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太守裒晋唐以来治番禺有政能者八人，像而祠之，为八贤祠。凡太守下车之日，必以礼进谒，以见夫希慕向往之意也。余被命为州，既至，则循故事谒奠。再拜跪起，则环而观之，忽然疑有所阙者。退而考寻舆记，追迹治行，于是又得两人焉。所谓八人者，吴隐之、宋璟、李尚隐、卢奂、李勉、孔戣、卢钧、萧仿也；余之所得两人者，滕修、王綝也。修仕吴时，已为广州刺史，及归于晋，仍为都督，乃在吴隐之之前。晋史有传，称其威惠为岭南所伏。《郡国志》载修为刺史时，有五神人骑五色羊，持五谷而来。世传五羊之名盖昉乎此，而独不与，何也？至于王綝方庆，则不独岭南之治，至为唐贤相，事业炳炳，著在简牍，又何遗乎？余故增为十贤，为之作赞。凡晋得二人，唐得八人。以世次列之，晋以滕修，唐以王綝，各为之首。皆冠以广州之职，而次之所终之官与赠谥者，以其为广州而发也。

元祐元年，番禺缺守，有诏以命臣之奇来治州事。始至下车，既见吏民，即谒先圣。明年仲春上丁，复行释奠之礼，陟降廷戺。顾瞻学宫，多历年所，堂庑庳狭，隅奥侧陋，师生所庐，曾莫攸处，讲肄之次，寖以毁废，怵然于心，思所以完葺之。会得乡亭馀材，悉辇置以充用，先治两庑，次作讲堂。悦徒劝工，不出旬月，而两庑翼如，讲堂眈如。还顾夫子之殿，益卑圮不称，议道之堂，亦复摧挠，乃规广其基，而大新其构。然计费甚钜，遂以谋于漕司，欣然听许，增与之金，益市材用，伐山浮海，不期而集。而番禺、南海二属邑令实分董其事，专精毕力，日督月趣。乃斲乃治，乃涂乃塈，劳徕劝向，功绪就毕。越明年夏，学成，为殿南向，横六楹，纵四楹，讲堂、议道堂及于两序，总四百二十有四楹。于是典学之官与其正录，及凡在学之有职掌者墙立而进曰：「学已完矣，愿有纪述，以诏于后」。余曰：「此固学士大夫之职也，其何敢辞？然愚尝窃观古今缀文之士，纪郡县之学者盖亦多矣，其言率未尝及于夫子之道，以开学者之聪明，而止叙其营作之近功，与夫教学之浅事，非所先也。古人所谓因事以陈辞者，庶几以是寄余之言焉。余以谓夫子之道广而大，故极天地而不能以盖载；夫子之道变而通，故亘古今而不能以终穷。彼其妙体存乎神，而人莫之能原；妙用藏乎易，而人莫之能测。盖自体而出焉，则始于无思无为，寂然不动；而其应也，至于感而遂通。自用而入焉，则见于有为有行，问焉以言；而其极也，至于不行而至。化而裁之存乎变，则一辟一阖之谓也；推而行之存乎通，则往来不穷之谓也。积焉而不已，以至于日新，是之谓盛德；运焉而不穷，以至于富有，是之谓大业。是以其言则为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其行则为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其法则为《春秋》，其燕閒谈说、造次践履，则为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而其妙则总之于《易》焉。自子贡，门人之高第也，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，所可闻者，夫子之文章而已。颜渊，几于圣者也，而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，如有所立，则卓尔而难从，奔轶绝尘，则瞠若乎其后矣。彼颜渊、子贡之徒亲见圣人，而犹若是，又况于闻而知之者乎！故自夫子之没，学而得其传、传而得其意者，孟轲氏、扬雄氏而止耳。至于荀况氏、韩愈氏，则择焉而不精，造焉而不醇，吾未见其无疵也。抑余又闻之，有教无类，立贤无方。盖上之行教也，无华蛮之限；天之生贤也，无远近之间。韶之曲江，越在荒服，爱之日南，介于外夷，而犹有张九龄、姜公辅之俦出焉；岂以番禺之盛，而独无昂霄耸壑之材见于世哉！殆所以教养之道未尽其方耳。番禺，自古一都会也。五岭峙其北，大海环其东，众水汇于前，群峰拥于后，气象雄伟，非它州比。繇汉以来，实为南越，屈强一方，最为强国。自高后、武帝时，虽力征经营，而兵锋之出，尝辄挫衄。汉之名臣如陆贾、严助、终军之徒，皆尝奉使而谕意焉。彼椎结之尉佗，方以蛮夷大长老夫自处，传国五世九十馀，终以灭亡。逮唐季之乱，刘氏隐、玢、晟、鋹，四世窃据，亦五十馀年。穷奢侈，酷刑罚，诛近世，戮群弟，以至失国。其治蹇浅，不足称列，夫岂暇遑庠序之事哉？此其所以历年之久，而未有魁伟卓越之士闻于时者，亦理然也。庠序者，固育材之地，为政者舍此而不务，非知治者也。夫谨簿书，弊狱讼，趣办于目前，而收功浅；崇师儒，兴学校，初虽若迂迟阔缓，而其效尝见于千百年之后，虽至于衰乱之世，而馀风遗烈犹未泯也。务其近小而忽其远大，不可谓智。是以卫飒下车，必修庠序，何武行部，先即学宫，彼盖知所本云。自斯学之成，会朝廷适除教官，专诲导之任。隆栋梃桷，屹其山立，褒衣峨冠，坌其云至。繇今以往，将见人伦益以明，礼义益以起，而士之秀异者亦益以出，则岂惟中州之人哉！虽卉裳罽衣，胡夷蜑蛮，犹将竭蹶而趋风，鼓舞而向化，永绥南邦，同底大道，然后为斯学之成也」。余既为之记，又系以诗曰：

