恕违孔孟之学，效苏张之辩，与确结交厚善。今确毁谤君亲，已行诛窜，恕自来引誉鼓唱，中外士大夫颇为之惑。若不明责，窃恐无以镇遏浮议。

天生孔子，不独为鲁。虽孔子，其忧亦未尝不在天下也。周之末，列国争为雄长，而天下骚然苦兵。孔子拳拳于其间，欲以一己捍天下之难，故不用于鲁则之齐、之卫、之荆、之陈、之蔡，不用于诸侯则欲为政于费，不用于中国则欲为政于蛮夷。车马之迹，环于四方，削迹伐树，流离困厄而不悔。圣人忧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而欲行其道，如此其勤也！孔子之门，其弟子皆世之仁贤。自颜渊而下，惟仲由、子贡得圣人之道尤多，然而终出颜下者，性有所蔽而弗全也。仲由蔽于勇，子贡蔽于辩，颜渊终日静默，而孔子亟称之，以为近己。而仲由、子贡，或矜其勇、辩，孔子未尝不屈折其气而诫之也。孔子没，圣人之道息，天下于是益乱。诸侯务相吞灭，争地逐利，兵满于天下，不复知有仁义，一切以权谋诈力相高。故轻险之士乘时而出，摩吻淬舌，起为纵横之说，以耸踊暴鸷之君，而邀取势利，视民之死于兵，如蚍蜉豚彘，而曾不为之嚬颜。故苏、张、范、蔡、陈轸、楼缓、樗里、甘茂、商鞅、韩非之徒，皆长于揣摩辩说，而当时号为贤智，此因衰世之乱人也。尝读司马氏《史》，至于数子列传，未尝不叹愤，以谓或与孔子同时，使孔子有杀罚之权，必不先少正卯而后数子。及读孔子弟子传，乃以为齐将伐鲁，而孔子私于父母之国，使子贡游说于外者凡十年，存鲁乱齐、亡吴霸越而彊晋，子贡一出而五国皆有变。细观其所以说之辞，则殊浅陋阔诞，又非有策画可以动五国。呜呼！圣贤而肯尔为耶？迁有史才而不入于道，又其著书多采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以博其辞意，其六国楚汉之间，有辩士者戏弄文墨，附著之孔子、子贡，以为小说而耀世，迹其所从，则童子可以不惑，而司马氏辄为之信尚而收采之欤？五国之变乱，其事皆载于《左氏传》，未闻孔子、子贡之为人也。孔子虽欲茍全丘墓之国，使数国之民皆死于兵乎？昔者楚昭王亡弓，曰：「楚人亡之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焉」？子闻之曰：「惜乎其不大也，不曰人亡之人得之，何必楚也」？此岂圣人之心？己私其里人而移祸于他者，皆小人之情。活一鸟兽杀一鸟兽，爱一草木害一草木，厚其妻孥而暴其家，厚其家而暴其邻，厚其邻而暴其乡，国中人之所不为，而谓圣人私鲁而残天下乎？不表其非而出之，则后世庸学，必有疑纵横家自圣人之门而出者矣。

