诞颁帝制，进秉几廷。据汉太尉之官，超唐参政之列。气识实储于上辅，谋猷宜处于大臣。精神折千里之冲，耸闻风采；文武为万邦之宪，咸赖老成。帏幄得人，簪绅交庆。共惟某官真材岳降，厚德天成。道传孔伋之中庸，气养孟轲之刚大。行藏不失其守，进退靡愆乎时。顷被眷知，擢居政地。已积具瞻之望，忽高勇退之风。虽裴公欲遂绿野之游，而谢安终为苍生而起。矧属艰难之际，尤严宥密之司。果协旁求，遂膺图任。星瞻太白，正资前箸之筹；枢运斗宫，爰赞定功之武。三军五兵，德之末也，非以烦公；一日万几，人其代之，实资佐圣。某竦闻涣号，信激欢悰。元首明而股肱良，幸观勋业；大厦成而燕雀贺，幸窃帡幪。欣颂交深，敷宣罔既。

大昌尝在史馆，获知先丞相靖康规模，常窃自叹，以为淮蔡用数州陆梁，而主议者犹如许其难。靖康变故，先丞相乃敢身任。功之不成，天也。若此志之忠且勇，岂可掩盖也哉！所赞诚出夙见，非敢溢美，伏幸台察。淳熙丁未五月日，敷文阁直学士、通议大夫、知建宁军府事程大昌劄子。

右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四十卷，唐宰相李吉甫所上也。吉甫病古今地理家著录不得其要，独取萧何收秦图书而究天下阸塞户口多少者以为准则，则不待详阅其书，而其体要卓然可纪也已。吉甫再相，盖元和六年，此志自载其所尝建白者二事，改复天德旧城，则在八年，更置宥州于经略军，则在九年，其年十月吉甫遂薨于位，则是书又其当国日久，乃始纂述。此于唐家郡县疆境，方面险要，必皆熟按当时图籍言之，最为可据。又其言曰：「志凡四十七镇，镇皆有图冠其篇首，故以图志名之」。图今亡矣，独志存焉耳。宪宗经略诸镇，吉甫实赞成之，其于河北、淮西，悉尝图上地形，宪宗得以坐览要害，而隃定策画者，图之助多也，惜乎其不存。志传写久有阙逸，又讹误，不敢强补，谨书其有益者以示可传而已。淳熙二年五月一日，秘书少监臣大昌叙。

张几仲帅襄阳，且行，谓予曰：「以余之好异书，知世閒有甚欲之而无其力者矣。之镇茍暇，期取古书有益者刻木而布传之，庶其费寡而人可得，是亦一为政也。秘藏多书，盍选择见授」。予思之，有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者，其所记地理，多唐家制度，本朝疆理天下，率多本唐，则是书之备稽究特与今宜。予尝即蓬山藏本之末，叙列其所以可传者矣，茍欲该惠夫人，则莫此为要，遂录寄之，以遂其雅好。几仲名子颜，今以敷文阁待制在镇。淳熙二年至日，新安程大昌泰之书。