诸侯之学，是谓泮水。诗人所颂，鲁侯戾止。献馘于是，献囚于是。采芹则美，饮酒维旨。淮夷来服，觓弓搜矢。其挚维何，元龟象齿。区区鲁邦，陋无足纪。维泮之兴，功烈如彼。下逮郑国，学校不修。青青子矜，莫肯来游。谁欲毁之，侨告厥犹。视其所召，药之则瘳。我得吾师，实获所求。首善于京，其速置邮。矧在守长，宣化承流。德音不昭，维职之忧。番禺之学，莫原所作。岁月其绵，栋楹腐恶。藩级板夷，屋垣圮剥。图像之威，弗丹弗雘。圣经不谈，束寘高阁。讲席其虚，维尘漠漠。譬彼弗殖，萎其将落。于嗟斯民，谁启谁觉。释老二氏，尚能尊师。岂伊吾儒，曾是弗为。道废若此，莫或耻之。振而起诸，岂不在兹。爰命鸠材，僝工以时。肇新两序，翼如翚飞。载辟祠庭，奂其轮而。颐指而化，鬼设神施。乃延师生，来燕来处。匪怒伊教，载笑载语。笾豆有践，殽核维旅。以妥以侑，礼仪具举。济济多士，进退规矩。夏弦春诵，各得其所。相彼错薪，有擢维楚。遐不作人，成是才谞。在汉循吏，时则文翁。修起学宫，成都市中。常衮在闽，讲导从容。士比内州，岁贡以充。贤不天成，有养自蒙。谁谓越远，齐鲁同风。憬彼夷蛮，来顺来从。南交厎宁，猗学之功。

奸臣之所以难明，以其善匿无形；而忠臣之所以多不遇，以其劲情直指，而不恤可疑之地也。故虽奸臣必材，材多而为患愈大；虽忠臣必有过，才或不备，而忠未尝忘也。是故知臣最难，御臣之难次之。欲人主之知臣，若指奸臣之形以示人主，朝廷之上，审按而考颐之，如揭水鉴以待来者，其能隐者几希。奸臣之形，人主不可以不察也。有细奸，有巨奸。才足以覆之，言足以发之，貌足以持之，气足以守之，聋上下听而偷禄取誉，主不能怒，众不能诘，卒之实利在己而害归于众，此巨奸者也。才不足以自覆，言不足以自发，貌不足以自持，气不足以自守，煦煦柔佞，偷容茍合而已耳，此细奸者也。奸之小大，人主不可以不察也。奸臣必内圆而外方，名是而实非，始顺而终悖，罄乎至诚而甚异于道。故有击断以为公，扃缴以为明，险健以为勇，悻讦以为通，巧谲以为智，骄忮以为介，儒懦以为仁，抑抗以为高，不言其所可言以为敦，不为其所可为以为慎，小信以为忠，此奸臣之积，人主不可以不察也。奸臣之与忠臣，固不相若，然而奸邪之所排陷，或外示相与而内实仇之，其所汲引，或外示乖离而阴为之左右。上欲绌贤者，则谮之以可排之状；上欲进已知，则开之以可用之名。其言深微，其事隐晦，使人君随己意以为祸福，而不知悟所以然者。唐高宗欲王武昭仪，褚遂良守先帝之命而争，高宗欲止，李绩知武后必得志于天下，曰：「此家事耳，何须问外人」？明皇欲相牛仙客，张九龄力谏，李林甫曰：「天子用人，何为不可」？由二臣奸言而唐室中坏，此邪正之论，人主不可以不察也。奸臣之始进，多以非其道。商鞅因嬖人以进于秦，段颖因宦者以进于汉，宇文融、皇甫镈因聚敛，王玙因妖妄，宗楚客因宫妾，郑注因药术，王叔文因棋以进于唐。非其道而进，其末无不为奸臣者，臣下之所以进，人主不可以不察也。夫天变者，成王之所以感悟，而《狼跋》之诗，周大夫之所以开周公也。而许史、恭显假日变以除周堪、张猛，武三思造摄提之应以进纪处纳，李逢吉、张权舆为非衣之谣以倾裴度，此奸臣之伪，人主不可以不察也。故人主善察奸臣之形，奸虽未去，亦蟠缩而不敢措其用。封伦佞于隋而直于唐，许恭宗忠谨于文皇而谗谄于高宗之时是也。《诗》曰：「为鬼为蜮，则不可得」。彼非鬼蜮，其情皆可以得之矣。人主诚留意于此，彼安得而逃哉？

问：夫《易》之为书深矣，卦著乎时，爻言乎变，故时有定体，而变唯所适。至于一爻之趣，则宜其无异也。《遁》之九三，附阴而疾厉，何以吉臣妾之畜？《困》之九五，任壮而劓刖，何以利祭祀之用？旨义所发，幸详举焉。

问：钱币，国之重宝也。自九府圜法立至于景王，而子母相权之术已兆矣，大抵病物货之不平，故权轻重以便民用耳。及世异事变，议出一切，以一为百者何世？以十直万者何邦？元嘉四铢，所当者两，首谋者谁氏？乾元重棱，增比五十，变法者何臣？且昔人议泉货大小，唯汉之五铢得其中焉。自元狩以还，至开通元宝之作，其閒或兴或废，若参并以用者，其数凡几？开通于唐最为折衷，而较之五铢轻重若何？以世之所用，略可差比。然以今观之，得无物重钱轻之患乎？改铸之议未易论，则从何而为之衡也？抑又恶钱伪滥，其敝莫止，刑非不严，盗铸者靡息；赏非不厚，市易者恬用，以何术而措之于无用，使下民不复操奇赢之势，则其患弭于自然矣？学者通古今以施于有政，皆所宜究心，其无略。