二虏为中国患，至深远也。天下谋臣猛将，豪杰之士，欲有所逞于西北者，久矣。闻之兵法曰：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」。向者，臣愚以为西北虽有可胜之形，而中国未有不可胜之备，故尝窃以为可特设一官，使独任其责，而执政之臣，得以专治内事。茍天下之弊，莫不尽去，纪纲修明，食足而兵强，百姓乐业，知爱其君，卓然有不可胜之备，如此，则臣固将备论而极言之。夫天下将兴，其积必有源；天下将亡，其发必有门。圣人者，唯知其门而塞之。古之亡天下者四，而天子无道不与焉。盖有以诸侯强逼而至于亡者，周、唐是也。有以匹夫横行而至于亡者，秦是也。有以大臣执权而至于亡者，汉、魏是也。有以蛮夷内侵而至于亡者，二晋是也（司马氏、石氏。）。使此七代之君，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门而塞之，则至于今可以不废。惟其讳亡而不为之备，或备之而不得其门，故祸发而不救。夫天子之势，蟠于天下而结于民心者甚厚，故其亡也，必有大隙焉，而日溃之。其窥之甚难，其取之甚密，旷日持久，然后可得而间，盖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。是故圣人必于其全安甚盛之时，而塞其所由亡之门。盖臣以为当今之患，外之可畏者，西戎、北狄，而内之可畏者，天子之民也。西戎、北狄，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，而其动也，有以召内之祸。内之民实执其存亡之权，而不能独起，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。先之以戎狄，而继之以吾民，臣之所谓可畏者，在此而已。昔者敌国之患，起于多求而不供。供者有倦而求者无厌，以有倦待无厌，而能久安于无事，天下未尝有也。故夫二虏之患，特有远近耳，而要以必至于战。敢问今之所以战者何也？其无乃出于仓卒而备于一时乎！且夫兵不素定，而出于一时，当其危疑扰攘之间，而吾不能自必，则权在敌国。权在敌国，则吾欲战不能，欲休不可。进不能战，而退不能休，则其计将出于求和。求和而自我，则其所以为媾者必重。军旅之后，而继之以重媾，则国用不足。国用不足，则加赋于民。加赋而不已，则凡暴取豪夺之法，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。天下一动，变生无方，国之大忧，将必在此。盖尝闻之，用兵有权，权之所在，其国乃胜。是故国无小大，兵无强弱，有小国弱兵而见畏于天下者，权在焉耳。千钧之牛，制于三尺之童，弭耳而下之，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，此其故何也？权在人也。我欲则战，不欲则守。战则天下莫能支，守则天下莫能窥。昔者秦尝用此矣。开关出兵以攻诸侯，则诸侯莫不愿割地而求和。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，秦人未尝急于割地之利，若不得已而后应。故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战。如此，则权固在秦矣。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诸侯，秦惟能自必，而诸侯不能。是以天下百变，而卒归于秦。诸侯之利，固在从也。朝闻苏秦之说而合为从，暮闻张仪之计而散为横。秦则不然。横人之欲为横，从人之欲为从，皆使其自择而审处之。诸侯相顾，而终莫能自必，则权之在秦，不亦宜乎。向者宝元、庆历之间，河西之役，可以见矣。其始也，不得已而后战。其终也，逆探其意而与之和，又从而厚馈之，惟恐其一日复战也。如此，则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。贼非能常战也，特持其欲战之形，以乘吾欲和之势，屡用而屡得志，是以中国之大，而权不在焉。欲天下之安，则莫若使权在中国。欲权之在中国，则莫若先发而后罢。示之以不惮，形之以好战，而后天下之权，有所归矣。今夫庸人之论，则曰勿为祸始。古之英雄之君，岂其乐祸而好杀。唐太宗既平天下，而又岁岁出师，以从事于夷狄，盖晚而不倦，暴露于千里之外，亲击高丽者再焉。凡此者，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。当时群臣不能深明其意，以为敌国无衅而我则发之。夫为国者，使人备己，则权在我，而使己备人，则权在人。当太宗之时，四夷狼顾以备中国，故中国之权重。茍不先之，则彼或以执其权矣，而我又鳃鳃焉恶战而乐罢，使敌国知吾之所忌，而以是取必于吾。如此，则虽有天下，吾安得而为之。唐之衰也，惟其厌兵而畏战，一有败衄，则兢兢焉缩首而去之，是故奸臣执其权以要天子。及至宪宗，奋而不顾，虽小挫而不为之沮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之权，在于朝廷。伐之则足以为威，赦之则足以为恩。臣故曰：先发而后罢，则权在我矣。

曹公闻周瑜年少有美才，谓可游说动也。乃密下扬州，遣九江蒋干往见瑜。干有仪容，以才辩见称，独步江淮之间。乃布衣葛巾，自托私行，诣瑜。瑜出迎之，立谓干曰：「子翼良苦，远涉江湖，为曹公作说客耶」？干曰：「吾与足下州里，中间隔别，遥闻芳烈，故来叙阔，并观雅规，而云『说客』，无乃逆诈矣乎」？瑜曰：「吾虽不及夔、旷，闻弦赏音，足知雅曲」。后三日，瑜请干同观营中，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，还，饮燕，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。因谓干曰：「丈夫处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托君臣之义，内结骨肉之恩，言行计从，祸福共之。假使苏、张更生，郦、陆复出，犹将抚其背而折其辞，岂足下小生所能移乎」？干笑而不言，遂称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辞所间。中州之士以此多之。苏子曰：曹孟德所用，皆为人役者也。以子房待文若，然终不免杀之，岂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！