臣惟帝王临御天下，凡四海九州之面势，名山大川之向背，九夷八蛮之区域，必先究其曲折表里，然后宅抚大略，得以审所施置而效之于事。禹之出也，其所遭者水也，故其经画，必以奠高山大川为始。盖高山既奠，则避碍有方；大川不迷，则浚距有向。是以功力所及，地平天成，不愆于素，知所指而措之罄，无不宜也。今具载之《禹贡》，虽曰主为水役，而区处夷夏，播敷政教，使四海得为唐虞，其遗范所诏，盖帝王必当取法者也。孔子采录而纪之《书》，岂直为行河者之地哉。大有为之主，将陟禹迹以方行天下。是书也，即禹之舆图地志而可稽者矣。然而极天下大川，如江、淮、河、汉、济、黑水、弱水，此七者，宇宙不能越之以自大，禹功不能外之以自立，而其名称迹道，世传失实，七缪其六。人主茍欲追会禹绩，而不得七者之真，正犹禹之行水，高山大川其犹未奠，而欲行其荒度，则将何据以为施置之序也？然则士而考古，以待有国者之采择，推诸世务，宜无要于此书者矣。然去古益远，简编不与禹接，其辨正实难。顾有一者，经文虽简，而于事情无所不该。如即其简而得其该，则虽茫茫之迹见于千馀言，亦既无所乏少。若但病其简，言外辄无馀见，必且越而求之经文之外，说成而经不应，则于稽据何赖？臣为此故，方其疑牾古说，则尽屏训传，独经文而熟复之。研味既久，忽于一言一字之间，觉其意指可以总括后先，则主以为据而益加参校。暨其通之一经而合，质之旁史而信，稽诸人情物理而准。于是跃然喜，涣然悟，知甚简之中，有甚该者焉。如人有脉，绵绵若存，可以精察，而不可以亟见，然后知圣经之异于凡史也。积其所见，撰次成论，凡五十有一篇。岂敢谓能有明，然童而习之，白首不知止，亦冀施之实用，不徒为此空言尔。臣近因进讲黑水，遂得陈道其素。圣明尽下，不以为愚而宠褒之，且宣谕臣曰：「《禹贡》于古今山川地理无不关贯，最为难明。卿著论以据證之，用功甚大」。嘉赏至于再三，俾之来上。臣恭禀睿训，岂敢以浅陋为辞，谨具所著论，缮写尘献。夫其浅闻而博考，居千百世后，而讨究前人之未安，持窾启之见，以敷露于天纵圣学之前，极自知其不量。然千虑之愚，或庶几其一得者，率皆本经而求之传，会传而反诸经，因《禹贡》以言《禹贡》，未始舍经而自出一见。以此致之君上，非臣之敢为若言也。禹也，《书叙》载其经启功用曰：「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声教」。臣惓惓所愿效忠者，正在此语也。若夫山川方域，散在四海，而名称迹道，不啻千百其变。臣所著论，撮总其事，而不能缕陈其方乡位置，则别为之图，以表著之。茍蒙采择，庶几便于省览。淳熙四年六月，朝请大夫、权尚书刑部侍郎兼侍讲臣程大昌谨叙。

臣惟禹之水功，被赖万世，而大河特不辍为治世之患，较其劳费，殆若一敌国然，而民又未尝得宁也。汴渠规模，不出于禹，而转输之利，愈于未有汴时。臣以是知天下事，其迹状未形乎前，则虽圣人亦无所感发，以出其智。故周监二代而文物郁郁，汉创笞杖徒流以代肉刑，而百世遂不可易，盖见其形而后知所措也。臣本为稽考《禹贡》，而及古今山川曲折，于是念河汴二水，本朝极尝关意，而其间应讲求以备稽用者，实云有之。辄随见记录，以为《禹贡后论》。比因奏对，忝蒙睿旨宣取，臣不敢以愚陋为辞，谨此录进。夫事未至而逆知其理之当然，则事至而策画审定，此臣区区愚诚也。臣程大昌谨序。

臣既不揆浅闻，著论以发明《禹贡》，而自古及今，郡县山川，无不关括，颇浩渺难见，遂事为之图，各以地理列置。固有出于古来旧说，而质之《禹贡》不合者；又有虽并经文，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真者。说既各不相同，若杂为一图，则恐交错难晓。臣今稽求先儒旧说，各以其语先为之图，从而辨正其误。旧说既竟，乃出臣愚见，为图以缀其后。又虑臣先所著论，文字稍多，且不与图本附丽，其于寻求不便，遂摭事实，随其方所，略标要指，贵于一见可以即解也。历代山水名称，改易既众，又郡县分合更改，世世不同。今且专以唐世地书为正，一则取其州县四境，悉有方隅底止，可以穿贯远近，少所差失；一则多用唐制名称，亦贵会归于一。异时茍有详于稽求者，则据唐人所名山川郡县，即其世数先后，稽之典籍，可考而知也。图以色别，青为水，黄为河，红为古今州道郡县疆界，其用雌黄为识者，则旧说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。臣愚短亦知前世博者，不肯犯众儒之所不言，以招讥议，然臣以为儒当考古，茍言之未当，而启他人意见以归于是，或可少备国家稽据，亦其志之乐为者也。臣是用不敢以浅学为解。