问：吏人数易，为病久矣。言吏之最，则郡守县令，其势尤切于民也。近制，类皆三考代去，甚者至于三年之閒，徙治者数四，故有朝合符竹、暮治舟车，以需不次之召。民之有敝，其暇究邪？吏之有奸，其暇去邪？以是度之，其被治者宜如何也？若其迎新送故之劳，乃细故耳。比者朝廷深念，诏旨丁宁，使监司郡守各举所部。若郡守则监司得以闻，若县令则又连署于郡守，唯政有异迹，一一条上，敕中书覆实，乃次恩奖，伸之再任。斯诚国家复古之重，爱民之深切著明也。然而保任采摭，其术安在？且君子之政惟厥中，循理之吏不尚名，其迹安得为异而中所录也？殆将有饰虚略实、卖恩立威，欲动人耳目以副是举者。然则庸何而识之哉？必待其雉驯麦歧以为之验，则神异迂阔，又可格于常邪？必迟其民之请诚而听之，若东汉借寇君之事，则其下畏威而行者有焉，被讽而乞者有焉，其又可以诚听邪？夫覆实虽庙堂，而举奏之权责在本职。与其取之不精而留以殃民，则不若速去之为得也。伊欲举不失，以副国家复古爱民之意，则如之何其庶几也？学者究当世利病，必有确论以裨从政，毋曰肉食者谋之。

问：武王疾，周公作《金縢》，除三王之墠，植璧秉圭，而请代武王之死。夫死，命于天也，若三王者如其尸，其又可以代乎哉？周公圣人也，不知不足为圣人。知其不可然且为之，是诈也。圣人固用诈乎？成王国康叔，于其始也，宜有训戒。既为《康诰》矣，《酒诰》《梓材》复继作焉，是何丁宁之深切如此也？学者当推本前圣之心，以为之解。

问：万章诬伊尹要汤事，孟子直之曰：「汤三使往聘于所耕之野，然后就汤，说以伐夏救民」。又曰：「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，治亦进，乱亦进，伊尹也」。又曰：「五就汤，五就桀者，伊尹也」。三说者钧出于一家，无乃自相戾乎？宜择通论以对，毋牵制其旧。

问：朝廷罢榷茶从征之法，是反古道，疏利源，出生灵于罟擭中也。岁省冒禁之刑，当以万计。所未完者，以国用不可遽缺，故计岁入之息，均之食利之家。甚者园无一芽，而算亩出焉。比虽裁减甚轻，而下民引颈跂踵，望蠲除之亟至也。议者以谓茶可税矣，何盐独不可邪？傥弛其禁以惠天下，则较赢率泉，得无如茶户事邪？必欲上不窘于经费，下不伤于尅歛，曷为通融之策？

问：古者立采诗之官，所以辨美刺、鉴得失也。言之无罪，闻之足以自戒，于其上也，岂云小补哉？厥后职废，因循不讲。今天下非无诗矣，借欲复之，则朝廷高深，四海绵远，难乎其使之无壅蔽遗佚也。员之置几人，而可采之术，何道而尽？幸详言之，无愧于古。

问：魏公、房、杜，唐之贤相也。观太宗与之议礼乐，则断断不能辅成，反退而相谓曰：「非命世大才，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」。且以数公之贤，求前世已效之术，以赞聪明之主，其势宜若甚易也，何特以不克自上？念其师不尝以礼乐见许哉？岂文中之言有以怠其心者乎？然则主有兴治之志，而其臣不能将美，其又可谓之贤乎？其著通论以评其迹。

问：圣人之道不熄，六经载之也。士不通此而能佐君安民者末矣。今朝廷崇重经术，天下之士稍知向本，然而患师学之未立，而习者未能积精专意耳。傥或择通儒、置博士如汉之制，则不其几乎？唯切议以对。

右。某言念笺封上渎，惕愚虑以方深；教勤下颁，仰台光而如近。迹系外台之役，心驰东閤之荣。伏惟燮理多馀，神明来相。恭以某官术高经济，道著将明。柱石三朝，蓍龟万化。谋谟入告，自比伊夔之城；勋业大凝，远逾房杜之器。赞盈成于无逸，避誉闻于不居。增重太平之风，优游贤相之体。四方奠枕，莫非偃草之从；百辟具瞻，悉荷秉钧之庇。某衰迟晚节，黾勉东州，获逃漕挽之愆，尽出埏镕之赐。在持身而愈笃，于颂德以益深。伏望上为邦家，精调寝餗。

客有游曲江者，始入境则望韶石之山，既至郡则瞻张公之祠，以为吾韶之美尽于此而已，曾未知直韶之西北四十里有桂山之峻、有侯公之伟。予请言其略；山之肇迹，自荆山南走千馀里，至于衡山，斗起为炎帝国；又自衡山南走千馀里至于桂山，郁然为祝融祠。区山之盘薄方广几百馀里，峻极崇高几五千仞，青峰碧嶂，云霞所栖，丹崖紫壑，神仙之宅，山下之庙则司空侯公故家也。公名安都，字师成，本末具《南史》。工隶书，能鼓琴，长于五言诗，尤善骑射，为邑里豪雄。陈武帝时，强梗数起，惟与公定计，称为侯，即未尝名。平侯景，擒王僧辩，破徐嗣徽，刺齐将，降萧孜，所向必克，其智勇之大略如此。始封富川县子，次授南徐州刺史，又进爵为侯，进号平南将军，改封曲江县公，又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又迁司空，又进爵为清远郡公，又加侍中、征北大将军，其功烈之盛如此。始武帝崩，朝议未知所立，公独翼临川王，是为文帝，何其壮哉！文武之士，云集门下，何其富哉！公起布衣，提义众，乘风云之会，依日月之光，位极人臣，书勋竹帛，真所谓豪杰之士也。侯师成以功烈为陈将军，张子寿以德业为唐宰相，韶之曲江，所谓将相之乡也。惜乎功大主疑，盛名之下，难乎其终，而子寿最为称显也。余尝东游泰山，西登华岳，南观衡庐，顾未有以韶之桂山而不列祀五岳者，盖其远在南裔，自古帝王耳目之所不接故也。至今里中习俗流风，慷慨犹存。时或旱涝，四方来祈，未旋辄应。公之英爽，千载之下，尚耿耿不磨也。兹公之族子名晋升字德昭者，属余记之。余敬述其概，兼作迎神送神之篇，以遗乡人，以为岁时祀事之歌也。歌曰：