苏轼专务引纳，轻薄虚诞，有如市井俳优之人，以在门下，取其浮薄之甚者，力加论荐。前日十科，乃荐王巩；其举自代，乃荐黄庭坚。二人轻薄无行，少有其比。王巩虽已斥逐补外，庭坚罪恶尤大，尚列史局。按轼学术本出《战国策》苏秦、张仪纵横揣摩之说，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，乃以王莽、袁绍、董卓、曹操篡汉之术为问。王莽于元后临朝时，阴移汉祚；曹操欺孤寡，谋取天下；二袁、董卓凶燄爇天。自生民以来，奸臣毒虐，未有过于此数人者，忠臣烈士之所切齿而不忍言，学士大夫之所讳忌而未尝道。今二圣在上，轼代王言，专引莽、卓、袁、曹之事，及求所以篡国迟速之术，此何义也？公然欺罔二圣之聪明，而无所畏惮，考其设心，罪不可赦。轼设心不忠不正，辜负圣恩，使轼得志，将无所不为矣。

古之世，有不去商纣之虐君，以从周武之圣臣，而守死西山者，其人曰伯夷。伯夷者，孔子称为仁，孟子称为圣，不在乎学者能道之也。古之人有不爱刳身戮尸之患，以求尽忠极节于其君者，其人曰比干。比干者，孔子称为仁，孟子称为贤，不在乎学者能道之也。古之人有不爱将军之印，不愿万家之封，引身即死，以明君臣之大义，而求自附于伯夷、比干之事者，其人曰王蠋。王蠋无孔子、孟子之称，而其名亦不获自附于伯夷、比干焉，学者亦不可不道也。当燕人之破齐，齐王走莒也，临菑之地，汶篁之疆，为齐者无几也。齐之臣，平居腰黄金，结紫绶，论议人主之前者，一旦狼顾鸟窜，分散四出，不逃而去，则屈而降，无一人为其君出身抗贼，以全齐者。方是时，王蠋，齐之布衣也，积德累行，退耕于野，口未尝食君之粟，身未尝衣君之帛，独以谓生于齐国，世为齐民，则当死于齐君。乃奋身守大节，守区区之画邑，以待燕人。燕人亦为之却三十里，不敢近。其后燕将畏蠋之贤，念蠋之在而齐之卒不灭也，数为甘言啖之曰：「我将以子为将，封子以万家。不者屠尽邑」。蠋曰：「忠臣不仕二君，正女不更二夫。国亡矣，蠋尚何存？今劫之以兵，诱之以将，是助桀为虐也。与其无义而生，固不若烹」。乃经其头于木枝，自奋绝脰而死。士大夫闻之，皆太息流涕，曰：「王蠋，布衣也，义不北面于燕，况在位食禄者乎」？于是乃相与迎襄王于莒，而齐之残民始感义奋发，闭城坚守，人人莫肯下燕者。故莒、即墨得数战不亡。而田单卒能因其民心，奋其智谋，却数万之众，复七十馀城。王蠋激之也。始予读《史记》至此，未尝不为蠋废书而泣，以谓推蠋之志，足以无憾于天，无怍于人，无歉于伯夷、比干之事。太史公当特书之，屡书之，以破万世乱臣贼子之心，奈何反不为蠋立传？其当时事迹，乃微见于田单之传尾，使蠋之名仅存以不失。传而不足以暴天下，甚可恨也。且夫聂政、荆轲之匹，徒能瞋目攘臂，奋然不顾，以报一言一饭之德，非有君臣之雠，而怀匕首，袖铁椎，白日杀人，以丧七尺之躯者，太史公犹以其有义也，而为之立传，以见后世，后世亦从而服之，曰「壮士」。苏秦、张仪、陈轸、犀首，左右卖国以取容，非有死国死君之行，朝为楚卿，暮为秦相，不以慊于心，太史公犹以其善说也，而为之立传，以见后世，后世亦从而服之，曰「奇材」。以至韩非、申不害之徒，刑名之学也，犹以原道德而附之《老聃》。淳于髡、邹衍、田骈、慎到、接予、环渊、驺奭之徒，迂阔之士也，犹以为多学而附之《孟子》。然则世有杀身成仁，如王蠋之事者，独不当传之，以附于《伯夷》之后乎？噫，昔者夫子作《春秋》，其大意在于正君臣，严父子。使当时君臣正，父子严，则《春秋》不作矣。后世愚夫庸妇，一言一行近似者，皆当笔之《春秋》，况夫卓然有补世教者，得无特书之，屡书之乎？此予所以为太史公惜也。