右《繁露》十七卷，绍兴间董某所进。臣观其书，辞意浅薄，间掇取董仲舒策语，杂置其中，辄不相伦比，臣固疑非董氏本书。又班固记其说《春秋》凡数十篇，《玉杯》、《繁露》、《清明》、《竹林》各为之名，似非一书。今董某所进本，通以《繁露》冠书，而《玉杯》、《清明》、《竹林》特各居其篇卷之一，愈益可疑。他日读《太平寰宇记》及杜佑《通典》，颇见所引《繁露》语言，顾今书皆无之。《寰宇记》曰：「玉皇驱车抵谷口」。《通典》曰：「剑之在左，苍龙之象也；刀之在右，白虎之象也；韨之在前，朱雀之象也；冠之在首，玄武之象也。四者，人之盛饰也」。此数语者，不独今书所无，且其体致全不相似，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本真也。牛亨问崔豹：「冕旒以繁露者何」？答曰：「缀玉而下垂，如繁露也」。则繁露也者，古冕之旒似露而垂，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。以杜、乐所引，推想其书，皆句用一物以发己意，有垂旒凝露之象焉。则《玉杯》、《竹林》同为托物，又可想见也。汉、魏间人所为文，有名《连珠》者，其联贯物象以达己意，略与杜、乐所引同。如曰「物胜权则衡殆，形过镜则形穷」者，是其凡最也。以《连珠》而方古体，其殆《繁露》之自出欤？其名其体，皆契合无殊矣。

《大学》致知，必始格物。圣人之教初学，亦期其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也。麟、睢、驺、鹊，荇、蘋、棠、朴，岂遽是道。若未明八者之为何物，八物之为何似，而曰吾能得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所以言，盖望而知其为罔也。是学也，先秦则《尔雅》，入汉则《繁露》，其后转而为《释名》、《广雅》，正谬刊误，皆小学也，而论事谈理者必稽焉，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仗土圭也。五三而上，制器备物，人以为道，故《尔雅》得与经比。《繁露》以下，既杂载后世之制，则其书往往晦伏不扬，此贵耳贱目之失也。对道而言，则有迹者为器，本事而论，则有质者为物，何可限古今而论深浅也。以仲舒之识精，通天人性命，而《繁露》之书，事物名义，悉所研极，苟其未及，仲舒顾可忽而不竟欤？予常有意于是，而闻见不博，且目力穷于应物，未能极欲。间因阅古有见，不问经史稗说谐戏，茍从疑得释，则遂随所遇缣简，亟疏录以备忽忘。虽不皆关涉治道，而会心贤己，弃之可惜，因加凡最而并辑之，题其帙曰《演繁露》，以便寻绎。非敢自列于董氏，以其董出而董名之，自识其意焉耳。韩退之曰：「《尔雅》注虫鱼，定非磊落，人诚可恧矣」。然有退之之学则可，无退之之学，而遗迹谈虚，恐援据所及，金根金银，或相贸易，益可赧矣。淳熙庚子正月，新安程大昌寓吴兴书。

予赋性朴拙，琴弈博射，法书名画，凡可以娱暇消日者，一皆不能。又全真委命，雅不信祈禬可以得福，卜相推占之可以择利避害，故缁黄方技之士，无因而前。閒因莅官接物之隙，兀坐无为，则所为交际酬酢者，惟古今新旧书册而已。自古至今，若圣君贤臣，有作有述，有释有駮，至予而精言高义，略无遗讥矣。予方奉教不暇，而敢赘出其见哉？若诸儒训传，历代故实，循其所传，稽其所起，茍或未至安惬，则默识诸心，若有结未释者。旁求参考，久忽究竟，揆诸本始而明，协诸旁證而合，则遂忻然自幸，如处暗见晓，不知其笔之疾而书之彻也。呜呼！固有乐于创发古义，而跃如不制者矣，亦安知无讳非伏、郑而诮其多事也欤？知我罪我，无非所恤，姑从务实求是者，而行其志焉，斯已矣。古语曰：「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」。则贵乎至当不易也。又曰：「温故而知新」。则又贵乎浚井得泉也。而予敢安于已措而息于既者哉？求闲茍遂，益取平日所拟而尽究其极，五十九年之非，忽其自见，则其为可乐，岂胜厚哉！旧著恐遂散佚，辑为一编，以便寻绎，而叙识其所从作，茍有见当缀续其后也。淳熙辛丑七月一日，新安程大昌泰之书于泉南安静堂。