天作高山兮去天几何，翠岫巉巉兮与天相摩。紫桂千寻兮上拂金波，飞瀑万丈兮倒倾银河。宅灵气兮郁嵯峨，降生司空兮此山之阿。入拔台城兮亲提义戈，百射百中兮战功居多。爵位崇极兮人谁我过。威名震主兮莫予敢歌。斋中会客兮举趾逶迤。擘笺点翰兮掉头吟哦。昔时门巷兮今已张罗，当年富贵兮恍若南柯。哀江南兮泪滂沱。吊故里兮影婆娑，空馀古祠兮白云东坡。缅想陈迹兮清风荔萝。奠桂酒兮伐鸣锣。折瑶草兮席轻莎，灵纷起兮舞傞傞。首红帕兮足绣靴。神之来兮扬玉珂，芳菲菲兮杂芰荷。神之去兮朱颜酡，杳冥冥兮驾蛟鼍。西风瑟瑟兮吟黍禾。暮雨潇潇兮湿钓蓑。此方之气兮神人以和，此方之物兮天无荐瘥。我作此诗兮匪商之《那》，俾尔遗俗兮慷慨而歌。

元丰三年正月，朝奉郎、知白州乐昌李渤记。

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四日，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、兼侍读苏轼劄子奏：臣近以目昏臂痛，坚乞一郡，盖亦自知受性刚褊，黑白太明，难以处众。伏蒙圣慈降诏不许，两遣使者存问慰安。天恩深厚，沦入骨髓。臣谓此恩当以死报，不当更计身之安危，故复起就职，而职事清閒，未知死所，每因进读之间，事有切于今日者，辄复尽言，庶补万一。昨日所读《宝训》，有云：「淳化二年，上谓侍臣，诸州牧监马多瘐死，盖养饲失时，枉致病毙。近令取十数槽寘殿庭下，视其刍秣，教之养疗，庶革此弊」。臣因进言马所以病，盖将吏不职，致圉人盗减刍粟，且不恤其饥饱劳逸故也。马不能言，无由申诉，故太宗至仁，深哀怜之，寘之殿庭，亲加督视。民之于马，轻重不同，若官吏不得其人，人虽能言，上下隔绝，不能自诉，无异于马。马之饥瘦劳苦，则有毙踣奔逸之忧；民之困穷无聊，则有沟壑盗贼之患。然而四海之众，非如养马，可以寘之殿庭，惟当广任忠贤，以为耳目，若忠贤疏远，谄佞在傍，则民之疾苦，无由上达。秦二世时，陈胜、吴广，已屠三川，杀李由，而二世不知。陈后主时，隋兵已渡江，而后主不知。此皆昏主，不足道。如唐明皇亲致太平，可谓明主，而张九龄死，李林甫、杨国忠用事，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没于云南，不奏一人，反更告捷，明皇不问，以至上下相蒙，禄山之乱，兵已过河，而明皇不知也。今朝廷虽无此事，然臣闻去岁夏贼犯镇戎，所杀掠不可胜数，或云「至万馀人」。而边将乃奏云「野无所掠」。其后朝廷访闻，委提刑司体量，而提刑孙路止奏十馀人，乞朝廷先赐放罪，然后体量实数。至今迁延二年，终未结绝闻奏。凡死事之家，官所当恤，若隐而不奏，则生死衔冤，何以使人？此岂小事，而路为耳目之司，既不随事奏闻朝廷，既行蒙蔽，又乞放罪，迁延侮玩，一至于此！臣谓此风渐不可长，驯致其患，何所不有，此臣之所深忧也。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厌臣之多言，左右必已厌臣之多事，然受恩深重，不敢自同众人，若以此获罪，亦无所憾。取进止。

国家承平百馀年，岭海间学者彬彬出焉。时余襄公既没，未有甚显者，岂张九龄、姜公辅独出于唐乎？真阳冯氏，多贤有文者。河源令齐参祖仁出其先君子诗七篇，灿然有唐人风，方知祖仁之贤，盖有自云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。

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，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。公将许之。管仲不可。公曰：「诸侯有讨于郑，未捷，苟有衅，从之，不亦可乎」？管仲曰：「君若绥之以德，加之以训辞，而率诸侯以讨郑，郑将覆亡之不暇，岂敢不惧。若总其罪人以临之，郑有辞矣」。公辞子华，郑伯乃受盟。

苏子曰：大哉，管仲之相桓公也。辞子华之请，而不违曹沫之盟，皆盛德之事也。齐可以王矣。恨其不学道，不自诚意正身以刑其国，使家有三归之病，而国有六嬖之祸，故桓公不王。而孔子小之，然其予之也亦至矣。曰：「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」。曰「仲尼之徒，无道桓、文之事者」，孟子盖过矣。吾读《春秋》以下史，得七人焉，皆盛德之事，可以为万世法。又得八人焉，皆反是，可以为万世戒。故具论之。太公之治齐也，举贤而尚功。周公曰：「后世必有篡弑之臣」。天下诵之，齐其知之矣。田敬仲之始生也，周史筮之，其奔齐也，齐懿氏卜之，皆知其当有齐国。篡弑之疑，盖萃于敬仲矣。然桓公、管仲不以是废之，乃欲以为卿，非盛德能如此乎？故吾以谓楚成王知晋之必霸，而不杀重耳。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，而不杀吴王濞。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，而不杀刘元海，苻坚信王猛，而不杀慕容垂。唐明皇用张九龄，而不杀安禄山。皆盛德之事也。而世之论者，则以谓此七人者，皆失于不杀以启乱。吾以谓不然。七人者，皆自有以致败亡，非不杀之过也。齐景公不烦刑重赋，虽有田氏，齐不可取。楚成王不用子玉，虽有晋文公，兵不败。汉景帝不害吴太子，不用晁错，虽有吴王濞，无自发。晋武帝不立孝惠，虽有刘元海，不能乱。苻坚不贪江左，虽有慕容垂，不敢叛。明皇不用李林甫、杨国忠，虽有安禄山，亦何能为。秦之由余，汉之金日磾，唐之李光弼、浑瑊之流，皆蕃种也，何负于中国哉，而独杀元海、禄山乎。且夫自今而言之，则元海、禄山，死有馀罪，自当时言之，则不免为杀无罪。岂有天子杀无罪，而不得罪于天下者？上失其道，涂之人皆敌国也。天下豪奸，其可胜既乎！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。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。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。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。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。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。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。武后亦以谣言而杀裴炎。世皆以为非也。此八人者，当时之虑，岂非忧国备乱，与忧元海、禄山者同乎？久矣，世之以成败为是非也。故凡嗜杀人者，必以邓侯不杀楚子为口实。以邓之微，无故杀大国之君，使楚人举国而仇之，其亡不愈速乎！吾以谓为天下如养生，忧国备乱如服药。养生者，不过慎起居饮食、节声色而已。节慎在未病之前，而服药在已病之后。今吾忧寒疾而先服乌喙，忧热疾而先服甘遂，则病未作而药已杀人矣。彼八人者，皆未病而服药者也。