臣闻兵之大概：我为主，彼为客，是守之而已；彼为主，我为客，是攻之而已。客主不分，彼我相埒，涂觏而卒遇，是战之而已。此兵之常法也。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办者，守则形不便，攻则势不利，战则气不克。当是时也，虽有智勇，无所用之，独可驰一介之使，凭轼撙御，喻以祸福而得志，此军中所以不可无辩士也。然则所谓辩士者，必以其具三德，明五机，而利口者不与焉。盖上知道德性命之原，下达礼义形器之变，旁通幽明时物之所宜者，识也。窘之而益出，费之而益新，掩之以卒而不乱，压之以重而不慑者，才也。经传、子史、天星、地志、医方、卜筮百家之书，无所不涉，而能谨守其宗者，学也。夫是之谓三德。俯而贺，仰而吊，闻者遑懅，心折骨惊，手足俱废，其名曰恐机。道以令名，赞以美利，闻者悦怿，阳气浸淫，上满大宅，其名曰喜机。讦过差而不贷，触忌讳而无疑，闻者忿然，发上冲冠，目眦尽裂，其名曰怒机。旁刺其所悼念，逆钓其所感伤，闻者泫然，涕下沾臆，不复自胜，其名曰悲机。发端而指隙，其说泛而不根，其意圆而无主，闻者茫然，如获异物，不知其名，欲舍之而行，则恐其宝也，欲取之而去，则恐其怪也，徙倚周章，狐疑而不决，其名曰思机。此五者，天之所以命于人，有触之则彍然而发，莫能御已，夫是之谓五机。盖三德不具，不足以立己；五机不明，不足以移人。故曰所谓辩士者必具三德，明五机，而利口者不与焉。昔苏秦、张仪、犀首、陈轸、代、厉之属，尝以辩名于世矣，然三德不足，而五机有馀，故事求遂而不问礼之得失，功求成而不恤义之存亡，偷合苟容，取济一时而已，此其所以为利口之雄，而君子不道也。然后世之人见其如此，遂以辩为纵横之术，讳问而耻言之，则所谓因咽而废食也。孔子曰：「赐能辩，而不能讷」。孟子曰：「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」。由此观之，孔孟之间未尝废辩，特贵夫时然后发，不得已而后用尔。古者，列国之大夫聘于涂者，肩摩而毂击，兵之交则使在其间，若非辩士为之，则安能专对而不辱于君命耶？或曰：「战国之时，无定势，无常形，横则秦帝，纵则楚王，故辩士足以乘间而执其机。自汉以来，形势异矣，尚安所事辩乎」？曰：是不然。人之生也，有手足则知搏击，有心智则知思虑，有口舌则知言语。天下之乱常生于此三者，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乱。盖搏击为力，思虑为谋，语言为辩，天下未尝一日不用力与谋也，何独于辩而疑之？昔郦食其使齐，田横以七十城下汉；陆贾使南越，尉它去黄屋而称臣；贾林致李抱真命，而王武俊倒戈；韩愈入镇州，而牛元翼出矣。此后世用辩士之明效也。天下不用兵则已矣，如用兵，辩士不可无也。