三代以下，儒者孰不谈经，而独尊信汉说者，意其近古，或有所本也。夫古语之可以證经者，远在六经未作之前，而经文之在古简者，亲预圣人授證之数，则其审的可据，岂不愈于或有师承者哉？而世人止循传习之旧说，无乃舍其所当据，而格其所不当据，是敢于违古背圣人，而不敢于违背汉儒也。呜呼！此《诗论》之所为作也。

淳熙二年，臣大昌备数讲官，因讲《禹贡》，寿皇问曰：「卿言中国山川悉矣，北虏地理，亦能详知之否」？大昌对曰：「虏无文史，间有可传者，多勿详实。臣安敢强以不知为知也」？后暨绍熙，大昌连得奉祠，家居无为，常愧前此浅学，无以酬塞顾问，追采古来中华、北狄枢纽相关者，条列而推言之，则虏事虽不尽知，而亦可云涉猎矣。初时奉训指问者，惟北狄，故专主北以言，不容杂举他虏也。绍熙辛亥八月，新安程大昌叙。

程得姓以国，休父则其始著者也。《诗》曰：「王谓尹氏，命程伯休父」。程，国也；伯，爵也。休父食采于程，其爵伯也。《国语》曰：「重黎氏世叙天地，其在周程伯休父。其后也，当周宣王时，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」。然则司马氏者，程之别也。而程者，重黎之别也。司马以官氏，而程以国姓，古制然也。由汉以后，应劭始曰：「休父封于程国」。孙愐亦曰：「休父封程，后遂为氏」。信如二子之言，则启封于程者，休父也。程之地在长安北三十五里，于汉为安陵，盖隶右扶风也。《帝王世纪》曰：「文王居程，徙都丰」。孟子云：「文王生于岐，周卒于毕郢」。说者谓郢即程也。《后汉郡国志》：「河南有上程聚」。刘昭曰：「古程国也。关中更有程地，故加此为上程。比如已有新郑，又有南郑，已有内黄，又有外黄也」。后世姓各望郡，则以其时所寓之郡为定，故程姓既望广平，又望安定，则非所封之地矣。广平也者，于战国为赵，在今为洺州也。赵有社稷臣曰婴，尝冒必死，立奇节，以存君孤。本朝元丰间，追录其忠，而访得其墓在绛州太平县之赵村，遂封诚信侯，列祀典而庙享之。绛与洺近，则吾姓之望广平者，其殆诚信侯之族派与？晋有侍御史卫，不以人主意挠其法守，是为广平曲周人。曲周，赵地也。名振父子相继有功于隋、唐间，亦洺州平恩人也。此自可明程姓之为婴族也已。自馀程姓著史者，如邈，如不识，皆无邑里。如郑、曾、昱、秉、骏、异、知节、务挺、千里、日华，皆未尝逾江而南。则吾宗之来此者，其东晋元谭公乎？梁有开府仪同三司灵洗，效节于梁而著功于陈，谥忠壮公，传在《南史》，曰新安海宁人也。海宁即今邑，东南偏可五十里，有溪潭号相公湖，湖之漘有村曰黄墩，墩有故屋址曰相公宅，亦曰相公庙。址之旁有墓，墓有石柱，出地可高尺许，其围七八寸，有刻饰，无款识，土人名其地为相公墓也。凡相公云者，谓忠壮也，以其尝为仪同三司也。黄墩今隶歙县，海宁与歙屡分屡合，史谓忠壮海宁人也者，殆其时黄墩版籍正隶海宁也。大昌家海宁之会里，东距黄墩不满一舍。凡程姓自黄墩而他徙者，皆扳忠壮公以名其所自出。而大昌祖居最迩，世传以为忠壮之族，则不敢不据矣。而其传云忠壮之裔者，初无的證，不敢主信也。且以一事验之，黄墩惟其尝有显者如忠壮父子也，则程其姓而曰出于黄墩，尚有依并。至江、浙士大夫非程氏族姓，而自言系出黄墩者甚多，大抵州州有之。由其族派四出者而想其未徙之初，必也居舍井邑略可敌一壮县，乃与前所闻相当。大昌自少及长，因尝往来其地，以所见揆所闻，乃大不然。路旁居室仅可一二十家，稍北有草市，甍栋差多，亦不能与之兼倍。馀尽稻田蔬圃，而又两山夹亘，不至恢广。若谓尝有数十百家居之，则其地决不能容也。古今虽殊，而度土论居，其方广可算也。且铜雀台之废，距今已近千载，而魏世陶瓦尚未为土。若此地诚尝居数十百家，其瓴甓之类，何以全无一存也？是故大昌疑旧传之溢于实也。夫惟尝有此疑，凡遇人辄以举问，积久有老人言曰：「黄巢乱天下，所过杀戮无噍类，宣、歙十五州亦残破焉。独以黄者己姓也，故凡姓氏州里山川，但尝系黄为名，辄敛兵不犯。此时衣冠有避地于此而得全其族者，乱定他徙，不敢忘本，则曰吾之系实出黄墩也」。以是知他姓之望黄墩者，皆其暂寓，而非土著也。予得此说，而质诸史，知其可据可信也。盖巢素尊谶，当其入关，凡人自名为孺者，巢党皆不杀。又尝离合广明字画，谓去丑口著黄者，实为代唐之谶。其信谶可以类推矣。所谓讳黄不犯者，其说不为无本矣。是知巢之为乱，上距梁、陈且四百年；则他族之自黄墩而徙者，皆其暂寓，而不得命为黄墩人也。独忠壮世居其地，远在梁、陈之前，而程姓之著海宁为最久，故大昌之于世系，信其所出之为黄墩也。夫自疑其疑，乃所以信其信也。先君正议尝叹世系至重而纪录不具，因广求宗谱，命大昌䌷之。大昌试加考阅，见其叙载官名世次，全然谬戾。如仕在周世，而有侯于广平者；官乎三代以前，遂有职为刺史者。此岂可信也邪？大昌因此立为之说曰：姓有谱，为奠世系，辩昭穆，使人知祖姓之所自来耳，非以夸衒阀阅也。自魏、晋而下，用人门取士，士志于得，不耻不韪，凡古昔同姓而尝有闻者，皆叙载以为己祖。匹夫贽颂行券，无以效佞，则又取所佞之人与古同姓者，借以为辞，而受此之语者，亦自忻惬慰满。呜呼！举世习焉而不察，则已矣。世系，至重也；引他人为祖，至逆也。张汤之与留侯，皆生而都，冯商尝谓二人同祖。以班固亲在汉世，亦自无据以诘其误，特曰司马迁不言，故缺而不著焉耳。古人于他人世系尚审重如此，今人乃从千百世后，辄用无所考承之同姓，安然命之曰是真吾祖也，其陋恶可胜讳邪？用是以权轻重，大昌宁缺其疑，而不敢从信也。虽然，世系不可以无载，今日以前失载者缺也，已缺无如之何也。若从其信者而载之，往者不可补，而来者尚可稽也。故大昌著谱，近自五世祖始，上此辄不敢书，以明今谱之可信也。凡子若孙，尚其毋忘所欲传著者，勉之哉！