轼窃谓士大夫砥砺名节，正色立朝，不务雷同以固禄位，非独人臣之私义，乃天下国家所恃以安者也。若名节一衰，忠信不闻，乱亡随之，捷如影响。西汉之末，敢言者惟王章、朱云二人，章死而云废，则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张禹、孔光之流耳。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，恣取神器如反掌。唐开元之末，大臣守正不回，惟张九龄一人。九龄既已忤旨罢相，明皇不复闻其过以致禄山之乱。治乱之机，可不慎哉！

唐玄宗、宪宗皆中兴之主也。玄宗继中、睿之乱，政紊于内，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，约己任贤，而贞观之治可复也。宪宗承代、德之弊，政偾于朝，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，将以求治，则其势尤难。虽然，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终，所以失之者一道也。齐桓公用管仲、隰朋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为五伯首。及管仲死，用竖刁、易牙，身死不得葬，五公子争立，伯业随毁。盖中人可以上下，此三君者，皆中主耳。方其起于忧患厄困之中，知贤人之可任以排难，则勉强而从之，然非其所安也。及其祸难既平，国家无事，则其心之所安者佚乐，所悦者谀佞也，故祸发皆不旋踵，若合符节。昔太宗既平天下，始任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徵，终用长孙无忌、岑文本、褚遂良。帝亦恭俭节用，去冗官，节浮费，内无宫掖侈靡之奉，旁无近幸赐予之失，贞观之治斯已过半矣！治书御史权万纪尝言：「宣、饶部中鉴山治银，岁可取数百万缗，以佐国用」。帝怒骂曰：「吾所乏忠言嘉谟，有益于民者耳。汝为御史，不能进贤退不肖，而訹吾以利，岂谓我汉桓、灵耶」？斥去不用。于是士莫敢以利言者。故房、杜诸人得效其忠力，以致贞观之盛。及玄宗，初用姚崇、宋璟、卢怀慎、苏颋，后用张说、源乾曜、张九龄；宪宗，初用杜黄裳、李吉甫、裴垍、裴度、李绛，后用韦贯之、崔群。虽未足以方驾房、杜，然皆一时名臣也，故开元、元和之初，其治庶几于贞观。然玄宗方用宋璟，而宇文融以括田幸，遽至宰相，后虽以公议罢去，而思之不已。谓宰相曰：「公等暴融恶，朕已罪之矣。然国用不足，将奈何」？裴光庭等不能答。融既死，而言利者争进。韦坚、杨慎矜、王鉷日以益甚，至杨国忠而聚歛极矣！故天宝之乱，海内分裂，不可复合。宪宗方平淮蔡，裴度未及还朝，而程异、皇甫镈皆以利进。度三上书，极论不可。帝以天下略平，欲崇台池宫观以自娱乐，镈、异揣知其意，数贡羡财以顺所欲。故度卒逐去，而镈、异皆相。不三年而祸发于宦官。盖玄宗在位岁久，聚歛之害遍于天下，故天下遂分。宪宗之世其害未究，故祸止于其身。然方镇之强，宦官之横，遂与唐相终始。可不哀哉！呜呼，太宗之恭俭，所忍无几耳，而福至于不可胜尽；玄、宪之淫佚，所获无几耳，而祸至于不可胜言。而世主终莫之悟，覆车相寻，不绝于世，盖未之思欤！

唐史官称姚崇善应变，以成天下之务；宋璟善守文，以持天下之正。斯言固二人之所长也。然应变者要不失正而后可。孟子有言：「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，则无恶于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，则智亦大矣」！唐玄宗，豪俊之君也，而崇复以豪俊事之。方其君臣遇合，天下事迎刃而解，若无足为者。虽然，以水济水，后将有不可食者。开元四年，天下大蝗，民祭且拜之，坐视食苗，而不敢捕。崇奏遣御史为捕蝗使，分道杀蝗。群臣多不以为然，帝亦疑之，而崇行之愈力，蝗亦为息。捕蝗，虽古之遗法，然遇灾而惧，修德以答天变，古之正道也。崇置之不言，而专以捕为事，已可疑矣。既而崇所亲吏赵诲以赇死，崇惧还政。时帝将幸东都，而太庙屋坏。宰相宋璟、苏颋皆言三年丧未终，不可巡幸，坏压之变，天戒也，请罢东巡，修德以答至谴。帝以问崇，崇曰：「此苻坚故殿也。山有朽壤而崩，木蠹而折，理无足怪，但坏与行会，非缘行而坏也。今关中无年，馈饷劳弊，出幸东都，所以为人，非为己也。百司已戒，供拟已具，请车驾即东。而迁神主太极殿，更作新庙，此大孝也」。帝用其言。崇由此复相。开元末，帝在东都，欲还长安，裴耀卿等皆言：「农人场圃未毕，须冬可还」。李林甫独曰：「二都本东西宫耳，车驾往来，何用待时？假令妨农，独赦所过租赋可也」。帝大悦，即驾而西。崇建东幸之计，林甫献西还之议，其意同耳，孰谓崇独贤乎？从崇之议，使人君上不畏天戒，中不敬宗庙，下不恤人言。三者皆忠臣之所讳，而崇居之不疑。何哉？其后崇、璟既没，玄宗愈老愈轻蔑群臣。方任张九龄而废太子瑛，用牛仙客则听李林甫，方嬖杨国忠而纵安禄山，则用辅璆琳，专以适己为悦，类崇有以启之也。故吾谓开元之治，虽出于崇，而天宝之乱，亦崇之所自致。此人臣之至戒也。