臣闻先王之时，一道德，同风俗，士大夫无意于为文，故六艺之文，事词相称，始终本末，如出一人之手。后世道术为天下裂，士大夫始有意于为文。故自周衰以来，作者班班，相望而起，奋其私知，各自名家，然总而论之，未有如韩愈者也。何则？夫所谓文者，有论理之文，有论事之文，有叙事之文，有托词之文，有成体之文。探道德之理，述性命之精，发天人之奥，明死生之变，此论理之文，如列御寇、庄周之所作是也。别白黑阴阳，要其归宿，决其嫌疑，此论事之文，如苏秦、张仪之所作是也。考同异，次旧闻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人以为实录，此叙事之文，如司马迁、班固之作是也。原本山川，极命草木，比物属事，骇耳目，变心意，此托词之文，如屈原、宋玉之作是也。钩列、庄之微，挟苏、张之辩，摭班、马之实，猎屈、宋之英，本之以诗书，折之以孔氏，此成体之文，韩愈之所作是也。盖前之作者多矣，而莫有备于愈；后之作者亦多矣，而无以加于愈。故曰总而论之，未有如韩愈者也。然则列、庄、苏、张、班、马、屈、宋之流，其学术才气，皆出于愈之文，犹杜子美之于诗，实积众家之长，适当其时而已。昔苏武、李陵之诗长于高妙，曹植、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，陶潜、阮籍之诗长于冲澹，谢灵运、鲍昭之诗长于峻洁，徐陵、庾信之诗长于藻丽。于是杜子美者，穷高妙之格，极豪逸之气，包冲澹之趣，兼峻洁之姿，备藻丽之态，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。然不集诸家之长，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，岂非适当其时故耶？孟子曰：「伯夷，圣之清者也。伊尹，圣之任者也。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。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」。呜呼，杜氏、韩氏，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！

古先哲王之世，士无贵贱而道同，国无远近而俗均。王公大人服冠剑而坐庙堂，握图印而临海县，所以宰制万物、役使群动者有道；而穷岩深林、长啸远引之人，所以为藏迹而不耀，闭口而不传者，亦是道也。邹、鲁之郊，洙、泗之间，老幼叙于席，男女别于涂，乡饮时祭，执笾献豆之容不阙于堂，而家塾党庠，鸣琴击磬之声不乏于耳，流风善政，相渐成俗，以波及夫宋、卫、燕、晋、秦、楚者，亦是俗也。世衰道微，诸侯错立，而国自为治，家自为法矣。德礼之所全，刑政之所厚，山川之所产，风气之所习，故其民思虑不纯而趣舍异向，不幸而小道异术群起而乘之。驾徜徉之文，张诡怪之事，而使人动目骇耳，而为列御寇、庄周；诋前言往行以自大，尊礼法刑名以为贤，而为荀卿、韩非；峨冠博带，高谈乎九州之外，闳大而不经，文具而难施，而为邹衍、邹奭；微辞隐语，滑稽不穷，其混迹若高，其蒙恶若卑，而为淳于髡、稷下学者；伏车结驷，东奔西驰，而使楚兵不得合临菑，秦甲不得下函谷，而为苏秦、张仪；左手把人之袖，右手揕人之胸，义不返顾，计不旋踵，以快一时之忿，而为荆轲、聂政。盖先王之道披猖磔裂，此其极矣。而秦汉已降，则又有山东出相，山西出将之说。鲁多平原广野，土厚而水深，故民朴而少文。齐北有渤海，南有琅琊，鱼盐货利之与俱，故其民险而多诈。晋介齐秦之面，搏燕、楚之胁，其道四平，舟车之所交会，甲兵之所驰突，故其民危而好乱。燕土确，北迫匈奴，马羊水草之所聚，故其民健而少虑。秦倚华山，阻函谷，膺击韩、魏，垂头中国，一夫当关，百夫莫前，故其民勇而轻斗。楚接吴、越之封，杂荆、舒之地，故其民剽而难恃。其馀穷邦小国，不可殚数。要之，天下荡然，无复先王之民矣。由汉历唐，虽贤君相望，异人间出，慨然太息，有忧天下之心，而卒之道不同、俗不均者，其来有渐也。某不佞，尝切叹此。夫有盖天下之名，而后可以服天下之心；有服天下之实，然后可以望天下之化。阁下布衣单车，崎岖出蜀，一日而声振四方，四方之士拱手而来降，向风而交驰，可谓有盖天下之名矣。横身当职，不肯碌碌，出辞吐气，无所阿避，可谓有服天下之实矣。然则天下之所为望而化者，非阁下何以哉？昔者文翁一入蜀，而蜀之民虽县邑小吏，皆知文雅之可好。常衮一治闽，而闽之人感厉读书，颖脱而出者相望于途。夫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间，其人便捷而多能，轻清而好奇，阁下亦既知之矣。阁下之入吴也，吴人固已有随舳舻于末流，望冠盖于后尘者。使阁下少借之以貌，薄诱之以言，彼孰不油然喜、翕然变哉？故补之将首为吴人庆，而次为天下有望于阁下而化者庆也。某济北之鄙人，生二十年矣。其才力学术不足以自致于阁下之前，独幸阁下官于吴，而某亦侍亲从宦于吴也，故愿随吴人拜堂庑而望精光焉。盖闻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某非能贤且善也，而方其盘辟俯偻，从众人之后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慊，补之虽不能，亦阁下所宜容而矜之。《传》曰：「苟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而已」。辄敢进其说，以累执事者，伏惟幸恕而少进之。