能莫大于无能，而有能为下；名莫大于不可名，而可名为小。夫有形于专，专故偏而易见；无泯于兼，兼故莫得窥其全。孰知偏全之分，而擅不可名之能者，其知宰相之体乎？天子之臣，一职一事，等而上之，各有所职，而惟宰相无职。天下之才，明可折狱，文可典礼，武且仁者可为司寇、司马，而不闻长于某者可为宰相。惟其无职，故无所不职；惟其无长，故无所不长。此其能高视天下而独制其表也欤？今夫元气之散也，得其温且燠者，物资以生；得其清且肃者，物资以成。信有能矣，方其含四气于未形，而求生且成，其可能乎？能生是春而已，谁与启秋？能成是秋而已，谁与发春？惟其自处于不生不成之外，则生生而不自生，成成而不自成也。是无能之能，而非有能之能也，知此可以论大能矣。《书》曰：「如有一介臣，断断猗无他技。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」。夫惟其无技也，故凡有技者惟我容，亦惟我用。若彼以其技，而吾亦以其技，则我与彼同物于物，而曾不能以相高，其能裁品长短而运用之欤？故用技者之不可有技也，非禁其有也，亦不容有也。昔者房、杜之佐唐也，帝定祸乱，而房、杜不言功；王、魏善谏，而房、杜逊其直；英、卫善用兵，而房、杜济以文。夫自迹观之，房、杜其亦无能矣。君定乱而我不著功，人善谏而我不著直，人善用兵而我不能武，合是数者，皆无有也。而公议贤之，何贤乎？贤其不专而兼，不偏而全，得体故也。使房、杜亦计其功，则济武之文，孰与经之？使房、杜自行其直，则王、魏之直，必不能相逊下也。惟其自处于无能，故能自泯于无迹。所谓辅相弥󶉈藏诸用，使斯人由而不知，乃其房、杜之大者欤？