燕人脍鲤，方寸切其腴以啖所贵。腴，鱼腹下肥处也。故杜子美诗云：「偏劝腹腴贵年少」。

《醢人》云：「羞豆之实，𨠑食糁食」。郑司农云：「𨠑食，以酒为饼」。贾公彦云：「𨠑，粥也，以酒𨠑为饼，若今起胶饼」。郑司农云：「糁食，菜餗蒸」。贾公彦云：「若今煮菜谓之蒸菜」。起胶饼盖今炊饼，蒸菜盖今裹鲭邪？蜀人凡果蔬皆渍之醯中以为蒸餗。《周官·醯人》云：「醯人掌五齐七菹。王举，则供齐菹醯物六十瓮」。齐即齑也，岂蜀人尚有古风邪？

在旁曰帷，在上曰幕，四合象宫室曰幄，坐上承尘曰帟。凡言设大次小次者皆幄也，大次在坛壝之外，小次去坛远矣。

凡言「货贿」，金玉曰货，布帛曰贿。货自然物，贿以人功乃成。

水钟曰泽，泽无水曰薮。

上于下曰赐，下于上曰献。若尊敬前人，虽上于下亦曰献。通行曰馈，上于下、下于上及平敌相与，皆可曰馈。

《大司徒》：「里宰以岁时合耦于锄」。郑康成云：「锄音助者，里宰治处，若今街弹之室，于此合耦」。今昆阳城中有汉街弹碑。

《土训》：「掌道地图，以诏地事，道地慝」。郑康成云：「地慝若瘴蛊然」。贾公彦云：「瘴即瘴气，出于地也；蛊即蛊毒，人所为也」。

《保氏》：教国子六艺，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驭」。郑司农云：「五射，白矢、参连、剡注、襄尺、井仪也。五驭，鸣和鸾、逐水曲、过君表、舞交衢、逐禽左」。贾公彦云：「白矢者，矢在侯而贯侯过，见其镞白。参连者，前放一矢，后三矢相连而去也。剡注者，谓羽头高，镞低，而去剡剡然。襄尺者，臣与君射，不与君并立，襄君一尺而退。井仪者，四矢贯侯，如井之容。鸣和鸾者，和者在式，鸾者在衡，升车则马动，马动则鸾鸣，鸾鸣则和应。逐水曲者，御者逐水势之屈曲而不坠水。过君表者，褐缠旃以为门，间容握驱而入，轚则不得入。舞交衢者，御车在交道，车旋应于舞节也。逐禽左者，御驱逆之，车驱禽兽使左，当人君所射。凡君自左射」。故公彦又云：「此当先郑别有所见，或以义而言」。以义而言则不可，言别有所见则可，又不知公彦何依据如是训释也。

《小宰》云：「听买卖以质剂」。《司市》云：「以质剂结信而止讼」。《质人》云：「大市以质，小事以剂」。郑康成云：「质剂为两书一札，同而别之，长曰质，短曰剂，若今下手书」。贾公彦云：「汉时下手书若今画指券」。岂今细民弃妻手摹者乎？不然，则今奴婢券不能书者画指节，及江南田宅契，亦用手摹也。

《太祝》：「辨九𢷎」。𢷎即拜也。一曰稽首，拜头至地也。二曰顿首，拜叩头至地也。三曰空首，拜头至手，所谓拜手也。唐人书末言「谨空」，盖空首也。九曰肃拜，但俯下手，若今时揖（于至反）。又曰：「介者不拜」。《左氏》曰：「为事故敢肃使者」。又曰：「推手曰揖，引手曰揖」。

宋子京别纸多云：「伏奉手毕」。南人谓笔为毕，因效之，盖以为手笔耳。子京乃谓手简（《尔雅》：「简谓之毕。」《学记》曰：「呻其佔毕。」）。

上古之人夜则伏，常苦恙蛊食人心，故晨兴相见，辄相问言：「得无恙乎」？

左思《蜀都赋》云：「邛竹缘岭，菌桂临崖。旁植龙目，侧生荔支」。故张九龄赋《荔支》云：「虽观上国之光，而被侧生之诮」。老杜亦云：「侧生野岸及江蒲，不热丹宫满玉壶。云壑布衣鲐背死，劳人害马翠眉须」也。龙眼惟闽中及南越有之，太冲自言，十年作赋，三都所有，皆责土物之贡，至于言「龙目」，亦不自知其失也。「云壑布衣」，盖言临武长唐羌也。

《左传》：子产曰「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」。大死曰札，小疫曰瘥，短折曰夭，未名曰昏。