古之世，有不去商纣之虐君以从周武之圣臣，而守死西山者，其人曰伯夷。伯夷者，孔子称为仁，孟子称为圣，不在乎学者能道之也。古之人有不爱刳身戮尸之患，以求尽忠极节于其君者，其人曰比干。比干者，孔子称为仁，孟子称为贤，不在乎学者能道之也。古之人有不爱将军之印，不顾万家之封，引身即死，以明君臣之大义，而求自附于伯夷、比干之事者，其人曰王蠋。无孔子、孟子之称，而其名亦不获自附于伯夷、比干焉，学者不可不道也。当燕之破齐，齐王走莒也，临菑之地，汶篁之疆，为齐者无几也。齐之臣平居腰黄金、结紫绶，论议人主之前者，一日狼顾鸟视，分散四出，不逃而去，则屈而降，无一人为其君出身抗贼以全齐者。方是时，王蠋齐之布衣也，积仁洁行，退耕于野，口未尝食君之粟，身未尝衣君之帛，独以谓生于齐国，世为齐民，则当死于齐君，乃奋身守大义，以区区之画邑以待燕人，燕人亦为之却三十里，不敢迎。其后燕将军畏蠋之贤，念蠋之在而齐之不灭也，数为甘言啖之，曰：「我将以子为将，封子以万家，不者，屠画邑」。蠋曰：「忠臣不仕二君，正女不更二夫。国亡矣，蠋尚何存？今劫之以兵，诱之以将，是助桀为虐也。与其无义而生，故不若烹」。乃经其头于木枝，自奋绝脰而死。士大夫闻之，皆太息流涕曰：「王蠋，布衣也，义不北面于燕，况在位食禄者乎」！于是，乃相与迎襄王于莒，而齐之残民始感义奋发，闭城城守，人人莫肯下燕者。故莒、即墨得数战不亡，而田单卒能因其民心，奋其智谋，却数万之众，复七十馀城，王蠋激之也。始予读《史记》，至此未尝不为蠋废书而泣，以谓推蠋之志，足以无憾于天，无怍于人，无歉于伯夷、比干之事。太史公当特书之、屡书之，以破万世乱臣贼子之心，奈何反不为蠋立传？其当时事迹，乃微见于田单之传尾，使蠋之名仅足以不失传，而不足以暴天下，甚可恨也！且夫聂政、荆卿之匹，徒能瞋目攘臂，奋然不顾，以报一言一饭之德，非有君臣之雠，而怀匕首、袖铁椎，白日杀人，以丧七尺之躯者，太史公犹以其有义也，而为之立传，以见后世，后世亦从而服之，曰「壮士」。苏秦、张仪、陈轸、犀首左右卖国以取容，非有死国死君之行，朝为楚卿，暮为秦相，不以慊于心，太史公犹以其辩智也，而为之立传，以见后世，后世亦从而服之，曰「奇材」。以至韩非、申不害之徒，刑名之学也，犹以原道附之老聃。淳于髡、驺衍、田骈、慎到、接子环、驺奭之徒，迂阔之士也，犹以为多学而附之孟子。然则世有杀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，独不当传之以附于伯夷之后乎？噫！昔者夫子作《春秋》，其大意在于正君臣、严父子。使当时君臣正、父子严，则《春秋》不作矣！后世愚夫庸妇，一言一行近似者，皆当笔之《春秋》，况夫卓然有补世教者，得无特书之、屡书之乎！此予所以为太史公惜也。