一代之兴，必则其治之烦简，以定建官之制，多寡一定，后世因焉。人与员不容不相当也，人多于员则为冗，人不充位则为阙。冗非也，阙亦非也，惟其称焉可也。唐虞之建官以百，周人益之为三百六十，其多寡固有定制矣。以其员之百，而受之以三百六十，则人无所容；及其员之既为三百六十，而止以百人处之，则事无所属。故冗之与阙，其失均也。《书》曰：「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，无旷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」。旷之为言，阙也。一日二日而其几万者，天以委君，而君以付人者也。一官旷则一事隳，旷者多则隳者不容言也。故上而朝廷之官，总治之大者，列为九官。是九官者，如人之有耳目也、口手也，相须致用而后成其为人也。世岂有视而不听，言而不作者哉？是故贵其备也。九官之设，自百揆之外，治礼者不预于典乐，而作虞者不兼于纳言，人各有官，官各有掌，无相参也。有夷无夔，韶音必亏；有益无龙，民言不通。九官之官也，孰可旷哉。嘻！以舜为君，而禹相之，官之定员犹不可阙，而谓后世可阙欤？谓其可阙，则并省其员以贻方来可也。省之不可，而直阙焉，吾恐天工之无代也。《诗》曰：「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」。又曰：「维仲山甫，爱莫助之」。闻以多士为夸矣，未闻以寡士为美也；闻以无助为叹矣，未闻以多助为累也。且天下之事，又有大不可者，人之智虑虽不一禀，而其精力要亦有限。尽心一邑者，至戴星出入，仅胜百里之政；而振职内史者，至积旬稽审，而后敕诏不相背戾。若官阙事丛，直以人兼焉，彼智力竭则茍而已。呜呼！其何便焉。孔子曰：「修废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」。夫官者政之所托也，官废而不修，则政坠而无托。故官之废者，尚当修之，以行其政。岂有有官而无人，坐视旷阙而不为之虑哉？

自有天地以来，俗几变矣。结绳之世，民以恬淡相忘，故其俗朴；可封之世，民以辑睦相亲，故其俗和。至叔世则乖矣，以利害相雠而已，故其民可诛。相亲之不能，反乎相忘，势也。势，圣人无如之何也。直以和凝朴，使不流于乖则已矣。相亲之变而为雠，政也身先而民随焉，不可禁也，则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。使圣人能复太古之相忘，吾知圣人有所必为；使叔世能乐其民之相雠，吾意夏、商亦自不弃。吾独怪夫商君之治秦也，民故相亲，而立法以携之；俗未相雠，而设法以斗之；势可为而不为，反推而纳之至乖至戾之地。吁，可骇也，鞅之立法也！设什五以相师，而专以告奸为赏罚；有两男者必出分，而不分者倍其赋。是驱民为告讦而禁民为孝弟。呜呼！孝弟，亲睦之所由生也，而禁之，则民若何而可亲？告讦，怨雠之所从起也，而导之，则民若何而不雠？故鞅之法行，而秦民无欢心矣。怡愉之乐不畅于闺门，窥伺之恶交作于邻里，使之无熙熙自遂之适，而常有惴惴意外之忧。鞅固前知其然，而为之不恤也。赵广汉之治颍川，恶其俗之相党，设缿筒以招讦，俗行诡谲，以启怨雠，务使其民不为朋而已，而不知告讦之祸，惨于民俗之相党也。行之未几，颍川家家作仇，特未相兵耳。倘微韩延寿开礼逊之端，黄霸阐循良之政，则广汉刻薄所致，安知颍川之不秦也！汉之文帝，承秦之馀，旧染犹在，文帝一以君子长者待之，镇之以渊默，示之以敦朴，行之以质直重厚之人。比其久也，昔之告讦无行，谇语无亲者，人人自重，耻言人过。大汉之人，荡然与太和同风，乃知书可焚，儒可坑，是古者可禁，惟民生厚者，不销铄也。封德彝曰：「三代以来，骄诡日滋。秦任法律，汉杂霸道，盖欲治而不能，非能治而不欲」。岂其然哉，岂其然哉！

