兴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，缙云鲍彪序。

孤飞未高，每自嗟于六翮；屡荐不入，乃遽窃于一麾。不遑据义而辞，独有亲仁之幸。惟某官圭璋清庙之器，楩楠大厦之材。溯游夏之渊源，学穷圣域；粲卿云之黼黻，文掞天庭。以终贾之妙年，擅苏张之大手。雁序共题于雁塔，久歆艳于乡闾；凤阁耸听于凤鸣，尚徊翔于郡国。思乐兹游于泮水，选抡即上于瀛州。某抚只影以何堪，荷双缄之见予。久隔异县，行遂同寮。饱闻蕲水之滨，最号芹宫之盛。游郑侨之乡校，行听弦诵之音；即何武之学宫，尚赖箴规之益。成我素志，所望故人。

某观人心皆有偏重不回之处，所重不胜，则他无以移之。唐虞三代之士，道德之重，非道德有所不见；功业之重，非功业有所不为。战国之时，士心毒戾。汉兴，为士者重志术，而东京反之，徒重节义。唐之诸人，色色有之。然三代之后，道德功业已不及古，而爵禄富贵偏重久矣。其间最出下策者，随物俛仰，苟且旦夕之利，而无坚忍不拔之操。此古人所谓播糠眯目，天地四方易位，而孟子谓之流俗者也。皋、夔、益、稷，号称命世之士，不用则律一身，用之则福天下。伊、吕起匹夫而功冠万世，方寸之心，足以取重，又谁能轻之！苏、张、犀首，一日不事权变，则心摇摇而不宁；李斯、恬、毅，视杀人如刈草苇。其平生用心如此，为限局而无复宽净仁恕之念，术或使之也。西汉大臣谋制诸吕，盖以智术胜；而东汉李固以降，皆慷慨誇节义。唐之房、杜、颜，段往往兼得之。虽然，向所谓道德功业之盛，已转而投于富贵爵禄之场矣。夫爵禄富贵以道得之，曾何足以乱于人心？而古之人独以谓，是心独重，则道德功业之心自衰无复，随物俛仰，苟且旦夕之利，而无坚忍不拔之操。则其视唐虞三代之士，能无深愧哉！道德下而为功业，功业下而为爵禄，爵禄下而为富贵，其尤下又为苟且之利。而战国以来绝望于道德功业之实，盖其心之所重者，日以迫切，而流为浅薄故也。今有人，少而读书，颇妄意道德，虽当世功业所不敢必，而爵禄富贵不入于心者三十四岁矣。向者滥随太学英俊之游，高自摽致，不肯少屈常心，确然似有可观者。比者投牒礼部，一掷万里，而东西南北之身无所容迹。柔辞宛色，从事干谒，使平生道德之心屡变而为苟且之态，则其用心轻重，遂有百倍之失。中夜寻省，与初心不侔，安得道德宗师将身役而奉承之，以规正心术之谬邪！伏以某官閤下久以道德，承弼本支，而出按一道，发为功业，廉直劲正之气卓然诸公间，此所谓道德宗师而人物之准绳也。某惟宿昔取重者，无出于道德，而道德寔见于閤下，故前日堂下之拜，未伸一言，而閤下携手以上，问劳备至。无亲戚之托，无故旧之因，无先容之荐，而某又非文墨足以动悟左右者之耳目，徒恻然悯其力学无成，而察某非苟且旦夕随物俛仰之人耳。用是辄忘其卑鄙庸陋，而袖书以谢，附以鄙文史论、表、记、诗词凡二十馀篇。伏惟台览，幸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