楚王缢于芋尹申亥氏，子干、子晰皆自杀，弃疾即位（平王也。），使枝如子躬聘于郑，且致犨、栎之田（注：本郑邑，楚中取之。）。事毕，弗致。郑人请曰：「闻诸道路，将命寡君以犨、栎，敢请命」。对曰：「臣未闻命」。既复，王问犨、栎，降服而对曰：「臣过失命，未之致也」。王执其手曰：「子毋勤，姑归，不谷有事，其告子也（注：善其有权。）」。

右昭十三年。春秋之时，诸侯以诈谋相并，不可胜言。弃疾从于乱以得楚，无异于篡，未可以正义责也。然始即位而知楚取郑邑之过，欲归之，设非其本心，犹为诈善。枝如子躬忠耶？王弗致，犹将劝之，遣致而弗致，违君命以济其谀，欲诬邻国以开其怨隙，何以善其后哉？诸侯是以知楚之不竞也。《传》言弃疾令德有民，然不足以知枝如之为罪，执手而悦，且亲之，异于得原失信远矣。商于六里，张仪之徒所以误邻国、携人心，而杜预善其有权，预亦非也。

陈轸之辩，不及苏秦、张仪，然轸常从容于战国之际，而仪、秦汲汲不能补其所不及。秦以客死，仪逃于魏，其周流诸国不得少休，用智巧而为力劳，何也？盖游说不可取必于一端，而仪、秦之术，一定故也。何者？苏秦必于纵，张仪必于横。夫一室之人不同心，一日之心不同事。以叛散相倾之六国，而使之一心以为纵，虽孺子知其不可以久，此苏秦之所穷。且天下尝见为纵之利矣，一日而散为横，虽足以解约，然合散未可必，此张仪之敝也。纵者不敢横，虽见横之利而不敢陈也，而游说以非之，是附其所不亲。横者不敢纵，虽见纵之利亦不敢陈，而强词以乱之，是谗其所不怨。附其所不亲，是交胡越之道也；谗其所不怨，是间兄弟之道也。天下未有胡越之可亲而兄弟之可间者也。天下有胡越之可亲而兄弟之可间者矣，然其亲与间之际劳矣。且夫交胡越者，是必亲之而后可；间兄弟者，是必怨之而后可。中道不幸，而谋失者必败。故仪、秦之身颠沛而濒于祸者数矣，秦以此死，而仪仅以免。故纵横危道也，常负天下之责。纵而散者，苏秦负其责；横而合者，张仪任其咎。然天下之势故不一，要之，合散必不可以一定。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势而身当其任，故曰：纵横，危道也。陈轸之智不逮二子，而不主纵横之任，乘势伺变而行其说。故其为说不劳，而其身处安。故轸者，说士之巨擘者也。

古有大智，中潜至明。何行水以为喻，盖存心之自诚。渊然创物之谋，敏而外发；沛若决川之势，顺以东倾。夫惟灵万类而生，毓五常之粹，不滞于物，其端曰智。然顺其故则不致于交谲，悖其本则浸成于大伪。居惟适正，委美质之自然；举若下鸿，措安流于无事。审利图害，筹安计危。蕴千虑以无惑，包万殊而不遗。每优游而处此，不汩乱以行之。内畜清明，陶天真而去诈；远侔疏凿，适地势以流卑。湛然恬养于中，廓然识周于外。不涤源而涤性之垢，不治水而治情之害。较迹无间，成功亦大。可通塞壅，顺意表以弥纶；如决怀襄，贯地中而滂沛。大抵多计者流于机巧，好辨者溺于空虚，其弊明甚，惟人戒欤。故我抱灵鉴以无隐，导沉几而自如。心常恶其凿也，势若排而注诸。舜以是而察迩言，聪明并决；尧因之而急先务，障蔽皆除。夫运至计以利仁，绍徽谋于平土，德一也，何独议乎智？人一也，何独尊乎禹？盖智之于物兮，必顺适其理；而禹之于水兮，亦疏导其苦。苟能此道，宜效皋陶之谟；一失其原，或谓白圭之愈。后世苏、张之辩胜，庄、老之道鸣，其耀才者或笼愚而不正，其矫枉者又绝圣以无营。皆与性以相戾，譬浚川而逆行。亦犹戕柳以为之棬，并非其质；揠苗而助之长，反害其生。噫！喻玉莹者楚有屈平，侔蓍龟者秦闻樗里。或以易变而贻诮，或以不知而为耻。皆莫若顺其性以行焉，所谓智者乐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