法之设以寓公，亦以杜私也。然则孰为重？曰杜私重。孰明之？以迹明之也。著圆于规，托方于矩，以为方圆之则，而格夫不方圆者，岂为能方圆者设哉？是故法之设，以迹绳私也。至私行乎无形，而人莫得见其情，则荡然无所限制，故圣人设法，以为寓公之具。寓公之有具，则戾公者有形矣。情然邪，而法亦然，则固得见其公矣。法然邪，而迹不然，则童子亦得议其私也。夫惟迹暴于外，而人皆有所执著，以为参按之形，则纵私者，其亦有所碍矣。是设法者之意，而行私者之所深忌也。春秋之世，诸侯相与削去《周官》之籍，夫何雠而为此？直恶夫行私而有迹尔。夫籍所著，刑政有平，制度有中，班爵有等，分田有限，昭昭乎至公之的。迹与法揆，则有指籍以责私者。故子产诘晋曰：「先王之制，大国不过一圻，今数圻矣。若无侵小，何以致此」？祭仲曰：「先王之制，大都不过乎三国之一，中五之一，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」。凡此皆众忌所萃，而周籍之不得不毁者也。古语有之：「不知其形，视其影」。苟未知夫人公私之分，于法之存亡观之，亦足以察矣。曹参之相汉，忘天下之凋瘵，而放心乎荒酣，似不足恤民也。而天下歌之，政以其不失画一之法也。画一之法，非唐虞成周之法也。天下何乐而歌之？闻之曰：「绐长短者不操尺，谲轻重者不持衡」。何之？画一至公寓焉。参也委其可以行私之势，而一切付之定法之无心，非天下之至公，能乎哉？是故非守法之足尚，而至公之为可贵也。不然，参当坐因循之罪，奚以功冠汉哉？

国有定法，则吏有定守，民有定向。若二三焉，则惑矣。前法既淆于后令，而旧习固摇于新制，吏民将安所取中乎？遵前则戾乎后，弃旧则不安乎新，扰扰焉适从之无所。故君子当其二三，则求有以一之。一之者，非一诸我也，一诸所安而已。一代之兴，必有一代之制。其品章条目，上下循焉，耳目熟焉，所谓安也。历世滋久，必有讲明世变而创为新议者焉，听其言亦切于事，揆诸世亦未戾于民，从其一旦之宜，推而行之，于是有与成法相悖者。今日之言如此，明日之言如彼，积彼此之异，而法不胜其二三，天下始皇惑无准矣。吾将刬去一切权宜之议，尽复前朝世守之法，则是二三而一之，复以所安者遗焉，吏守民向，皆有定而无惑矣，无亦便而易治欤？昔日萧何削秦之苛而为九章，天下便其简当，谓之画一。画一之法，守之以曹参之清净，镇之以孝文之玄默，无增损也。孝武亲崇给捷之士，讲故改制，务以生事相高。张汤、杜周因得舞其智巧焉，敢为纷更而惮其言曰：「三尺律令安在哉？前王所是著为律，后王所是疏为令，宜世是为，何古之法乎」？斯言一出，向之画一者，盖歧中又有歧矣，而不止乎二三也。魏相之相宣帝也，数陈国家便宜故事，以为古今异制，当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。夫故事即画一以来承袭之旧，而武帝之所纷更者也。以一汉世，而有所谓高帝之法焉，有所谓武帝之法焉，为吏若民，宜何从乎？相之专行汉家故事也，所以惩武而遵高也，所以定法而一制也。元帝尝有所关说，而宣帝不肯，以为汉家自有制度，不宜纯用周政。其知所以而一焉，或者相之言有以启迪之欤？虽然，天下之事，不见其害，不知其利。令之布也，知行其意之所可，而不防其二三，则一君之身，有自相舛駮者矣。萧瑀为内史，高祖尝以不即宣敕责之，瑀曰：「大业之世，内史宣敕，或前后相违，有司不知所从。故臣每受一敕，必勘审与前敕不违，始敢宣行」。太宗尝敕选人诈冒者死，未几有犯者，上欲杀之。戴胄处法当流，曰：「敕者，出于临事之喜怒；法者，国家布大信于天下」。卒得不杀。夫后与前不相应，敕与法不相当，此法令所从二三，而天下之所为疑误者也。高祖、太宗曾不知觉，而待萧、戴之正救焉。使微二子，则唐令惟新，自相二三矣。是故天下不可无正救之臣也。