荀卿云：「蟹六跪而二螯」。其实八跪也，盖古人作语时有省不省耳。扬子云：「蟹之郭索，后蚓黄泉」。语约而寡过也。

君子以名用人者，为其信于众也。一人誉之不足以成名，必众人誉之，然后可以成名。则名者，信于众人之谓也。然士有依名而蹈利，不思行己之何如，养交取合，亦足成名者。故君子之用人，必索其实。孔子曰：「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」。试者，所以索其实也。而太史公亦曰：「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，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。言不听，奸乃不生」。则名实者，用人之大契，君子所以配仁义而并行之公道也。昔汉宣之治虽不及三代，然刺史守相辄亲见劳问，观其所由，退而考察以质其言。有名实不相应者，必知其所以然。公卿缺，则选诸所表，以次用之。故汉世多良吏，于孝宣时为多，而龚遂、黄霸之徒，皆得以良吏自见于世。元、成而下，孝宣之业虽衰，然名实之法犹有存者。故建武、永平间，郎官出宰百里，尚书令仆亦为郡守，而虞延、第五伦、鲍昱之徒更以郡守入为三公，守令之重如此。是以卓茂、鲁恭皆以县令为循吏，茂亦卒至三公。则孝宣名实非徒一时之称，盖得孔子试之之意，而后世可以循用故也。自唐以来，官在内者重，官在外者轻。故张九龄欲重刺史、县令之权，历都督、刺史然后入为侍郎、列卿，历县令然后入为台郎、给谏，而法亦卒不行。本朝之制，九品可以为县令，七品可以为郡守，则是九品之贱已当汉郎官之选，而七品之人已任汉令仆事矣。持禄处内者既无治民之责，而多进退之门；守法在外者，则数出为俗吏而不见用；就有用之者，不过由县令而居幕府，由郡守而为监司。所谓台郎、给舍、令仆、三公，未有由此途而出，则内官安得不重，外官安得不轻？是以名实相纷，毁誉淆乱，养交助合之人渐以得志，则守令如龚遂、黄霸、卓茂、鲁恭，亦何道而进？今两汉之法虽卒难行，然当体其大意，稍重郡守、县令之官。通都大邑有善政者，数加奖励，使必由县令然后居寺监，由郡守然后至台省，则人人乐于外官，赴功治职，齐民可受其赐，而寺监、台省亦将得真材，毁誉名实无所纷乱，又合孔子试之之意。盖事有不召而自至者，西汉重功名，则权奇倜傥之士出；东汉重名节，则蹈难死义之臣众；有唐尚文词，则诗歌赋颂缀文之人亦出而不绝。今果重在外之官，必由县令而后居寺监，由郡守而后至台省，则谓良吏者，亦将不期而自至。名实之论，惟所加虑。

复雠之议，疑生于乱世，而不起于治朝。夫治朝上有明天子，下有贤有司，虽陵弱犯怯而杀人者，必得而置于法，无所逃罪，尚何臣子兄弟复雠之有哉？然杀人者，国法之义不至伏诛，而臣子兄弟之义不可不雠者，治世之所有也。故《周官》有复雠之制焉，《调人》之职曰：「凡杀人而义者，不同国，令勿雠」。《朝士》曰：「凡报仇雠者，书于士，杀之无罪」。《礼》曰：「父母之雠弗与共戴天，兄弟之雠不反兵，交游之雠不同国」。《公羊》曰：「父不受诛，子复雠可也；父受诛，子复雠，推刃之道也。复雠不除害」。此书传之所与也。后之断是狱者多矣，或杀或赦，随时予夺，靡有定制。明君达士，徇其所执，往往立言，而唐史尤详。唐明皇谓：「孝子义不顾命，杀之可成其志，赦之则亏其律。人子孰不愿孝？转相雠杀，遂无已时」。陈子昂谓：「仁而无利，与乱同诛，是曰能刑，未可以训。义其节而弗诛，则废刑也。释罪利生，是夺其德，亏其义，非杀身成仁，全死忘生之节。宜正国之典，寘之以刑，然后旌闾墓可也」。柳宗元谓：「诛其可旌，兹谓滥黩刑甚矣；旌其可诛，兹谓僭坏礼甚矣。黩刑坏礼，其不可以为典明矣」。唐宪宗诏曰：「《礼》，父雠不同天；而法，杀人必死。礼、法，王教大端也，二说异焉」。韩愈曰：「子复父雠，见于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官》、子若史，不可胜数，未有非而罪之者。最宜详于律，而律无条，非阙文也，盖以为不许复雠，恐伤孝子之心；许复雠，则人将倚法颛杀，无以禁止。丁宁其义于经，而深没其文于律者，将使一断于法，而经术之士得引经以议也。复雠之名虽同，而其事各异。或百姓相雠，如《周官》所称，可议于今；或为官吏所诛，如《公羊》所称，不可行于今。《周官》所称，将复雠先告于士；若孤稚羸弱，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，恐不能自言，未可以为断于今。杀之与赦，不可一例，宜定其制。曰有复父雠者，事发具其事，下尚书省集议以闻，酌情处之」。明皇、宪宗形于诏，陈子昂、柳宗元、韩愈之徒咸著文议，则经无失指矣。子昂之议，旌诛并行，坏礼黩刑，宗元驳之明矣，不复叙言也。其馀辩议虽详，未畅礼法之意，有足论者。夫所谓雠者，非谓彼杀而我杀之也，谓君父兄弟见杀于人，不以其罪，而国法不加焉。臣子兄弟之心，义不与戴天同国也，故复雠专杀而情不失义，事不越法，圣人不以为罪。是故《礼》经无共天之义，《周官》有执杀之法。父不受诛，子复雠之，《春秋》之所可也。后世不知原圣人之意，遵经传之旨以断斯狱，据法律之阙文，因汎引杀人之例，以自疑贰；及设施龃龉，情理不安，遂至旌诛并行，渎乱彝典。礼法不明，一至于此，岂不误哉！夫礼与刑，相为表里也。入刑者必失礼，失礼者斯入刑，未有刑之所诛，礼之所与者也。复雠而死，则是与于礼而诛于刑矣，何其戾欤？法之所谓杀人必死者，非谓人不可杀，杀则死之；谓人之无罪，与有罪而不至于死者，人或杀之者也。若以雠为无罪，则既尝杀人之父兄，不得为无罪矣。雠而复之，不免于刑，是杀无罪者不用必死之法，而杀有罪者用之，非法之意矣。若曰人不可以专杀，专杀者必死；且专杀之人，法有所容，若《律》曰：「夜无故入人家，主人登时杀者，勿论」。是杀人者，法不必皆死也。夫夜无故入人家者，未必皆侵害于人；主人可以登时杀之者，有侵害于人之理也。有侵害于人之理者，杀之无罪；既侵害于人之亲者，雠之有诛，此又非用法之意矣。论杀人必死之法，则雠者先在所诛，而雠之者益为无罪。宪宗谓礼、法之说有异。张九龄不知论礼法之意，明其无罪，徒称孝烈之为可贷，故不能胜裴耀卿之徒，卒使不辜滥被诛戮。何则？孝烈之行发于人情，人情之发，有义有不义；合于义则为孝烈，不合义则迹似孝烈，而实为桀骜。法之诛释，亦因此以制之耳。父兄之死果不以其罪，子弟之所可雠也；雠其所可雠，雠之合于义者，言其行则孝烈也，论其法则无罪也。无罪之人，自非法之所治，不待举孝烈之善，然后可贷其死也。父兄之死果以其罪，子弟之所不可雠也；雠其所不可雠，雠之不合义者，言其行则桀骜也，论其法则有罪也。有罪，法之所必诛，不可以其似孝烈而屈法也。如以孝烈而已矣，则《春秋》之所谓「推刃」者亦孝烈也，苟贷之死，岂不违圣人之意，屈公议之法，长暴乱之风乎？夫公私异情，上下殊事。法者，天下之公议，上之所操，以为一世之平者也；志者，一人之私心，下之所守，以制终身之操者也。知方之士，行其志不知其他，志之所为则为之，志之所止则止之，不以旌诛贰其心。知道之君，公其法不计其私，法之所释则释之，法之所诛则诛之，不以人情易其制。复雠者未尝顾公法之可否，而径行其志。则议复雠之狱者，奚必计私心之所至，而轻重其法乎？明皇谓杀之可以成其志，子昂曰「利其生，是夺其德」，此皆私心以议公法者也，失议法之体矣。虽愚夫愚妇，出于一介，奋不顾身以死为得者，人主犹当宥之以正法，又况闻义知方之士，内激忠孝，志在报复以快冤愤之心耶？罪人既得，冤愤之气销，则其志成矣。初无意于德义之名，必死必生之事者，又焉可以黩刑而滥杀乎？韩愈谓杀之与赦，不可一例，宜集议以闻而酌处之，是亦不明礼法之意，故欲取裁于世主也。愈言《周官》将复雠先告于士者，未可以为断于今时也。至言百姓相雠，如《周官》所称，可议于今；为官吏所诛，如《公羊》所称，不可行于今，则脱矣。何者？《公羊》之所谓「父受诛」者，即《周官》之所谓「杀人而义者」也。其所谓不受诛者，则《周官》之所许复雠者也。徒以其辞因伍奢而发，故谓之诛。诛者，上施下之名也。诛之与杀，其实一而已矣。上之诛下，苟以其义，下之所当受；不以其义，则亦所当雠。不许雠之，则为人上者将依势作威，倚法以削，不可制矣。乱之大者，莫甚于此。在百姓则许之复雠，在官吏则不许，是法行于百姓而不行于官吏，非圣人用礼法之意矣，焉知《周官》之所言不兼于官吏，《公羊》之所言不兼于百姓乎？又曰：「律无条，非阙文也，以为不许则伤孝子之心，许则人将倚法专杀，不可禁止」。夫不许而伤孝子之心，则是许之；而人将倚法专杀则非。何者？雠之合于义，专杀不为乱；雠之不合于义，专杀有常刑。不为乱者释之，有常刑者诛之，尚何无禁止之有哉！由此观之，愈不达于礼法明矣，宜其无所折衷也。故曰其馀辩论虽详，皆未畅礼法之意。苟明乎礼法之意，则复雠者可以无罪矣。

唐自贞观以来，复雠者甚众，或杀或贷，罔有定制。惟柳子厚、韩退之之议，达而近于理。至柳不设惩禁之科，韩谓《公羊》之说不可施于今者，未能无憾。若张曲江，徒知孝烈之可贷，而不能陈礼法之义，为政之体，以发明时君，卒使横议见售，无辜被刑，黩滥典章，伤败风教，是为可恨。夫礼法者，先王之所以禁暴止乱，使人不失其平者也。礼有所不能制，则待之以法。故失礼然后入刑，安有礼之所善，法之所诛；法之所存，礼之所去者哉？夫人有可杀之罪，而人杀之，《周官》所谓杀之而义者也。为人子者不问其父之罪，徒以人杀其父，从而杀之，则是不达义，不畏法，桀骜暴横，肆为屠戮之人也。若是者，岂得谓孝烈而合于礼者哉！此礼之所去，而法之所诛者也。若人无可杀之罪而杀之，《周官》所谓仇雠者也，国法不加，罪人幸免，死生存亡之心不得其平，为人子者从而杀之，则是内能致其孝，而外能伸公家之法，使强暴之人不得逞矣。如是者，其善甚大，不独宜贷其死，又当旌赏，以激风俗。若曰杀人皆死，而加之以刑，则是恃强以杀无罪者见容，而殉义以杀有罪者偿死，汩陈礼法，黩滥刑诛，孰甚于此哉！苟殉《周官》之制而责其专杀，则人有伺便投会，势不及告者，自当录大遗细，以善补过，未宜以不告而致之于死也。明皇知孝子不顾命，杀之可以成其志，而不知议法者当计其罪，而不当用其志；知赦之为亏律，而不知杀之乃甚亏于律；知为人子者孰不愿孝，转相雠杀，遂无已时，而不知立法以柅其弊，使复雠而义者既从原贷，雠人之子复雠者死，自不至于转相雠杀，遂无已时矣。使九龄持此以争之，则礼法之义著，为政之体显，而人主有所发明矣；徒谓其孝烈可贷，而不言其所以，安能折拘文者之论哉！子厚驳子昂之议，辨旌诛之分，其言至矣，而未能尽于禁暴止乱之术。退之探法律之深意，析经旨之微文，其说详矣，而不知官吏所诛不当于罪者，与百姓相残无异。夫百姓相残，故为过失，得罪不同；官吏所诛不当罪者，亦有故失之辨。为官吏者故以公法杀戮无罪，则亦法之所诛矣。法之所诛者，人子雠之，何罪之有？《公羊》之说行于今日，不见其悖，此所谓未能无憾者也。若陈子昂者，曾未识礼法之旨，刑赏之体，妄肆胸臆以乱大义，所谓未可与言者也。