政之所始，其重乎！天下于此占终焉。始善耶，民意其必终于善，而否则民不复以善期之矣。故是非之被民也，于此时为著；而喜怨之入民也，于此时为坚。君子畏之，非畏一时之喜怨也，畏其讥议既定，他日有不可回夺者也。夫人惟未习乎我也，而虚心两择焉。其喜怨无成心也，故喜可致，而怨可使不萌。若两择之初，不应所徯，而以私邪疑焉，则疑者为主，而信心难入矣。噫！疑心胜而施设无是矣。齐宣爱觳𧥆而易牛，与成汤之祝网奚择焉？一以为好生，一以为贪得。自古及今，以疑信为是非者，不独一事也。亡鈇既获，则邻人行动无或类窃。墙坏失财，则邻父劝筑，反疑于盗，尚有真是非也哉！是以鲁人不敢践柳下惠之陈迹，而曰：「柳下惠则可，吾则不可」。盖不容以未信而处可疑之地也。呜呼悲夫！天下之事无定形也。爵人于朝，以赏善也，而可疑以饰喜；刑人于市，以弃恶也，而可疑以作威。兴作之邻于生事也，安静之似于因循也，谓之是可也，谓之非亦可也，无有必然可指之形也。彼天下操疑似不信之心，以观无形可指之事，虽尧、禹临之，不能无捍格也。然则奈何？传曰：「君子谨始，差若毫釐，谬以千里」。又曰：「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」。诚能谨千里于毫釐，而立信以素，则役民以筑台，而犹子来以劝趋；植羽以从田，而犹欣欣乎有喜。向之所可畏者，乃吾之所可恃焉者也。夫人移其疑是为非之心，而信吾之所措，则有所建立，其能摇之使疑乎？夫以谨始之暂，而结终身不移之信，出治之道，无要于此。

独力所胜，不如兼力之轻；独智所谋，不如兼智之明。有助之胜乎孤立也固矣，而天下之论者曰：「才兼人者，不资助也」。呜呼！天施地生，日月递明，阴阳错行，犹不能无待以独成，而人独能天地、日月、阴阳之所不能者欤？召公之求去也，周公作《书》留之，其言曰：「予往暨汝奭，其济小子，同末在位，诞无我责」。吉甫之诵山甫也，曰：「衮职有阙，维仲山甫补之」，「爱莫助之」。周公、吉甫，才绝人矣，犹以召公诿责之为忧，而补衮无助之为叹，曷尝以智力有馀而了然无所事助欤？政使无所事助，而犹得助焉，不害乎分己责以自逸也。而况几微之兆，藏于眇忽，千里之谬，差于毫釐，固有不得师心而自是者欤？征苗之役，舜命禹而行之，盖未有不以兵而为能柔远也。逮伯益陈德以赞，而禹始班师，两阶之舞，七旬之格，非益莫致。诚使才如大禹，犹资益焉，而谓人可无助欤？汉、唐以来，世有相，而惟萧、曹、丙、魏、房、杜、姚、宋擅声称于千百年间，未必世世无与匹，或者独智独力之所就，不如兼智兼力之宏大也。夫惟有规而有随焉，则美成于久矣；有宽而有严焉，则治不偏矣。以至谋断之相因，正变之相资，率皆习彼此以成能焉。故其能为全能，而功为全功，非独力之可跂也。虽然，势得相兼者，数公之幸也。致其兼而使肯相兼者，亦数公之善处也。房玄龄之建谋也，曰：「非如晦莫能断」。及如晦至，卒用玄龄策。是如晦初未尝断，而玄龄亦无资断也。然必归重于如晦者，若己不能决而求决焉，所以和其助也。曹参之对惠帝，亦自以为不及萧何，故事无所变更，此其肯为之助也欤？故夫才大则难明，势敌则易忌，挟难明之才而资以易忌之势，则势可兼而不肯兼，固有不平于其心也。作史者不称数公之才，而俱以同心美之，其知本哉，其知本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